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百惠自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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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宣传机构发生纠纷时，毫无例外，一定要为艺人的私生活问题而争论。我认为，本来就不应当过问私生活问题的有无。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私生活，是人们以自己的意志划出的一个范围之内的东西。因此，这些事对有些人尽管可以过问，但同样的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允许过问。
——我强压着无处排遣的愤怒，在通向休息室的走廊里走着。感到些放心的同时，一种难言的空虚勒住了我的喉咙。
一瞬间，走廊弄湿了。
泪水。现在，决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哭。我幸亏抑制住想放声大哭的冲动。
后来，我借用日本电视台的会议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离开了地方法院的我已经恢复了平素的沉着。
“怎么样呀？”
“哎，想不到你讲起来挺沉着。”
“想说的全都说了吗？”
“我觉得今天的证词全是明白无误的。至于我自己的心情，在此以前接到调查报告书时都已经讲清楚了。”
在这些人面前，我不能吐露真言。要是痛快地说一句“紧张坏了”，心情该多舒坦呀。但是，现在在我面前的人是宣传机构阵营的，是所谓近于交战的敌方。在这个场合也不能输掉。
我在对某个问题的答话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要是真实的话就没办法了，可是……”有人抓住了这个话柄，又用激烈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说真实的话，写了也无妨呢？”对这穷追不舍的盘问，我略显畏缩，但立刻口答：“对。”表面上不露声色，然而对这句话却掂量出了非常重大的责任。正确地说，不是写了也无妨，而是写了也无奈。在这些人当中有谁写报道的时候，每次都来问过我“这是真实的吗”？预告说“我要写这个”，这样的记者我一个也没有拜见过。假定写成后发表了的东西是事实，就是“无奈”也想得通，但是如果根本不是事实，谁向我承担那报道失实的责任呢？这不是只凭道歉书就可以了结的问题。这些人考虑问题也未免过于简单了。手里有一支笔就能杀人，他们本应当更加慎重地使用这种使人生畏的报刊文字。
暴风雨似的一天过后想想，觉得似乎是实在没意思透了。不会马上判决，一年还是半年结案，我一无所知。如果让我再上法庭，应当斗争的时候一定斗争到底。但坦率地说，我可不想再去一次。
——那天夜里，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我觉得静静的夜雨离我很近。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没有兴致听音乐，茫然无绪地坐着。今天一天，我扮演了大多数人对我原有的心目中的形象。我想那大概是近于完美的。但是，因此而产生的也许可以称之为自我嫌弃和疲劳感的悲哀，几近把我摧毁。
“没关系，我很沉着呀！”
我一边笑着一边反复讲着这句话，对经理，对新闻界，对崇拜我的观众，对给我打来电话的朋友，就是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我也要完全伪装自己。
就这样吧，我对自己这样说。累了。叩窗的雨声使人心碎。那雨是冰冷的吧。想睡一会儿，意识模糊了。
“叮铃——”，电话。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他的声音。
“喂，怎么样啊？”
“嗯，真怕人……非常……”
“嗯，是吗？”
这时，我才第一次讲了心里话。当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打开的时候，靠听筒传来了对方的温暖，我第一次哭了。
（一九七九·四·十二）
补记：一九八O 年七月七日下午一时半，在东京地方法院503 号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主文判处原《问题小说》编辑菅原善雄劳役六个月，缓期执行两年，《女性自身》代理编辑森元顺司罚款十五万元。”
我完全胜诉了。尽管被告方面的辩护团摆出要上诉的架势，但是我对这个判决反正是满意的。
结婚
听着雨点时时敲窗的声音，我突然忆起我们宣布订婚的日子。那天，天与愿违，大雨从早就下个不停。
三月七日。
那天的雨，好象在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今后的人生决非坦途。过度的紧张中，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他微微笑着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刻在我的心上。
