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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龙的传人-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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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先也不是一个数学专有名词,而是个虚词,意思是“多少”。比如三国时曹操那首著名的《龟虽寿》诗,有这么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里的“几何”就是多少的意思。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用它来称呼这门数学分科的呢?这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年)出生在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徐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当时的法华汇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二十岁考中秀才以后,他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常常默对孤灯,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1594年,徐光启在韶州(今广东韶关)教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来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土郭静居。在郭静居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又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了。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农民起义到处发生;正在东北崛起的满洲贵族,又不时对明朝发动进攻,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象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徐光启富于爱国的热忱,他希望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帮助国家富强起来,使天下的黎民过上“丰衣食,绝饥寒”的安定富裕的生活。因此,他认为不仅应该认真总结我国古代的科学成就,还应该很好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取长补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同郭静居交往的时候,徐光启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向他请教。1600年,他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即专程前往南京拜访。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原名叫玛太奥·利奇。他从小勤奋好学,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都很有造诣,而且擅长制作钟表、日晷(gui鬼,日晷是古代一种测定时间的仪器),善于绘制地图和雕刻。三十岁从神学院毕业,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中国来传教。他为了便于同中国人交往,刻苦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古代文化,换上中国的服装,按照中国的礼节和风俗习惯进行活动,还为自己取了利玛窦这样一个中国名字。
  徐光启见到利玛窦,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希望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利玛窦看他是个读书人,也想向他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并热衷发展他为天主教徒,就同他交谈起来。他们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临别的时候,利玛窦对徐光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请求未置可否,却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可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解释天主教义的书。徐光启心里明白,这是要他先加入天主教,然后才肯向他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后来,他经过三年之久的慎重考虑,为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就全家加入了天主教。
  加入天主教的第二年,四十二岁的徐光启考中进士,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在北京住了下来。而利玛窦在同徐光启见面的第二年,也来到了北京。他向明神宗贡献礼品,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在宣武门外置了一处住宅,长期留居下来,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你来我往,彼此慢慢熟悉了,开始建立起较深的友谊。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爽快地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利玛窦每两天讲授一次,徐光启总是准时到达,不论是朔风怒吼,还是大雪纷飞,从不间断。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他感到,我国的古代数学虽然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千百年来一直受到经验实证的限制,未能很好地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如果能把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介绍过来,对我国数学的发展将是很有好处的。于是,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是徐光启却很有信心,他认为只要肯下功夫,多动脑筋,仔细推敲,反复修改,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从1606年的冬天开始,他们两人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每天晚上,他们坐在灯烛之下,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有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复数次,直到认为满意了,再接着译下一段。