我的世界我的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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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去了章明基家，他妈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章明基就在那读书。那天我第一次上网，章明基让我看威斯康星大学的体育馆，当时看上去真大。
“见到你之前，我认为你有30％的机会去美国打球，”章明基说，“现在我看到你，觉得你有50％的机会。”但我还是不想去，我想打CBA。当时国内的球员中，没人有比这更大的梦想吧。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姚明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姚明的教育。所以我跟她说NCAA是怎么运作的。我主要是想帮自己母校的篮球队。所以，我当然给他们看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我觉得激起了他们一些兴趣。那时候，包括姚明自己，没有人指望他打NBA。我知道姚明是通过我的太太Angie，那以前我没听说过他。我们不是表亲，Angie和姚明才是。她和姚明妈妈是远房亲戚。活又说回来，只要你要愿意的话，谁都可以称为表亲，是不是？事实上，我和姚明互称表兄弟另有原因。那天我们见面，是因为几个月前，我偶然从姚明的一个表亲那里听到，姚明需要球鞋，所以我提出帮他在美国找，带回来给他。鞋子很难找，也许赛季中会好找一些，但也难说。我几乎找遍了麦迪逊市所有鞋店，又找了密尔沃基和芝加哥的一些鞋店。最后，一个朋友在威斯康星很偏僻的地方有一家鞋店，他同意去耐克的圣路易斯仓库找一双给我。是上一年的款式，但我想姚明肯定不会在意。
姚明和他妈到我爸妈在上海的家来取鞋。那是1996年，他骑自行车来。我知道他已经超过2米10了，因为我有一个童年的记忆——是关于姚明爸爸的队友，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我们的老房子是30年代造的，那个人约2米06，他进来的时候，门框就在他头上，但他还不需要低头让一下。姚明进来的时候得低头避让。我问他关于篮球的目标，很明显他没怎么想过NBA。他有点害羞，更担心的是如何在上海队生存下去。他妈妈更担心教育问题，不希望他最后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员，处境艰难。中国的学校体系某种意义上让运动员人生错过许多。姚明妈妈问我许多关于大学的问题，我想，我也为大学做了些宣传。瞧，我在帮威斯康星大学队招兵买马，如果他有NBA的梦想，我就会试着打消。我说，你看，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有这么多球队，欧洲有这么多球队，每年他们都有资格参加选秀，可只有60人入选，其中只有不到一半人可以坚持3年以上。所以你的机会不大。你应该听妈妈的，优先考虑教育。如果你能打NBA，最好，如果打不上，还有后路。
那时，中国球员没人想到去NBA打球。我们当时最好的职业球员是胡卫东，但他不可能进NBA。他是CBA的大前锋。他的膝盖受了伤。如果膝盖没受伤，他能打小前锋或得分后卫，这样他的水平能够得上进NBA。他不高大，但很强壮，巴特尔也动不了他。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强壮。或许，中国的南方就好比美国的西海岸，北方就好比美国的东海岸。但胡卫东来自南方很远的地方，他是一个例外。
斯蒂夫·弗朗西斯（休斯顿火箭队后卫）：我所认识的在中国打球的球员从不谈论姚明。他们经常谈到胡卫东。所以有一次找到姚明，我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胡这人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他像麦克尔·乔丹。”
“他一般般，”姚明说。“一般般”是他的口头禅。
我问，“你是指什么意思？”我本来想问的是胡卫东过去怎么样，他以为我问的是胡卫东当时的水平。
“我爸爸还在打球的时候，他是新手，”姚明说，“现在他年龄大一些了，不如过去，但几年前他是很棒的。”
就像我说的，姚明很注重细节。以后你问他什么可得小心——他会咬文嚼字，跟你说上一大通。
特里·罗德斯（耐克前任中国市场主管）：1996年夏天，耐克中国公司从广州搬到了上海，所以我看准了姚明。我们与CBA签了赞助协议，为所有甲级队提供球鞋和运动服。所以，那年秋姚明所在的上海大鲨鱼队从乙级晋升到甲级，我们感到很兴奋。这样我们有了一支在自己大本营的球队。
我不仅和姚明会了面，还跟他对打过。我们公司有一支由员工中的中坚力量组成的球队，每周都在当地的体育馆练球。为正式开始耐克与大鲨鱼的合作，我们邀请他们打一场比赛。大鲨鱼队员上场，我们觉得他们很一般嘛——大多数只有6英尺4（1米93）左右，少数几个有6英尺8（2米03）。最后出场的是姚明，当时他已有7英尺3（2米21），体重230磅。我们开玩笑说，他的胳膊和腿细得像筷子。他在做伸展热身时，我们又私下小声说，他可能又是像一座大山一样，光有高度，没有技术。
