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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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写出了散文《海外的悲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启程，返回祖国。回国前夕，于1月3日在东京写完组诗《沙粒》。这组诗共有三十六首，像组诗《苦杯》一样，写的也是她本人的孤独与郁闷的心境，所不同的只是组诗《沙粒》在萧红回国后不久，就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了。除去《沙粒》之外，萧红还发表了诗作《拜墓诗——为鲁迅先生》。萧红一生写诗不多，而以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见长，但是从她的为数不多的诗作里，可以看出萧红的诗像她的散文一样，也带着明显的自传性与抒情性，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萧红自己，把《苦杯》、《沙粒》、《拜墓诗》以及《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春曲》组诗（共六首）、《一粒土泥》等共六十首诗，抄写成《萧红自集诗稿》手抄本，珍藏起来。此手稿本原来存放在许广平先生手里，后由许广平转交给鲁迅博物馆，直到1980年，才由鲁迅博物馆的同志将它公布于世。
回到祖国之后，萧红的心绪仍然不见好转，她无法排解自己苦闷的心情。1937年4月，她又只身北上。先在老友李洁吾夫妇家里借住了几天，后又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女子公寓。只身在京，她仍感到孤独与寂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没的。”（《萧红致萧军信》）
1937年5月12日，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说他身体欠佳，请求萧红束装回沪。萧红接到这封信后，就立即离京返沪了。这一次，萧红同样没能在上海安定地生活多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之后，天空中就经常飞满狂啸着的日本轰炸机，地面上也经常出现狂吼着的日本机关枪。她就在这种环境中，写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点缀》。这是两篇记述性的散文，前者记录了她与萧军在日军占领了上海之后，夜不能寐，思念故乡的情景；后者记录了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的罪行。写法一般，比起她的某些优秀散文来，略显逊色。
10月份，萧红和萧军跟随上海的文化人，撤退到武汉，住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家里。在武汉，她与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创办了《七月》。她为《七月》写作了《小生命和战士》、《火线外（二章）》、《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愚昧》等散文，并写作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篇评论性质的文章《〈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文章是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两本自传体小说的评论，从这篇文章里看出：这位擅长写作抒情散文的女作家，是极不擅长写作评论文章的。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相继从武汉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写作了散文《记鹿地夫妇》。
2月，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退。萧军准备与学校一齐撤退，必要时和学生一块儿打游击；萧红则主张仍然从事写作。由于双方意见分歧，争执不下，萧军留在了临汾，而萧红则随同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取道风陵渡，乘火车去西安。在火车上，萧红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合作，创作了描写山西农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三幕话剧剧本《突击》。这是萧红第一次参加写作剧本。该剧3月16日开始在西安易俗社演出。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及丁玲、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萧红等人在西安活动的情况，并介绍了《突击》的剧情以及《突击》演出的情况。
二
1938年的初夏，萧红寄居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时，萧军也从临汾辗转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分手。萧红离开了同居六年的萧军，与端木蕻良双双回到了武汉，举行婚礼。返回武汉之后，萧红写作了散文《无题》、《寄东北流亡者》，短篇小说《黄河》、《汾河的圆月》等等。
9月，日军又逼近武汉。这时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她撤离武汉西行，先住在四川江津罗烽、白朗的家里，生下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之后，又离开江津，到达重庆。先住在歌乐山上一座名叫云顶寺的旅馆里，后搬入重庆郊区北碚复旦大学教员宿舍。在此期间，写作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如《鲁迅先生记（一）》、《鲁迅先生记（二）》、《回忆鲁迅先生》等）和其他题材的散文，如《我之读世界语》、《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以及短篇小说《朦胧的期待》、《孩子的讲演》、《逃难》、《旷野的呼喊》、《黄河》、《莲花池》、《山下》等等。这七篇短篇小说，从艺术技巧方面看，与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长进。从题材方面看，倒是可以看出，萧红仍然是沿着同情劳动人民的这条道路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萧红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像《逃难》这样的讽刺小说，讽刺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何南生，他本是一个懒汉加懦夫，却在学生面前装出一副英雄的模样，一方面背地里哀叹“到时候可怎么办哪”，一方面公开发表“与此地共存亡”的激昂慷慨的讲演。这七篇后来结成短篇小说集《朦胧的期待》，于1940年出版。