三浦捻，二十八岁。
和他相遇在六年前。
那时我才十五岁，脸上还带着几分胖乎乎的稚气。虽说是五月的晴空，但东京的天空却绝非碧蓝，显得混地而迷蒙。
那天，我因为拍广告片来到砧电影制片厂的绿地公园。与摄制组约好的时间还不到，身穿学生服的我不愿意呆在车里，便走下车来。空气并不特别令人心旷神恰，我却尽量享受着从闷罐子里解放出来的自由。
这时，一辆白色的汽车进入我的眼帘，一个青年人在离我们那辆车不远的地方下了车。一瞬间，我和他目光相遇了。但我们彼此并没有打招呼。他穿一身蓝色运动服，让人一眼就会看出他很健康。当时我以为，他是一位来绿地公园练习的运动员。
过了一会儿，经过摄制组的介绍，我们才互相打了个招呼。他说了句“请多关照”，连个笑脸也没有就走开了。
摄影开始以后，我们也几乎没说什么话。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个迄今为止绝对没有遇到过的世界。他从不发出轻浮的笑声，以一种稳重的语调跟人说话，那种讷讷而言的语感，使人感到新鲜。到目前为止，只要一介绍说“这位是山口百惠”，几乎所有的人都马上对我报以微笑。且不说自己内心的踌躇，但总得笑脸相陪。
恋爱始于意外的发现———一我听谁讲过这句话。我也属于这种情况。在我眼中，他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初次见面时他那种生硬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奇怪的是我并没有丝毫不快。
他毫不掩饰自己地生活。相反，也许我已经无意中沾染了演员的习性，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虚伪。
为了拍《潮声》这部影片的外景，我们到过一个名叫神岛的小岛。抵达的第二天，举行了影片开拍的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我们：“与神岛的居民接触以后，作何感想呢？”
以往的工作把我已经训练得能够圆满地应付这些了。我说：“哎，他们特别热情，非常好啊！”
接着，他也回答了。
“啊，我……，才来一两天，还不知道。”
我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对自己不知不觉逢场作戏、不露真言的行为感到羞耻。
拍摄这部影片之前，我们已经共同主演了《伊豆的歌女》这部影片。我一直没能和他亲密地交谈过。因为七岁的年龄之差，就象一堵厚厚的墙壁，隔开了我。他是个对我的世界没有丝毫兴趣的大人了。何况，主要是当时我也实在太忙了。一天时间被切割成几段，完全由时间表支配我的行动，而不取决于我的意志。那时连睡觉都由不得自己，我就在下一步行动的车里补充睡眠，常常到了工作现场还醒不过来。
我听到他的声音。
“还睡着哪？真够可怜的，累坏了吧！”
车窗外的脚步声远去了，朦胧之中，只有这句话留在我的心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眼睛就开始留意他了。我留意他与一般年纪相仿的共演者们说话时的音容笑貌和话语，留意着他的一切，同时又为自己不能天真无邪地与他融洽相处而惋惜不已。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几次问自己，却越想越觉得失望。
不久，随着我们共事次数的增多，渐渐地可以交谈些了，偶尔，还能开个小小的玩笑。但是对于我这个本来就拙于言词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好容易开了口，却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回头寻思一下自己说过的话，觉得都乏味得很。这样，两个人的对话总是三言两语就中止了。这也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异性，而我又没有一个女性的自信。
从第一天工作起，我就叫他“三浦君”，语气轻松得象是在叫学校里的同学。有一段时间，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叫的，象是无意的、理所当然的。有一天，我对于称他为“三浦君”这个称呼突然有些犹豫起来。
比他小七岁的我，是不能叫他“君”的。我确实产生了这种想法。尤其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不管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什么称呼，一提到他的名字，我就会感到些微的犹豫了。
我们就这样一起拍了广告片、《伊豆的歌女人》、《潮声》、《绝唱》、电视剧……，不知不觉我们被称作“黄金的搭档”。每天的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一起度过的，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于见母亲和妹妹的时间。我并不喜欢说“感情变化”这句话，但是在我们共有的许多时间里，我都感到了开始那种“象哥哥似的”感情，已稍稍改变了方向。
一次，在晴海码头拍外景时，有一个我把头埋在他怀抱里的镜头。透过他厚厚的毛衣，我听到响在我耳边的他的心跳声，我想：“假如我成了以特别的感觉能够倾听这跳动的女性……”