然后姚明上场了，一次次地跳投拦截。他不停移动后撤，不停地断球。我们队里没有专业选手，我们像小孩一样被耍得晕头转向。那时，我们断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要清楚，那是在1996年。之前，中国只产生了一名在NCAA（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甲级队的球员——马健，他在犹他州大学打了两个赛季（92‘和93’）。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耐克在比弗顿的篮球鞋工厂快递了几双为阿龙佐特制的球鞋，我猜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们这里会有球员穿这些鞋能和阿龙佐一样合脚。
第六章 我和刘炜的训练营
在两个星期里，教练将钱带走了。两个小孩只有100美元。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回来时，我们饿得皮包骨。
1997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耐克的巴黎训练营。蒂姆·哈达威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美国球员，他后来成为NBA的明星。他看上去和我们其他人都一样——两只手、两条腿，一个脑袋，只是，他好快，尤其是运球的时候，他的步伐和手都很快。他会挑战每个人和他一对一，直到他累得打不动为止。我不记得他是不是营地最好的球员了，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篮球打成什么样才算好。营地有85个球员，我的编号是第85，你自己想那意味着什么吧。那时候我不担心蒂姆·哈达威有多好，因为我想的是在CBA打球，反正以后不会再碰到蒂姆·哈达威那样的人。
姚志源（姚明父亲）：巴黎之行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只去了6天，但学了很多。不是关于篮球的，而是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篮球世界的位置。他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球员，而且他们打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和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相比位置怎样。他想，“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了巴黎，他知道了什么是可能的，踏出国门前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在巴黎发现了篮球的境界，去美国的时候，他做得更多的就是改进自己以达到他在巴黎看到的水准。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跻身NBA是在1998年，那时我18岁，在美国打了2个月球回到国内。我从未想到我能打得那么好。知道为什么吗？那以前，我在中国打球的对手都比我大得多，在青年队时对手大我两三岁，在17岁进入大鲨鱼队时对手大我五六岁。这让我打得很费力，因为他们长得比我壮，球龄比我长。在美国，我终于和自己同龄的人打球了，感觉很不一样。
美国之行是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开始的。而后，刘炜和我前往达拉斯加入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的一支叫High Five的球队。这支球队在全美四处巡回，参加锦标赛。在巡回比赛时，球队可以从任何地方挑选球员到他们队里。现在不同了，球队只能从其所在城市100英里范围内挑选球员。我在达拉斯第一次见到泰约·约翰逊，他现在是奥克兰突击开拓者队的边锋……我们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朋友。
泰约·约翰逊（姚明训练营的队友）：我是搭乘红眼航班来到达拉斯的。到了酒店，报上我的名字，前台的小姐说，“噢，你跟那个大个子的中国帅哥住一起。”我咯噔了一下，“什么，我参加了外国交换学生的球队？”我走到客房，敲门没人回应，我就用钥匙开门。这时，姚明给我开了门，他穿着内衣，是白色紧身的。在门口我只能看见他的下巴。他和刘炜已经睡下了。他让我进门后，就回到了床上。他们为我铺好了一张小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妈，小声说，“有个7英尺6的家伙在我房间，他是中国人！”我妈说，“哦，中国人可真能长个啊。”直到第二天练习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本事如何。球场上我发现——这家伙还真是厉害。
在那两个月里，我到处打球——达拉斯之后去了佛罗里达的斯泰森大学；印第安那波里斯的耐克营；奥兰多、圣地亚哥、菲尼克斯、奥古斯塔、佐治亚的AAU（美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夏季联赛或锦标赛，圣塔芭芭拉的迈克尔·乔丹营。大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要去哪里。在斯泰森我每天和乔治敦的中锋李·斯克拉格斯一起训练，他现在在NBDL（美国篮球发展联盟）打球，是NBA的次级联赛。我们的教练是塔兹·洛克，在作了多年大学教练后，他那时刚开始给开拓者队作球探。