她那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最为光辉的篇章。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因此，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沉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难以消除的悲痛。她下决心要描绘鲁迅先生的形象与音容。她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于鲁迅先生的深深的崇敬与感激。她还运用自己善于机敏地捕捉细节的特长，充分地施展女性作者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萧红曾经常出入于鲁迅先生的家中，她用自己的笔，把读者轻轻地领进鲁迅家敞开的大门，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朴素的生活。她细腻地描绘了鲁迅、许广平、海婴一家生活起居的习惯，鲁迅先生饮食的爱好、衣着的怪癖、工作的劳累、临终前的病容，以及许广平先生的操劳，海婴的顽皮，甚至描绘了两位年老保姆与日本医生的面影，她还细致地描绘了客厅、卧室的陈设，一草一木的姿态，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在萧红的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萧红这些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非常富有女性作家的特点，比起其他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来，特别具有清新隽永的艺术风格。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这时的萧红，病体已经很衰弱，患着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失眠，精神上也仍然感到郁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她除参加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躲在病床上。在香港期间，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一部中篇小说《小城三月》，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北中国》等等。
《呼兰河传》是作者在阅历了人生之后写的一本童年回忆录。她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不仅以朴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而且也真实生动地勾勒出故乡人民的生活场景。她用素描的手法，朴素地描绘出东北农村那种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她鞭答了那些愚昧保守但又自得其乐的农民身上的弱点，歌颂他们之中那些勇敢善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们。除此之外，她还毫不留情地描绘了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而造成的种种弊病：盲目地反对革新和大多数人的甘愿当看客，以及喜欢虐待违反传统习惯的人与事，非常轻视做人的基本权利而可笑地敬鬼神。她一方面描绘出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另方面又留恋自己记忆中的童年，对儿时的生活流露出一种牧歌式的情调。这是一本具有独特的思想风格与艺术风格的作品，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正像茅盾先生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里说过的那样：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本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 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 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 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 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 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这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是萧红作品中最成功的篇章，也是对她思想、创作的一个总结。
另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可以说是短篇小说《逃难》的续篇，这也是一部讽刺小说。主人公知识分子马伯乐，是一个空虚飘浮、装腔作势的家伙，萧红通过这个人物，嘲笑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弱点。
中篇小说《小城三月》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这篇小说描绘的是作者早年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怀念故家的情调，非常地引人注目。过去被萧红写得非常冷酷的父亲，以及由于凶恶、阴险，而被萧红鄙视、害怕并且深恶痛绝的继母、伯父等人物，在这篇作品里，却被萧红例外地罩上了一层相当富有人情味的光彩，这种调子与她过去那些带着自传性的作品相比较，格调明显地不同，这是她的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这个现象清楚地反衬出了萧红当时的心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身陷九龙。先后躲避在香港联合道七号周鲸文家、雪厂街恩豪酒店、斯丹利街时代书店宿舍等地方。12月25日，香港总督宣布向日军投降。在一片混乱中，萧红又先后被送入养和医院、一所法国病院和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女作家，终于在1942年1月22日，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萧红，这位自传型的、抒情型的女作家，一直沿着反封建的思想道路前进，她用自己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美散文及散文化的小说，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坛的花苑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位有风格的杰出的女作家。
