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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曹操秘史-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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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超想用姜叙的母亲作筹码与杨阜、姜叙谈判,姜母痛斥道:“你这个背弃父亲的逆子,杀害守君的贼人,天地岂能容你,不早点去死,还有什么面目活着?”姜母就是故意要激怒马超,然后求得一死。马超大怒,果然把她杀了。
  后来马超无可奈何,下令一把火烧了历城,之后由武都郡进入汉中,向张鲁求救去了。
  第二年(214年)春天,马超从张鲁那里借了一些人马,重新杀回来,试图夺回凉州,姜叙迅速向长安的夏侯渊求救。有人建议夏侯渊先向邺县汇报后再做行动,但夏侯渊认为长安到邺县来回四千里,等接到命令时,姜叙那边肯定坚持不住了(公在邺,反覆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攻急也)。
  夏侯渊说得没错,但这个想法为何不出现在一年前?去年春天,马超围攻冀县,前后长达八个月之久,夏侯渊居然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一个很费解的谜。
  这一次夏侯渊行动很快,他让张率五千人先出发,从陈仓(今陕西宝鸡)入凉州,他自己督运粮草紧跟其后。
  张过了陈仓,在渭水上游遇到马超所部,马超率领由氐人和羌人组成的联合兵团共数千人来攻张。但仅刚一接触,马超就败了下来,等夏侯渊大军开到,原来表示效忠马超的凉州西部各县全部投降。
  马超无奈,只得再次逃往汉中,从此不再做反攻凉州的打算。
  至此,包括汉阳郡、武都郡、安定郡、陇右郡等在内的凉州大部宣告平定,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收获。为表彰此战有功人员,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连封十一个人为侯。作为第一功臣,杨阜自然在封侯之列,曹操准备封他为关内侯,但杨阜却上表辞让。
  曹操对此表示不接受,亲自给杨阜写信要他接受。杨阜后来担任过益州刺史、金城郡太守、武都郡太守等职,曹丕继位后到朝廷任职,担任过将作大匠、少府卿等职,以直言恳谏著称。刘晔评价他有“公辅之节”,陈寿评价把他跟汉初名臣汲黯相提并论,称他“刚亮公直,正谏匪躬”。
  【七、设立雍州】
  马超跑了,但韩遂还在,凉州还不算完全平定。马超第二次起事,自始至终没有看到韩遂的影子,他还在凉州吗?
  答案是: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韩遂一直都在凉州。
  渭南大败后,韩遂也逃到回了凉州,在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附近活动,和马超相比,他的斗志不那么强,还始终抱着有朝一日与曹操和解的幻想,但又觉得不那么切合实际,在马超积极活动进行反攻的时候,韩遂虽然没有反对,但态度一点都不积极。
  阎行的事前面做过交代,他的父亲还在邺县。大约在马超第二次起事之后,已身在邺县的曹操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卫尉马腾以及包括马腾两个儿子在内的马家数十口全部诛杀,一同被杀的,还有韩遂的儿子。
  曹操没杀阎行的父亲,只是把他关了起来。据《魏略》说,曹操亲笔给阎行写了一封信说:“我看韩遂的所作所作,十分可笑(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我前前后后给他写了不少信,信中无话不讲,到了这种地步还如何忍耐?你的父亲知晓大义,目前很平安(卿父谏议,自平安也)。即便如此,牢狱那种地方不是赡养父母的只所(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况且我也不能长期为你赡养父亲呀。”
  曹操给阎行说得很明白,他的父亲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不能等得太久。韩遂见曹操不杀阎行的父亲,担心阎行有二心,于是强迫阎行娶了自己的女儿(闻行父独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强以少女妻行)。韩遂让阎行担任西平郡太守,在那里发展势力。阎行却趁机向韩遂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取胜,带领家人逃往东方,后来见到了曹操,曹操封其为列侯。
  据《魏略》说,阎行向韩遂发起攻击时,韩遂彻底伤心了,他对另一个叫成公英的心腹说:“大丈夫遇到危难,祸患的根源居然从婚姻开始!如今连亲戚都要背叛我,人马又少,看来只能从羌中向西南去投奔蜀地了。”成公英劝他:“将军兴兵数十年,现在虽然遇到挫折,哪能放弃自己的门户投靠他人?”韩遂说:“我年纪大了,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吾年老矣,子欲何施)?”成公英说:“曹操不可能亲自从远方赶来,这也就是姓夏侯的主事而已。夏侯的人马追不上我们,又不能在这里久待,我们暂时在羌中修养修养,等待他离去,然后聚集以前的人马,我们还会有所作为的。”