这是千真万确的恋爱的体验。
——我对异性怀有幼稚的爱慕之心，是作为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时候。
“喂，山口。这不是你妹妹的吗？”
说着，那个男孩子递给我一个白色布袋。这是上小学一年级的妹妹在双肩书包旁挂着的饮食袋。里面有杯子和画着漫画的尼龙桌布，角上还写着“山口淑惠”的名字。大概是妹妹走读路过他家附近，和小朋友玩闹时丢下的吧。
我说声“谢谢”接了过来。同这个人我从未特别亲热地交谈过，一点小事成了机缘。说是恋爱，恐怕过于幼稚，然而我却对他有好感了。话虽如此，我也并没有给他写信，也没有表明心迹。只有一次，作为圣诞节礼物，送过他一副手织的手套。
他是个活跃在羽毛球部的运动员，成绩也就是中上。他长得并不很高，也看不出什么个性，但他富于幽默感的谈吐和时常表现出来的毫不做作的优雅劲儿是很有魅力的。或许是由于我拙于言词，才对他的这一点羡慕起来。自那时起，我觉得要是交男朋友，就要同一个善于谈吐的人交往，这个心情成了我对将来的恋人的一个理想。
“象哥哥似的人”——每次被问到理想的恋人，我就要重复这句话。我是个长女，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希冀着有个能在他跟前“撒娇”的“哥哥”。
我想对他撒娇，想天真地对他讲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我意识到了对他的爱慕，但却不能表达出来。我们相差七岁。他当时二十三岁，已经是个堂堂男子汉了。就是有个确定了的对象，也是很自然的。还是沉默下去吧！我忍受不了一旦说出口就破坏了和睦相处的那种关系。不是恋人也无所谓，就只算是工作的同伴而忍耐下去吧！我只害怕由于我前进一步而使双方困窘不堪。
从那时起，我开始希望成为电影演员。演艺界仿佛有一条不成文法：女演员比歌手有见识，好象歌手就注定进不了戏剧、电影也就是演员的圈子，歌手充其量只有歌手的风情，不可能有什么高深的演技等等。
有一次，我参加朋友的聚会，有位性格派女演员说：“我不象百惠，不是‘歌手’，所以唱不好啊。”这段开场白之后唱了一支歌。对她这句话，我可没有随和一笑的兴致。我觉得象受了嘲笑，还觉得自己当歌手好象是犯了罪一样。
的确，歌手是简单劳动，无非是每天翻来覆去地唱一支歌。是一项时间匆忙紧张的工作。 与几乎以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女演员” 相比，歌手是为维护自己这尊“偶像”而完全听命于演出事务所的工作。人们只是从外表上看到歌手没有个人的意志和感情，说“真可怜呀”这句话里，暗含着嘲讽。
有一次参加演剧。当时我的日程紧张得要命，从一个录音室到另一个摄象室，从学校到工作场所，每天忙得团团转。在演剧摄象室里，比我资格老得多的演员们穿好服装等着我，我跑来只拍我出演的场面，马上又得匆匆离去。这必然打乱了演出的进度。那时候，一位老资格的女演员提出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我因为没有听过本人直接跟我说，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感到她对于按照我的日程表行动是有抵触的。我觉得很对不住她，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这是毫无办法的。我还不至于不谦逊到这种地步：自己是主角所以周围都得随和我。然而，只要在演艺界的体制之下，我认为有些事就非得服从它不可。而且这个体制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自己没有为此而赔礼道歉的机会，也没有这个权利。不过，以这件事为转机，我不得不越发承认歌手是不足道的了。
他是演员，我是歌手！
一次，他夹杂着玩笑，指出我至今获得了各种名目的奖，可从来没有流过眼泪。即使是玩笑话，让他说出这种话来，我不能不讨厌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自卑感直接受到打击，脸色也变了。我不能把它当成玩笑听之任之。违背心意、不经思忖的话就从我嘴里蹦出来了。
“有什么不好吗？我就是干这行的嘛。”
尔后的一刹那间，他仿佛生气了似的硬顶了我一句：“就是干这行，也是人嘛。”
对他这激烈的口吻，我无言以对。
说了多么愚蠢的话呀！他一定认为我是个不招人喜爱的女子了。在不舒畅的气氛中，我感到自己仿佛正掉到地底下去。我深信自己比谁都让他讨厌了。
由于自己说出那样的话，把事态推向了自己最不希望的方向，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嫌弃感，在此后一段时间支配了我的心绪。我对他的目光敬而远之，故意躲他老远。因此，当他第一次向我表明心迹时，我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
那是第几次的夏威夷之行呢？
影片拍摄的间隙，我们陪他的朋友去游玩。因为不单是两个人，我放心了，轻松地上了车。路上，他那朋友下车去买冰激凌。就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他吐露了对我的感情。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以致忘记了那时他的话是怎么说的。
