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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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王毕竟是在仓促之间面会，希望你能忘了对赵国的恩惠。”
反之，对自己的过错要常常反省，对别人的怨恨或者说反对过自己的人，不应该不忘记。
孟尝君被放逐之后，又恢复相位，重回齐国。
谭拾子到边境去迎接，对孟尝君说：“您会不会埋怨齐国的士大夫放逐您，而想杀人呢？”孟尝君说：“会。”
谭拾子说：“有件事是一定会发生的，有个道理不必然的，你知道吗？”孟尝君说：“不知道。”
谭拾子说：“死，是一定会发生的事；而追求富贵、摒弃贫贱则是必须的道理。拿市场来打个比方吧！早上的时候，市场人潮汹涌，到了晚上，市场就空荡荡了，这并不是市场喜欢早上而憎恨晚上啊！为了求生存就争着去，为了避免危亡就逃离，这是同样的道理啊！希望您不要心怀怨恨。”
孟尝君听了，就削去一份记有五百个他所怨恨的人名单，不再表示要报复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帮助或救助过别人不要挂在嘴上或记在心头；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要经常反省；别人对不起自己时，要立刻忘记。
例如领导人，常常要批评他人，但批评别人的错误不要太苛刻严格，要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教育别人行善不要要求过高，要求的宽严应适当，以切实可行为宜。高明的领导人懂得考虑别人接受的程度，否则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
古代齐景公有匹马，养马的人照顾不了，就把它杀了，景公很生气，拿起戈要亲自杀了他。
晏子说：“他这样被处死不知道自己的罪。要先让臣下替君王责问他，好让他知罪。”景公说：“好。”
晏子拿起戈对着养马的人说：“你替我们君王养马而杀掉马，罪该死；你让我们君王因为马的缘故，而杀掉养马人，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君王因为看重牲畜、轻贱人民，而让邻国的人知道，罪该死。”景公说：“你放了他吧！不要伤害我的仁德。”
晏子所采取的这种讽谏人主的办法很好。采用此法的目的是希望君主完全醒悟，转向好的一方面。由此可见，教导别人向善，绝对不可论调过高，必须要考虑到对方的才智能力，要以对方能遵守、能接受为原则，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事情收到最好的结果。
作为领导，不可没有退隐的思想，但他可以在表现上保持一种隐居山林淡泊名利的思想。
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并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后在诸葛亮的茅屋中请教天下大计，诸葛亮对天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大计。诸葛亮的思路清楚，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后来刘备对关羽、张飞说：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诸葛亮的方针大计指导的结果。
诸葛亮虽然居住在山野村庄，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胸怀治理国家大政的良策妙计，而作为领导者也应有这种政治家的胸怀。
曾国藩认为，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难的，而且也是最空的，所以自从先秦两汉以来，很少见到因立德而传下美名的人。立功像萧何、曹操、张良、杜佑、李陵、韩信、岳飞等人，立言如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立德者从古至今曾经有过几个人？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立德为上的人生准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做到立德呢？曾国藩指出：其一是要以德感人，曾国藩指出只有忘记巧诈才可以消除众人的巧诈之心，只有懵懵懂懂才可以祓除世间的不祥之运。要立德首先要自己有德，百姓、下属都要看着上面一人的短长，而下属的效法学习随着上面人的短长而转变迁移。如果做官的人能做到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皆敬重。
其二是要爱护民心为上，要能分辨出刁民和贫民而分别对等，曾国藩指出：“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因此，真正爱护的是民心，而惩罚刁民那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三是爱人才重德行。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可以使有德之人受到鼓励。曾国藩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他明确指出：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而曾国藩提倡的立德之术，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立国之术。
就是今天，不论对领导者，还是对非领导人员，都要求他们要具有优秀的品德。在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中，仍有关于品德操守方面的考核方式。
玩火者必自焚
做领导要得民心。如果你老以为自己聪明无比，伤天害理的事你也能做出来，到头来受“伤”的还是你。
东汉时期的王莽原是一个平民，他怎么能当上皇帝？原来，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称王太后。但由于王莽的父亲王曼没有得到爵位，所以王莽只能处于平民子弟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其做了大将军和封了侯的叔、伯们的儿子相提并论。为了出人头地，他发愤读书，广交社会文人、名流，以增长进入官场的学识；对朝内一切掌权的文武大臣，也都千方百计地设法接近，阿谀奉承，以取得好感；特别是做了大将军的伯父王凤，他更是小心恭谨，经常不离左右。正因为如此，王凤临死前，就让他做了黄门郎，代表皇帝上传下达。他的姑母元后又让成帝封其亡父为新都哀侯，由王莽袭位新都侯；接着，王莽又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从此，王莽开始发迹。