徐光启对翻译非常认真,常常是到了深夜,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地就忙到天亮。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从大雪纷飞的冬季忙到来年桃李花开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徐光启想一鼓作气,接着往下译,争取在年内译完后九卷,但利玛窦却主张先将前六卷刻印出版,听听反映再说。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象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清初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徐光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特别是《农政全书》这部巨著,在我国和世界科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后世的人们,为了纪念徐光启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就把他的家乡法华汇改名为徐家汇。
  四十六、“铁背山头歼杜松”
  ──萨尔浒之战
  张习孔
  在现在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有一座形势险要的山,名叫萨尔浒山。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次战争以明军惨败、后金(即后来的清王朝)军大胜而告终。一百六十年后,乾隆皇帝为颂扬其祖先的开国战功,特在萨尔浒山腰建立了一座《萨尔浒之战书事》青石碑,并亲笔题下一首诗:“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hui灰,指挥)黄钺(yue阅,古代兵器)振军锋。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诗中提到的杜松,是明朝的骁将,在这次战役中,他骄傲轻敌,全军覆没,自己也战死沙场。从此以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萨尔浒之战是怎样发生的呢?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辽东守将李成梁贪污跋扈,国家的军费大部被他吞没,使辽东武备日益废弛。这时居住在今吉林东北部牡丹江、绥芬河地区的建州女真,一天天壮大。公元1613年,在其杰出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年)的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女真族内部的统一,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建立了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为了向内地掠夺和扩张势力,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明中央政权。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以此为口实,告天誓师,对明朝发动了进攻。“七大恨”的第一恨,是说明朝杀害了他的父亲和祖父。原来1574年(明神宗万历二年);建州右卫首领王杲(gao稿)带兵进攻辽东,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王杲投奔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流域)哈达部王台,王台把他缚送到李成梁那里,被李成梁磔(zhe哲,古代的一种酷刑)死了。1583年,王杲的儿子阿台为父报仇,占据古勒山寨(在今辽宁新宾附近),反对明朝。李成梁利用明朝扶植的苏克素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军攻打阿台,阿台困于古勒寨内,被部下杀死。明军攻入寨内,对战败者全部屠杀,连前来劝说阿台降明的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都是王杲的部将),也被杀死了。因此,这就成为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一个主要借口。其他几条,不外是说明朝偏袒他的对手女真族的哈达、叶赫部(均为海西女真部落)。
  努尔哈赤在发布誓师词后,亲自率领大军二万人,分两路进攻抚顺。在进军前,他向全军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匆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故者匆妄杀。”同时颁布《兵法之书》,修器械,严军令。一切准备好了后,于四月十四日,命将出师。
  抚顺城濒临浑河,是建州女真同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常来这里贸易,因此这里的山川地理形势,他了如指掌。当时明朝驻守这里的是游击李永芳,以前努尔哈赤也曾同他打过交道。努尔哈赤派出先遣部队假冒商人来抚顺扣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然后后金主力乘机突入城内,捉住守将李永芳,抚顺遂不战而下。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又攻占东州(今沈阳东南)、马根单(在赫图阿拉西南)两座城池。当后金军撤走时,明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领兵万余人仓促来追。努尔哈赤派军环攻,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全歼明军,俘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胜计。努尔哈赤在初战大胜后,又于同年七月,亲统八旗军,进鸦鹃关,围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明朝守将闭门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守将及兵民万人皆战死。