在圣地亚哥，我为High Five队打最后一次球。我们住在美国国际大学，就在High Five夏令营所在的高大建筑物隔壁。隔着高速公路的对面是个军事基地，每天早上从大学走到High Five体育馆的路上，我们都看到战斗机起降。
在圣地亚哥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打球。他只有15岁，人们已经说他能打NBA。他对着我灌篮，球打得非常好，但我防守很好，跳投也已经很不错。我比他大3岁，从那以后我就想，“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打入NBA。”
在圣地亚哥之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但我们还是每晚打球。我在上海家中的奖杯陈列柜中有两张我和乔丹的合影。一张是他和营地每个球员及工作人员的集体照，另一张中，我正往场外走，他拍了拍我的背，我在笑，但看上去很瘦。一个原因是整整2个月我只有200美元用，刘炜大概带了150块。前两周，我们什么都不用付钱，大鲨鱼的总经理李耀民照顾我们。但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耐克训练营之后，他回国了，把他的钱都带走了。我们两个中国小孩没有钱，完全自己管自己，继续在奥古斯塔、乔治亚、奥兰多等地打球。
因此，在两个星期里，我和刘炜光是吃99美分一个的双层干酪汉堡包，以及旅馆里每天供应的免费早餐，我们每天都要很早跑去吃。
另一位教练从中国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说：“你看上去皮包骨头。”
“当然了。”我说。
刘炜（姚明队友）：其实，姚明每天吃2只干酪汉堡包，我只吃1个。我受伤了不能打球，所以我们决定，让他多吃一点。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球员自己付饭钱，也许他以为像中国一样，每个酒店都有免费自助餐给球员，或者球队会包揽所有费用。我希望他是那样想的。我们的钱用完后，High Five的教练里尔·尼克斯借给我们每人100元。里尔只有5英尺6（1米68），那时我不会英文，就叫他“小教练”。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还得还他100元。
终于飞回上海，许多媒体等在机场的出口。出去两个月，我没理过一次发，头发很长。虽然我在圣地亚哥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还是很瘦。长头发加上皮包骨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时，我想，“这真是我吗？”
被水上摩托拖在后面，是我落后刘炜的仅有几次之一。说到篮球，我通常领先一步。入选上海青年队我比他早几个月，入大鲨鱼我们时间差不多，但我一去就首发上场，而他坐了一阵板凳（我总是首发但打不了太久）。只有入国家青年队他比我早一年，因为青年队已经有了王治郅打中锋。王治郅升入国家队后，我才进了青年队。我在青年队打了一年就升入国家队。我进入了国家队三年后，他才入选，因为国家队已有了很多防守。在哪个队打球或者是否在一起打球，对我俩来说都没关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我看美国大片《兄弟连》的时候，就想到和刘炜一起一级级球队晋升的历程。许多人一起开始，但一个走了，又一个，再一个，最后，只有少数人留下。留下的越少，就越特别。
我激励他，帮他升到我这一级球队。我会给他看我的球衣。他先入国家青年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激励我的，对我刺激很大，因为那是第一次我们中的一个穿上印有“中国”字样的球衣。
“看到吧？”他说，一边给我展示国家青年队的球衣，“感觉好极了。”
1998年秋天，也就是在美国一起度过的夏天那两个月之后，我们同在国家青年队打球，但之之后，我跟国家队一起训练，他们出发去打亚运会的最后一天，把我裁掉了。
在那以前刘炜和我一起打球已经很久了，我们常一起谈论篮球。1997年我们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两人之间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没人这么说，但我和刘炜都相信。在和刘炜一起打球的岁月里，我们总共只吵过一次架。那是在97－98赛季，我们输掉了一场和江苏龙队的比赛。我跟他说他本来该怎么怎么打，他也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争吵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很快就重归于好，这件事最终还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第七章 商业的故事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迈克·科尼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和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就坐在那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