王莽虽一步登天，但表面不仅毫无骄矜之色，而且伪装得更加“谦虚”和“礼让”。有一次，他的儿子杀了一个奴婢，他让其自杀偿命，用儿子的性命换取了赞誉；为了拉拢支持者，他大事封赏汉宗室和功臣后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网罗大批士人；为了沽名钓誉，王莽还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上书，表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济受灾贫民，借以骗取下层群众对他的好感。遇到灾年，他还令减免灾区的赋税。这些，都使王莽猎获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百姓们称颂他仁慈、清廉，文武百官和皇帝贵族赞扬他宽宏、大度。
王莽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委曲求全，认为准备工作做的差不多了，便借大臣们为汉平帝上寿之机，亲自献上了一杯下了毒药的椒酒，汉平帝喝了就病倒了。王莽就效法周公，把一篇祷告文藏在前殿的箱子里，加上封条，表示暗暗地祷告上天让他替死。过了两天，汉平帝便死了。为了不露其篡权夺位的野心，在平帝死后，他先立了一个两岁的小皇帝作为过渡。接着王莽又设置圈套，指使一些大臣宣称：武功县令在挖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白玉，上面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字样，并让人马上去报告太后。王太后虽然不信，但还是被迫下诏让王莽像以前周公一样代行天子监朝，并根据群臣的要求，称王莽为“假皇帝”。随后，王莽又采用符命的手段，指使投靠在他门下的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大造舆论，声称发现了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和书，还说在高帝庙发现了汉高祖刘邦要把帝位传给王莽的铜箱等。一切准备就绪，王莽于初始元年，撕下了伪装的面目，自己黄袍加身，废去小皇帝刘婴，由“假皇帝”变成了真皇帝，建国号为“新”。
王莽篡汉位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当时东汉王朝的腐朽无能已经使几乎一切阶级对它丧失了信心，而王莽在篡汉过程中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恰恰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护。他宣布把古文经立为官学，大量增加博士弟子名额，广建辟雍、学舍，为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做官机会；他以爵位利禄收买拉拢汉朝宗室贵族，使其视自己为他们利益的代表；他数次献田献钱，救济贫苦农民；又逼使杀死奴婢的儿子自杀，在当时深受兼并之苦的劳动人民中产生了良好印象，从而把改变自己悲惨处境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更由于王莽虚伪奸诈，特别善于运用两面派的权术，把蓄谋已久的篡弑活动伪饰得几乎不露形迹，从而水到渠成地实现了自己的野心。
王莽做皇帝后，便搬出《周礼》为根据进行托古改制，企图摆脱政治危机。公元9年，王莽颁布了王田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即将土地的所有权归为国有，禁止买卖；并且还规定：男丁不满八人，而所占土地超过九百亩的要退出超额部分，分给同族、邻里、乡党；无田农民按一夫一妇百亩受田。这个政策表明王莽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其基点是变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违背了客观规律，政策本身又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它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产物，它允许了丁男一人可以保有九百亩土地，使分家析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大量保留土地的办法。但由于它毕竟有九百亩的限额规定，当然也就使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从而引起他们激烈反抗。更重要的是，它无法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因为即使将全国土地按民户均分，每户亦仅得六十多亩，考虑到地主多占土地和宽乡、狭乡等情况，实际能分到无地或少地农民名下的土地实在是寥寥无几，王莽的这些政策显然是一纸空文。王莽还禁止买卖土地、奴婢，不过是企图冻结现状，缓和一下危机，于事无补。王莽在这个政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只得于建国十年下诏废止。
公元十年，王莽还制定“五均赊贷”和“六莞（管）”之法。当时在都城长安的东市、西市设立“市令”；又在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各郡县则设“司市”，这些机构负责管理市场、调节物价，向贫民贷款和征收税款，这便是“五均赊贷”。“六筅”指的是官卖盐、酒、铁；官府统一铸钱；收取山泽产物的生产税；加上“五均赊贷”，一共六项政府控制的经济事业。这些政策，表面是要运用权力。控制市场活动，平稳物价，限制大工商主的过分盘剥，但因为执行政策的官员大都是原来的大工商主，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与郡县官吏狼狈为奸，把这一政策变成了巧取豪夺的工具。由于它给王莽搜刮了大量的财富，尽管遇到了强烈的反对，王莽还是坚持执行下去，直到垮台的前一年才宣布废除。
从公元7年到公元23年，王莽四次下诏改革币制，五次下诏重申币制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酷刑罚。每次改革，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运用政治权力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如第一次币制改革时，以新铸的重十二铢的大钱兑换五十枚五铢钱，就是相差二十多倍的不等价交换。又加上改革频繁、手续烦琐、币材太滥、品类复杂，币制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
公元12年，他还进行了定爵位、改官制以及其他制礼作乐的改制活动。这类措施，有的毫无用处，有的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在民族政策方面，王莽表现了大汉族主义的狂妄自大理想。公元9年，他派王奇等十二人，分赴匈奴、西域和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更换汉朝授予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印信，将其“王”的称号一律改为“侯”，这些带有侮辱性的政策，打破了汉以来与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制造了连年不断的边陲战争。他还两次招募军队，攻打匈奴，下诏以天下吏民财产的三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劫掠。