说前面那些事情也罢，说七岁之差也罢，我不能相信他会亲口对我说，他喜欢我。
我不会柔情细语，又很倔强，不能做到天真无邪，总之，作为一个女人，我缺乏被人爱恋的自信。
这件事，我只告诉了难得一起同来的母亲。不知为什么，我不想瞒着母亲。母亲只是默然无语地微笑了。
惊奇变为欢喜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
他交给我的电话号码，好久也没有起作用。我不敢打电话，往往拨号盘才拨了一半，就又放下了听筒。
那天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是个梦呢？即便不是梦，也许只是自己被嘲弄了。如果打电话，人家会不会只回一句：“怎么了？”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我独自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再对这种恋爱期待什么。
打开心扉之后，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在工作场上见面。他表白了爱情以后，就不会不留意他的存在。我的目光无意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每一个轻微的举动，其中隐含着的不就是那次吐露爱情的继续吗？
然而，我想避免自己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里。我不想又去寻找他的目光，又去思忖他的话语的含义。我决定为了尽量不受此拘束地用心行事。
从听了他的心意到与他私下里谈话，又经过一个半月时间。
一天，摄影结束后，我们两人正要上各自的汽车，他突然说：“哎，告诉她一声，让她给我打电话。”
话说得很突然，象是一直忘记而刚刚想起了的很自然的口气。
霎时间我怔住了，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是谁呢？电话，是怎么回事呢？
等弄明白了那指的就是我，是想让我打给他电话，已经是回到家里，一个人呆在自己房间里的时候了。
这么说可以打电话了。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啦——那天晚上，我看着他在夏威夷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的房间挂了电话。
开始用电话通话后，我也只是回答他的问话，还谈不到所谓的交谈，大多只是随声附和一句就没话了。我即便讲些什么，也一定只会使他觉得无聊吧。他的话一停，我的话自然而然也停了，于是一片沉默。又看不到他的脸，更增添了我的焦虑，想继续谈下去却没有话说；想挂断又断不了。只是让时间这样缓缓地过去了。
开始电话交往以后，过了大约八个月时间，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
我并不觉得因此自己发生了特别的变化，只不过“恋人”这个词听起来又增加了几分真切的回声。我觉得由于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对结婚、对将来就抱有期待是不行的。
当然，他是个漂亮男子，既然承认是恋人，也有时想追求他吧。但是，我的自由时间太少了。他追求我时，我不能满足他，这种被动意外地使我怯懦下来。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是相信他的，但就是出现其他女性的影子，那也毫无办法。
每当这个时候，我更加为他和我之间的七岁之差而遗憾。我抱怨他还在与我不相识的时候，就一个人单独地成长为青年了，七年之间，他都和什么样的人有了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的思想飞向他的遥远的过去，而每次都遭到了挫折。
但是，虽说互相之间明确了爱情，但对于他的人生和时间，也并非可以任我随意地拖住和支配。我们是除了电话、除了工作以外两人就不在一起的一对恋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就吹了也毫无办法。我也没有把他的人生牢固地掌握住的才干。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心不后悔我们的结合。
迄今为止，我不了解除了他以外的异性。即使有一个不是作为异性而是作为只是对他有好感的人，我也总是不知不觉把那人的某一个细小的动作，待人接物的细微的地方，与他相比。心想，如果是他准不是那种样子，换了他一定会这样说吧。和那些人发展到恋和爱之前，他们就在我心里轻易地成为过去了。
或许人们认为我性格直爽，对我在异性方面的各种传闻很多。说什么我十九岁时，一年之间竟有十三个男人，杂志上搞得好不热闹。母亲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气愤了，她腻味地笑着说：“一个星期换一个恋人，不错嘛！”也是由于演唱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