2001年我决定不参加NBA选秀，但感觉有些失落。那年王治郅去了NBA，成了第一个进入NBA的中国球员，他是在1999年选秀中以第36名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的。那是我想去NBA的真正原因：因为王治郅是凭他在2000－2001赛季最后几场的表现，最终得以加入小牛队的。但我想，“一切并未结束。我仍然有机会。我只有21岁，明年还可以去。”
我本来也是可以和王治郅一样参加1999年选秀的。大鲨鱼球队一位重要官员——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我们称他X先生吧——真正地推着我参加1999年的选秀。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那是X先生一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大鲨鱼的老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意愿。
说实话，那时我也不想去。我的梦想是加入国家队，和王治郅一起打球，拿亚锦赛冠军，在CBA打球，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也拿一个冠军。
但X先生说，常青公司（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体育经纪公司）花了很多钱在机票、酒店食宿上，派了一个人飞来上海和我签合同。所以我们就在上海的东视大楼会了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在场的只有X先生、我父母和我。他们谈了很多关于钱的事情，经理给我看了一份合同。现在我知道一份普通的NBA合同有两三页纸，NBA规定经纪人不能拿超过4％的佣金。常青经纪公司给我的合同只有一页半纸。合同中说，常青公司将从我收入中拿走33％——包括NBA合同收入、广告及所有其他收入。当时我无法了解到，这不是一份正常的合同。
我们谈了4个小时。一回到家，X先生的电话就来了，问我觉得合同怎么样。我说我不想签。他说：“这对你可是个好机会。你会在选秀第一轮被挑中的！”
三天里，他们几乎每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关了手机他就打到家里来。你们要知道，我那时才19岁，又是队里地重要领导要我签约。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那时不想跟常青公司签约，也不想去NBA，但我也不想损害自己在中国的前途，我不知道X先生会做出些什么。我那时有这种感觉，上海大鲨鱼队可以控制住我，我像是他们手中可以出售的物品。因为是X先生说话，我以为大鲨鱼队的意思也是这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只是X先生个人的意愿。
常青公司和X先生一直让我去该公司的经纪人迈克·科尼下榻的酒店，“我们谈谈吧。”他们说，我就和父母一块去了，他们留住我直到凌晨3点，我就坐在那听他们说。我觉得自己没有选择——要么签约，不然他们不会让我走。如果不签约，不知道我的篮球生涯会怎样。于是我就签了。当我们离开酒店的时候，我妈说，“我觉得我们刚把自己卖了。”后来发现NBA可以中止这份合同，我马上就这么做了。
比尔·达菲（姚明经纪人）：在99年姚明被迫签约的第二天，耐克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他们非常沮丧、愤怒、烦躁。“让我先看一下合同，”我说。我看了合同，告诉他们让NBA球员联盟参与此事，因为姚明有自己的权利。球员工会的主席比利·亨特看了合同说，这太荒谬了——姚明不必上交那么多钱，有相关的条例和规定，等等。然后他们让我征询法律意见，我找了两个律师看这份合同，他们都认为合同无论从球员工会角度，还是作为法律文件本身都是无效的。那是一份个人服务合约，姚明有权终止它，于是姚明这样做了。
我们真的做好了准备让姚明参加2001年选秀，但出了常青公司的事情。尽管姚明撤回了合同，他们还是宣称与他还另有一份合同。这样，把大家都吓跑了，大鲨鱼又不放他——那是姚明的低潮，一切都准备好了，势头在那，他兴致勃勃准备去美国，但又惹上常青合同这样的麻烦，让他未能成行。
我还记得常青公司合约的内容。说他们会带姚明去美国，保证给他提供食宿、汽车、英文课、驾驶证、公寓和手提电脑，而他们提取33％的收入。我后来发现他们连NBA经纪人资格都没有。
赢得CBN冠军后，我10天都没碰球，没时间，人人都想见你，拍照，吃饭，举办晚会。全队都得分头去做这些事。我去美国的航班被迫推迟了2天。就是说没能早到2天，调整13小时的时差，我星期一早上离开上海，当天晚上到了芝加哥。从洛杉矶去芝加哥的第一班航班还取消了，我很晚才到O‘H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