  韩遂接受成公英的建议,带随从男女数千人到羌人那里,由于他向来对羌人很好,羌人愿意保护他。
  这时大约正是马超自汉中杀回、夏侯渊率军救援姜叙的前后,后来马超再次败走,而夏侯渊大老远来了一趟,什么都没干,有点不甘心,想顺便把韩遂收拾了。
  据《三国志夏侯渊传》记载,当时韩遂驻扎在汉阳郡冀县以北的显亲,夏侯渊发起攻击,韩遂不敌逃走,夏侯渊缴获了不少韩遂的辎重粮草,同时展开追击,一直追到略阳城,此地在显亲县东北方向不远。
  对于下一步行动,夏侯渊手下诸将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该攻击略阳,有的认为应该攻击兴国的氐王。夏侯渊认为韩遂人马虽然不多,却都是精兵,而兴国城池坚固,不能立即得手,所以应该攻击长离一带的羌人(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
  夏侯渊的判断是,直接攻打略阳不划算,而韩遂部下与长离诸羌关系密切,很多人的家眷都在长离,攻击那里韩遂必救无疑,在运动中可以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可必虏也)。夏侯渊留下人守辎重,自己率轻兵直趋长离,韩遂果然率部来救。这时,敌众我寡,诸将看见有点担心(诸将见遂众,恶之),想结营与敌人打持久战。夏侯渊说:“我们辗转千里,士兵们已经很累了,再修筑营垒,士兵会更疲惫。敌人虽然很多,没有什么可怕的(贼虽众,易与耳)。”
  夏侯渊下达攻击令,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擂鼓,曹军将士个个用命,最后大败韩遂军,缴获了敌人的指挥旗,之后得胜而回,又攻克略阳。长离和略阳得手后,夏侯渊又率军进攻兴国,一直驻扎在兴国的名叫千万的氐王逃奔至马超处。夏侯渊又转击高平的屠各族首领,把他们打败,缴获不少粮谷牛马。
  在陇西郡有一个地方叫罕,位置大约在今天甘肃省临洮以西,这里有个叫宋建的人,趁着凉州大乱,自称“河首平汉王”,任命了丞相等官员,像袁术那样做起了土皇上,已割据长达三十余年。曹操下令夏侯渊趁着连克马超、韩遂以及众氐王、羌王、屠各王的声威,远击罕。
  夏侯渊率张深入陇西郡,灭掉了宋建的独立王国,同时渡过黄河上游,进入小湟中一带,黄河西岸各羌族部落全部投降,陇西也宣告平定。
  曹操专门向夏侯渊发来了嘉奖令:“宋建作乱三十多年,夏侯渊将军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敌,正如孔子所说的‘吾与尔不如也’。”
  到这个时候,凉州全境可以说基本平定了,马超到张鲁之后的事下面再说,韩遂的下落史书没有明载。在裴松之注《三国志张既传》时,引用了《魏略》一段话,其中提到略阳之战结束不久,韩遂就死了,是死于战斗,还是死于疾病,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博大而神奇的凉州已经掌握在曹操的手中,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没有付出特别大代价的情况下,平定了关中,得到了凉州,收获十分巨大。
  曹操命令夏侯渊仍撤回长安,授予他“假节”的特权,统筹西部地区的军务。同时下令撤销凉州建制,改设雍州,刚刚就任长安特别市市长的张既被任命为雍州的首任刺史,统一管理关中以西地区的政务。
  据《三国志张既传》记载,张既临上任前专程赴邺县听取曹操的指示,曹操笑着对张既说:“你这次回到家乡,可以算得上衣锦还乡了吧(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曹操这样说,是因为张既是冯翊郡高陵人,也在雍州辖区内。张既能在家乡当父母官,说明汉末的“三互法”早已荡然无存了。
  第五章 王者之路
  〔为了回应大家的猜疑,曹操以通令的形式告诉人们:他不想当皇帝。但是,按照现有的体制,曹操的爵位最高也只能是个县侯,拿董昭的话说他只能跟手下的将领们同列。为此,在不称帝的情况下不断突破现有政治体制,就成了曹操晚年最乐意做的事。〕
  【一、九锡】
  建安十七(212年)正月,五十八岁的曹操从关中回到邺县,此次由他亲自指挥的远征取得了大胜,邺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四年前赤壁之败的阴霾逐渐被冲淡。
  远在许县的献帝刘协下诏,赐给丞相曹操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关于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本书第一部中已作过介绍。
  按照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要站一个司仪官,把大臣的官衔和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曹操去见天子,司仪官就要喊:“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曹操,参见皇上。”然后曹操就要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见到皇帝为表示恭敬,老远就得一路小跑过来,这就是“趋”。另外,见皇帝既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穿鞋子,表示诚惶诚恐。