  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明神宗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1619年二月,后金军转攻叶赫部,叶赫部向明廷告急。明神宗感到边事十分危急,立即从全国各地调集军了九万余人齐集沈阳,派兵部尚书杨镐(hao号)为辽东经略,统四路兵马向赫图阿拉进攻。西路是主力,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三万人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五千人,由清河出鸦鹘关;北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明军及叶赫军二万余人,从开原出三岔口(今辽宁开原南);东路由辽阳总兵刘綎率领明军一万人和朝鲜援军一万人出宽甸。四路兵马齐向赫图阿拉。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四路进击的军事部署,他并没有采取分兵迎击,而是“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即实行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的战略。努尔哈赤率六万名八旗兵,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努尔哈赤经过分析判断,杜松的西路军是明军的主力,只要破了杜松,“则他路不足患”。因此只派五百人防守自宽甸来攻的刘綎先头部队,集中主力迎战杜松军。杜松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将官,他是军深入,轻敌冒进。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军卒不待舟筏,策马渡河,浑河流急,明军淹死的不计其数。三月一日,他驰至萨尔浒后,分兵为二,以一部在萨尔浒山下结营;他亲率另一部进抵吉林崖(在萨尔浒东北),攻打界凡(在赫图阿拉西北铁背山上)城。
  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率少数兵力援界凡,亲统八旗铁军冲向萨尔浒。明军用战车列阵,放火镜,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后金铁甲骑兵奋力冲击,在呐喊声中,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铁骑集中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纵横驰突,一鼓作气,攻下了萨尔浒明军大营。紧接着,后金军又驰赴界凡。当时进攻界凡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下压过来的后金军,士气更加低落。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企图占据山头,忽然大风扬尘,对面看不见人,明军打起火把,从明击暗,铳炮都打到丛林中去了;后金军从暗击明,发无不中。后金军以数倍于杜松军的兵力四面围攻,杜松左右冲击,矢尽力竭,落马而死,他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
  明军主力杜松部被歼灭后,努尔哈赤又乘胜挥戈北上,急攻驻守在尚间崖(在萨尔浒西北三余十里)的马林军,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正在酣战之时,主将马林怯战,策马先奔,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全营皆没。紧接着,努尔哈赤又转兵南下,进攻宽甸路的刘綎军。后金军设伏于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以五百余精骑诱战。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山路险隘,刘綎督令兵马单列行进。后金军弥山满谷,伏兵四起,首尾齐击,四围厮杀。刘綎战死,朝鲜援兵投降。杨镐在沈阳,听到三路败报,急令李如柏回军,才使这一路逃脱了覆灭的命运。
  这次大战前后共四天,以明军溃败和后金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明军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和指挥失算而遭到惨败。后金汗努尔哈赤则正好利用明军上述弱点,再加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终于取得这次战争的辉煌战果。乾隆皇帝称颂这次战役说:清朝的“基业实肇乎此”。可见此役对后金的深远意义。
  四十七、李自成“鏖战天街”
  ──明末农民军攻占北京
  何珍如
  1640年,明末农民起义军中的一支主力,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打到了河南。为了进一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推翻明王朝,农民军急待解决人民赋役繁重和赈济灾民的问题。为此,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五年不征”、“平买平卖”等口号;同时实行“劫富济贫”的政策。农民军勒令那些锦衣玉食的大官僚、大地主交出粮食和财物,然后把没收的粮、钱,分给穷苦的百姓。农民军还打开官府的粮食、金库,开仓放赈,救济饥民。这些措施,解救了许多群众,当时在人民中流传着很多歌颂李自成的民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就是其中的一首。
  由于人民的拥护,农民军迅速壮大,不久打到西安。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农民政权,称大顺王,年号永昌。他采纳谋士顾君恩的建议;先取关中,以关中为基地,进而攻取山西;经山西攻打北京。李自成先派遣一批精明强干的将士乔装打扮,化装成买卖人,到北京打探军情;有的渗入到明朝各部的机构中刺探机密。这样,李自成虽然远在北京千里之外,但是京师动向,朝廷情况,随时有人报告,很快便可知晓。
  李自成率农民军就在这年正月,从西安出发,东渡黄河,二月,攻下太原。然后兵分两路:南路由大将刘宗敏率领,经固关(故关)、真定、保定,然后北上直趋北京;北路由李自成亲自统率,经大同、宣府(宣化)直捣北京。起义军出发前,李自成再次申明军纪,规定起义军将士不得掳掠;不得私藏金银;所过城邑不得进驻民房宿营,一律用单布帐篷露宿;行军作战时,不准军马践踏田苗等等。农民军所过秋毫无犯,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震撼着明王朝。
  李自成率领的北路,一路上所向无敌,在宁武关与明军打了个硬仗,消灭了明朝的守军。打到大同,大同总兵姜瓖投降;打到宣府,宣府总兵王承厢投降。三月十四日,他们到了居庸关。这里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明初在这里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长城,一直派有重兵把守。这里的居庸外镇,号称北京的北门锁钥。当时崇祯皇帝派巴总领兵防守,巴总顽固抵抗,还放射暗箭伤了李自成的左眼。这一行动激起了农民军的极大愤怒。他们奋起攻城。明军被迫投降。第二天,农民军又占领昌平。
  三月十六日,南北两路大军在北京城下会合了;把北京城围个水泄不通,割断了明王朝与外界的联系,使北京成为一座孤城。
  起义大军兵临城下的当头,崇祯皇帝任命宦官王承恩提督北京城防,京城九门守城大员也多由宦官充当。这些宦官,全然不懂战事,他们只能凭借坚固的城防阻挡农民军。
  农民军来到城下,首先扫除城外的明军,然后准备攻城。北京城墙高大,不便仰攻。农民军准备了几百张五丈多高的登城云梯,弓努、火铳也对准了城头,农民军的骑兵倚马按剑,步兵提刀控弦,他们屏着呼吸,只待攻城号令下达,一时周围十分寂静。突然,万炮齐鸣,杀声震天。农民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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