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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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魏氏立宗庙，皆在邺都。魏文黄初二年，洛庙未成，亲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礼。世祖发汉明之梦，肇祀故宫，孝享既申，义合前典，亦一时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鲜’，其数宜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云‘槁鱼曰商祭，鲜曰脡祭’。郑注‘商，量；脡，直也’。寻‘商’旨裁截，‘脡’义在全。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今鲜顿删约，槁皆全用。谓宜鲜、槁各二头，槁微断首尾，示存古义。”国子助教桑惠度议：“《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约。干鱼五头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齐也。今欲鲜、槁各双，义无所法。”諲之议不行。
　　十年，诏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飨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功臣配飨，累行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不称主，便是设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为得其衷。”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庙，既无先准。检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参议，依拟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祔，太孙拜伏，皆与之俱。正礼既毕，阴室之祭，太孙宜亲自进奠。”诏“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祎衣为上，褕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祎衣，是以《祭统》云‘夫人副祎立于东房’也。又郑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祎衣’。《诗》云‘翟茀以朝’。郑以翟茀为厌翟，侯伯夫人入庙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祎既同，则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无五牛旗为异。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后部，同于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拟于天朝。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于王矣。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谓非疑也。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奉，亦乘金辂，先往行礼毕，仍从神主至新庙，今所宜依准也。”从之。
　　永泰元年，有司议应庙见不。尚书令徐孝嗣议：“嗣君即位，并无庙见之文；蕃支纂业，乃有虔谒之礼。”左丞萧琛议：“窃闻祗见厥祖，义著《商书》，朝于武宫，事光晋册。岂有正位居尊，继业承天，而不虔觐祖宗，格于太室？《毛诗·周颂》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矣也。’郑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闵予小子》，嗣王朝庙也’。郑注云：‘嗣王者，谓成王也。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也。’则隆周令典，焕炳经记，体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汉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东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顺五君，并皆谒庙，文存汉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载谒事，或是偶有阙文，理无异说。议者乃云先在储宫，已经致敬，卒哭之后，即亲奉时祭，则是庙见，故无别谒之礼。窃以为不然。储后在宫，亦从郊祀，若谓前虔可兼后敬，开元之始，则无假复有配天之祭矣。若以亲奉时祭，仍为庙见者，自汉及晋，支庶嗣位，并皆谒庙，既同有蒸尝，何为独修繁礼？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以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谒。夫时非异主，犹不疑二礼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返以一谒兼敬。宜远纂周、汉之盛范，近黜晋、宋之乖义，展诚一庙，骏奔万国。”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于社祠无疑不？曹检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礼记·曾子问》‘天子尝、禘、郊、社、五礼之祭，簠簋既陈’，唯大丧乃废。至于当祭之日，火、日蚀则停。寻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簠簋初陈，问所不及。据此而言，致斋初日，仍值薄蚀，则不应废祭。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王者父天亲地，郊社不殊，此则前准，谓不宜废。”诏“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议：“案《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郑玄云‘答犹对也’。‘北墉，社内北墙也’。王肃云：‘阴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为言是相对之称。’知古祭社，北向设位，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东向，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西向，于神背后行礼；又名稷为稷社，甚乖礼意。乃未知失在何时，原此理当未久。窃以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莫贵于社，若遂仍前谬，惧亏盛典。谓二社，语其义则殊，论其神则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则成相背。稷是百谷之总神，非阴气之主，宜依先东向。斋官立社坛东北，南向立，东为上，诸执事西向立，南为上。稷依礼无兼称，今若欲尊崇，正可名为太稷耳，岂得谓为稷社邪？腊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仪注。”
　　仪曹称治礼学士议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阳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阳气在南，则位应向北，阴气在北，则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瓒阶东西向，故知坛墠无系于阴阳，设位宁拘于南北？群神小祠，类皆限南面，荐飨之时，北向行礼，盖欲申灵祇之尊，表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之于周，世代未远，鄗上颓基，商丘余树，犹应尚存，迷方失位，未至于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议，后徐爰、周景远并不同，仍旧不改。”
　　佟之议：“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之为言，为是相对？为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则君南不得称答矣。《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社果同向，则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则不然，《记》云，君之南向答阳，此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故君南向对之，犹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别位，非接对之时也。案《记》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社主阴，阴主杀’。《传》曰‘日蚀，伐鼓于社’。杜预云‘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故北向设位，以本其义耳。余祀虽亦地祇之贵，而不主此义，故位向不同。不得见余阴祀不北向，便谓社应南向也。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乖欤？魏权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皆非古制。后移宫南，自当如礼。如静此言，乃是显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尔时祭社南向，未审出何史籍。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者，则社稷三座，并应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东向邪？”
　　治礼又难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议：“治礼无的然显据。”佟之议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圜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玄云‘骍，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
　　前军长史刘绘议：“《语》云‘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
　　佟之又议：“《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为允。从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曰：“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训民事君之道，化下严上之义也。故礼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礼·典瑞》云‘王摚�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卢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郑玄云‘端当为冕，朝日春分之时也’。《礼记·朝事议》云‘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郑知此端为冕也。《礼记·保傅》云‘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马、郑云用二分之时，卢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礼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汉世则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诏曰：‘《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魏秘书监薛循请论云：‘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东潜，而西向拜之，背实远矣。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言背月也。佟之案《礼器》云‘为朝夕必放于日月’。郑玄云‘日出东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郑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东向，夕月西向，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犹如天子东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邪？佟之谓魏世所行，善得与夺之衷。晋初弃圜丘方泽，于两郊二至辍礼，至于二分之朝，致替无义。江左草创，旧章多阙，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窃惟皇齐应天御极，典教惟新，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使四方观化者，莫不欣欣而颂美。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之变也。礼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顷世天子小朝会，著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礼局，轻奏大典，实为侵官，伏追惭震。”从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藉田，经记无文，通下详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
　　太常丞何諲之议：“郑注云‘元辰，盖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垦稼，咸存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
　　国子助教桑惠度议：“寻郑玄以亥为吉辰者，阳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阳之元以为生物，亥又为水，十月所建，百谷赖兹沾润毕熟也。”
　　助教周山文议：“卢植云‘元，善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议：“《少牢馈食礼》云‘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庙礼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则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郑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于先农。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故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
　　殿中郎顾暠之议：“郑玄称先郊后吉辰，而不说必亥之由。卢植明子亥为辰，亦无常辰之证。汉世躬藉，肇发汉文，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斯乃草创之令，末睹亲载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实书辛未，不系一辰，徵于两代矣。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见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种’。且亥既水辰，含育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阴大旅，助黄锺宣气而牙物’。序未位云‘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是汉朝迭选，魏室所迁，酌旧用丑，实兼有据。”参议奏用丁亥。诏“可”。
　　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焕于古典，虎门炳于前经。陛下体睿淳神，缵承鸿业，今制书既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以拟议也。若以国讳故宜废，昔汉成立学，爰洎元始，百余年中，未尝暂废，其间有国讳也。且晋武之崩，又其学犹存，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永明以无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也。寻国之有学，本以兴化致治也，天子于以谘谋焉，于以行礼焉。《记》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爵而酳，以教诸侯悌也’。于斯学，是天子有国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学事也，今引太学不非证也。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废兴于太子者，此永明之钜失也。汉崇儒雅，几致刑厝，而犹道谢三、五者，以其致教之术未笃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讽诵相摩。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飨闾立教。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有司奏。从之。学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业冠，求仪注未有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