  现在曹操拥有了三大特权,皇帝的司仪官喊完“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的时候可以省略曹操的名字不喊,这就是“赞拜不名”;老远见到皇帝也不用一路小跑,可以端个架子慢慢走,这就是“入朝不趋”;上朝的时候别人光脚板,自己可以穿鞋,而且可以佩带武器,这就是“剑履上殿”。
  这种无聊的形式主义却是那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获得这些殊荣的人定然是人臣之极,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拥有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多。
  献帝同时下诏,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三县,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四县,钜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三县,广平国的任城县,赵郡的襄国、邯郸、易阳三县,以上共十四个县,都归划魏郡管辖(以益魏郡)。魏郡原来已有十五个县,已属大郡,现在辖区的县有二十九个之多,成为天下第一超级大郡。
  这件事应该是在曹操主导下进行的,其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深意。果然,这一年十月,担任丞相府参谋长(军谋祭酒)的董昭突然提出了一项建议,搅动了邺县和许县两地的政坛。
  作为曹操事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董昭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曹操立下大功,深得曹操的信任。作为非汝颖出身的士人,董昭地位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在曹操心目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董昭的建议是恢复秦汉之前的五等爵制(宜修古建封五等),由天子封曹操为魏公,同时赐曹操九锡之礼。
  五等爵是指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不同的爵位,公爵为最高,男爵最低。在秦汉以前实行的就是这样的爵位制,它们都是世袭的,有了爵位才能被称为贵族,享受不同的特权。
  世袭制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奖勤罚懒,有点吃大锅饭的意思。到了秦朝,为鼓励大家英勇作战,世袭制被改成了军功制,爵位不仅可以世袭,也可以依靠军功取得,同时爵位还被细分成为二十级。这一招很管用,士兵们在战场上不怕死,心里就是有这个东西在支撑着。汉朝因袭秦制,爵位同样分为二十级,最低的一级也就是第一级叫公士,第二级叫上造,到第十九级时叫关内侯,第二十级也就是最高的一级叫彻侯。
  汉武帝刘彻当皇帝后,为了避讳,改“彻侯”为“列侯”。列侯又分为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一般来说,爵位到了县侯这一级,也就到顶了。
  与秦汉以前爵位制不同的是,汉代的爵位没有“公”这一级,却有“王”,在春秋战国时代,“王”是唯一的,即周天子,周天子之下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这些“公”。秦汉以后有了皇帝,皇帝之下虽然没有“公”却有“王”,“王”之下是二十级军功爵位。
  说起来汉代爵位体系更丰富,等级更多,但为什么还总有人想变回去呢?说起来,这都是刘邦弄出来的事。
  刘邦当上皇帝后开始封了不少异姓王,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但好景不常,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人都先后搅进叛乱而被杀。刘邦后来明白了,敢情打江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坐江山却有强烈的排他性,于是在晚年搞了一个“白马盟誓”,约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这样虽然为刘氏子孙办了一件好事,但却断了其他人向上进步的希望。比如说曹操,无论军功还是实力,放在汉朝初年一点都不比韩信、彭越差,但也只能被封为列侯。
  这就是董昭提议恢复秦汉以前五等爵制的背景。不是那一套办法更好,而是现行的这一套太不行,通过恢复五等爵制,等于废除了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进而推翻刘邦订下的“白马盟誓”。
  但是,这不是小事,它要动摇三四百年来汉朝的国统,在当今天子事实上已形同傀儡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在董昭的建议里还有一项内容,就是“九锡”,这一套东西更为复杂繁琐,但又更让人趋之若鹜。
  这里的“锡”不是元素周期表上“Sn”表示的那种金属,而是一个通假字,它通“赐”。“九锡”就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以及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九种器物,用来表示礼遇或特权,具体说其实是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和鬯,是古代。