由于王莽改制不得人心，致使其上演的丑剧还未达到高潮，便触发了席卷全国的赤眉、绿林起义。公元23年，长安市民响应起义军，攻入宫中杀死了王莽。不久，王莽的头被传之宛市，并悬于该市城门之上，又被四乡百姓取下踢来踢去，还有人把王莽那善于骗人的舌头切下来生吃了。
纵观王莽的一生，其发愤图强、“勤身博学”的精神是可取的，但他虚伪奸诈，为了窃权不择手段则不足取。他的改制虽不乏缓和社会矛盾的主观动机，但因为它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遭到了失败，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厚道方可赢得人心
人处患难之中，应能保持安贫乐道的精神；在高兴顺利的时候，应能保持冷静的心境，不能忘乎所以。这样，才能成为有作为的人。
荆轲，卫国人。他喜欢读书和研究击剑的技术。国人对他很尊敬，称他为庆卿，他以后又北往燕国，燕国尊称他为荆卿。荆轲到燕，喜欢与以宰狗为业的人及擅长击筑的高渐离来往。
荆轲好喝酒，每天与他们在市场酒店中相会，当喝到半醉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相和，以为娱乐。饮酒高歌之后，往往彼此又相对而哭，虽在闹市之中却好像入无人之境。
荆轲虽然跟那些酒徒混在一起，但他的行动却稳重沉着，而且和以前一样喜欢读书。他到各诸侯国游历，所结交的都是当地豪杰和知名之士。他到燕国以后，燕国的田光先生知道荆轲不是寻常的庸俗之辈，对他很客气。田光先生学问渊博、品行端正，他隐居在民间不愿做官，但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气。
燕太子丹从前在赵国作人质，秦王政出生在赵国。那时，他们年纪都很小，经常在一起玩耍，交情很好。政回秦即位为王，太子丹又到秦作人质，秦王政不念旧交，对太子丹很没礼貌。太子丹怀恨在心逃回燕国，寻求对秦王进行报复的方法。
过了一段时间，秦国有个将军叫樊于期，他得罪了秦王，逃亡到燕国来，其家族被杀。秦王以悬赏千金、食邑万户取他的人头，太子丹留他住下来。
后来，太子丹在老师鞠武的引见下，向田光先生请教，说：“燕、秦势不两立，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指示。”田光把荆轲推荐给太子丹，后怕太子丹怀疑他走漏消息遂自刎而死。
太子丹把荆轲当做上卿看待，荆轲希望他以樊于期的头和燕国最肥沃的地方督亢作信物，奉献秦王，以获得秦王的接见。
太子丹不忍心杀樊于期，于是荆轲就瞒着太子丹见到樊于期，说他要为樊本人和燕国报仇。樊于期于是自刎而死。
荆轲把樊于期的头和一个匕首放在一个匣子里，和另一位勇士秦舞阳一起赴秦。太子丹和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知道荆轲此去难回，都像送丧那样给他送行。荆轲边走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行的人痛哭起来。荆轲上路，始终头也不回。
荆轲到了秦国，用重金贿赂秦王最宠信的官员。他在秦王面前说：“燕王愿献出整个国家做您的臣下。现派人把樊于期的头和地图献上，希望给予接见。”秦王设隆重的仪式，接见燕国使臣。荆轲捧着匣子上殿，秦舞阳因是头回见到这样的场面，吓得脸色惨白，两脚迈不开。荆轲非常镇定。秦王叫他把地图册呈上来。当秦王把地图展到尽头，发现匕首，荆轲立即用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向他刺去。秦王奋力脱身，由于不能立刻拔出宝剑，秦王围着柱子躲闪。秦王抽出宝剑，又迅速向荆轲刺去，荆轲左腿受重伤。于是他举起匕首向秦王掷去，但没击中。
荆轲靠着柱子破口大骂，后被武士砍死。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鲜明地体现了荆轲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沉着、机智、果断、勇敢处事的光辉形象。
警防小人阴奉阳违
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你别看人人都那样踏踏实实，其中有好大一部分貌似忠诚憨厚，内心却复复杂杂，时时计算着阴谋，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假阳行阴”术。
唐朝“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来施行“假阳行阴”的计策。安禄山的“假阳”就是故意装出痴直、笃忠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毫不防备。公元743年，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史，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遇。他竟乘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
多么荒唐可笑的话语，却让玄宗竟信以为真，并更加认为他憨直诚笃。安禄山是东北混血少数民族人，他常对玄宗说：“臣生长番戎，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士为国家死，聊报皇恩。”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玄宗令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故意不拜。殿前侍监喝问：“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禄山佯惊道：“殿下何称？”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禄山复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作刚刚醒悟似地说：“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唐玄宗就是被安禄山的这种“朴诚”迷惑住的，以至酿出其叛乱的恶果。
公元747年的一天，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为胡旋舞呈献。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兄妹结为异姓兄弟。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杨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宫禁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玄宗也更宠信他，竟把天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精兵交给了他掌管。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假阳行阴”之计所迷惑，将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