白朗
阎纯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松花江上》这首悲壮的流亡歌曲，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志士，拿起枪来，冒着敌人的炮火，投入拯救伟大祖国的斗争！著名女作家白朗唱过它，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罗烽唱过它，那伟大的爱国主义旋律至今还激励着人们的心……
白朗不是生在松花江畔，然而她说：“松花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予我许多温暖，也给予我许多痛苦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我仿佛一棵刚出土的嫩苗，经过松花江水的灌溉，才慢慢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因此，除了故乡之外，我更爱松花江；我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有时，更甚于生我的沈阳。”
白朗是沈阳人。1912年8月20日生于城里小西关，原名刘东兰。罗烽（1909。12。13…1991。10。23）是她的姨表兄，比她大三岁。祖父刘子扬是沈阳有名的中医，后来当了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的军医处长，罗烽父亲则在军医处担任拟稿员。这时，白朗和罗烽两家先后搬至齐齐哈尔，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二人青梅竹马，度过童年和少年生活。白朗十一岁时丧父，不久祖父失业，患病去世。这使家庭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白朗的母亲善良忠厚，非常喜欢罗烽，将大女儿许给了他。但不久，大女儿因患肺病死去，她又将白朗许给了罗烽。1929年十七岁的白朗同罗烽结婚，他们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年轻的白朗，因受新思潮和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烽的影响，十分厌倦旧式家庭生活，她像樊笼里的云雀渴望蓝天一样的渴望着新的天地。
松花江是美丽的，但哈尔滨是一座染着鲜血和罪恶的城市。敌人的魔爪蹂躏着东北，奴役着那里的人民……
1929年罗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黑龙江省呼兰县至北安的“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北满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的宣传干事，他一面工作，一面秘密从事编印地下刊物工作。他常常早出晚归，曾引起婚后不久的白朗对他的怀疑，以为哈尔滨有他的“情人”。1931年，当东北被强盗攫取，白朗的爱国主义感情在痛苦里辗转的时候，罗烽把自己的隐秘向她公开了。那长方形的油印小册子上的蝇头小字，像希望之火在跳跃，像旗帜在飘扬，那上面，除了拯救失土的策略和步骤外，对未来新社会的建立也有周密的计划和理论。刊物上的每句话，都是白朗的心里话，她找到了新的世界，政治上有了寄托。以后，她读了不少新书和文件，眼界开阔了。白朗回忆说：“从此，我的智慧开了，我开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着真理，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不久，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她，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亲自指派巴来（金剑啸）和白朗协助罗烽工作，白朗从此成了罗烽的得力助手：帮助他保存文件、资料，刻写蜡板，印刷刊物；她还变卖了结婚首饰，以支持抗日宣传经费的不足。此后，白朗的家，成了一个反满抗日的中心，编印小报的印刷机关。反日同盟会开会，也常在她家召开。
1933年初，罗烽担任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和哈尔滨东区区委宣委，同巴来一起负责北满文艺宣传工作。4月，白朗考取了进步报纸《国际协报》，先任记者，后主编每天半版的该报副刊《国际公园》和《儿童》、《妇女》、《体育》等周刊。在罗烽的具体帮助下，白朗不怕苦、不怕累，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同年，又主编新创刊的大型周刊《文艺》，得到萧军、萧红、舒群、金人、林珏、梁艹倩等作家的支持，成为与长春《大同报》创刊的《夜哨》齐名的反满抗日文艺阵地。这两个刊物，在大城市知识界和抗日联军、游击队里都有广大的读者。白朗团结了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结识了萧军、萧红和金人等东北作家。这期间，她还参加了星星剧团，并从事文艺创作，这是她文学生涯的开始，她以刘莉、弋白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她的第一篇创作，是描写两代人的隔膜、歌颂青年人叛逆精神、暴露老年人的保守与落后的中篇小说《叛逆的儿子》，在《夜哨》上连载了十一期，在《国际协报·文艺》上连载了小说《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逃亡日记》及《琴音》、《她一直望到黎明》等。这些作品，无不有着浓厚的反封建色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字里行间透露着理想之光，是白朗跋涉文学道路最早的足迹，是她在东北沦陷时期留下的宝贵财富。
1934年，松花江蜷卧在北国漫漫黑夜里，白色恐怖笼罩着哈尔滨的每条大街每条小巷。3月，北满省委遭到大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受着敌人的严密监视，生活上感情上都负担沉重：一方面她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一方面还得坚持编好副刊，继续与敌人作战。年轻的白朗，沉着、冷静，以顽强的毅力，像中流砥柱一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考验。白朗说：“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