  这九种礼器都很特别:车是特制的,分别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用八匹黄马来拉;衣服是“衮冕之服”,配套的有叫“赤舄”的鞋子一双;乐器里包括定音和校音的器具;朱户是允许自家住宅装修红漆的大门;纳陛是进宫殿时可以走特别凿出的台级,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是天子的卫士;弓矢包括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有一百副彤弓矢,一千副玄弓矢;斧钺是一种大斧,在上古年代不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而且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鬯是用黑黍和郁金草酿成的一种稀有的酒。
  这些东西并不太值钱,但是拥有它之后就意味着享受了极高的荣誉和特权,出门可以乘坐天子的专车,穿着天子的衣服,警卫员也是从天子身边调来的,进宫走的是贵宾通道。除了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之外,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特权,专用的弓箭意味着有权征讨叛逆,斧钺意味着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这九种东西只能由天子赏赐,再有钱也不能自行置办。天子也不会随便给人,只能赏赐给那些为国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而且这九项内容通常不会一块儿赏赐,因为人臣如果得到全部这些特权,那他从形式到内容也就与天子相差无几了。
  董昭是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之前有没有向曹操请示过或者接受了曹操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曹操对董昭这项提议的反应,在《三国志》的《董昭传》《荀传》以及《献帝春秋》里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董昭传》记载,曹操得知董昭的建议后表示反对,他说:“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这让我如何面对众人呢(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董昭劝道:“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人像明公您这样的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却又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不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卫)。”
  而据《三国志荀传》说,董昭等人为此事专门秘访荀,但是遭到了荀的反对。荀认为曹操兴义兵的目的是匡扶朝政,怀持的是一颗对汉朝的忠贞之心,故而董昭等人的提议不合适(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的观点很快被曹操知道,曹操相当不高兴(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根据《荀传》的暗示,这项提议没准是曹操本人发起的,董昭只是跑腿的。正式提出前,由董昭以及其他人出面还做了很多人的工作,因而荀的反对意见曹操很快就知道了。
  《献帝春秋》支持《荀传》的说法,它还收录了董昭专门为此事写给荀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周公、吕望在世,正当姬氏强盛,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业,辅助幼小的成王,功勋与曹公现在差不多(功勋若彼),他们仍然接受了很高的爵位,赐土开疆(锡土开宇)。到田单在世时,率领强大齐国的军队,为报仇进攻燕国,攻下了七十座城,迎立齐襄王。齐襄王加赏田单,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的良田。前世对待功臣,都是如此厚赏(前世录功,浓厚如此)。现在曹操公面对海内倾覆,汉室宗庙焚灭,他亲自披坚执锐(躬擐甲胄),四处征伐,栉风沐雨,已经有三十年。他扫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得以继续被天下人奉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曹公相比就像土丘与高山,无法相提并论。可如今曹公只是与诸位将军同列,封侯也只能给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之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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