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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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白白过去，只是在这之后才在制宪会议中提出挑战，来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议会应有两院而不是一院的要求；但当他们这样做时，所得支持之多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党所拥有的议会席数，因为他们所得的票数比通过他们的修正案所需要的只差二十六票。最后还有，尽管他们非常希望能博得教会的支持，能吸引天主教徒们的选票，但终于还是在教育问题上同意了一个妥协方案。因为没有办法说服左派做到无保留地保证教育自由，他们就同意了左派方面提出的、同意把草案中那句关于教育是公办事业的话删去的这一建议。这句话的删去，不言而喻地意味着教会学校不会被关闭，现行的暂时权宜办法（教会学校继续办，但不给补助）将会维持下去。尽管如此，这一妥协在当时就差一点使人民共和党失去了教会的支持，而且很可能也是使它后来终于失掉那方面支持的许多失着之一。
国民拥有对宪法草案表示可否的最后决定权，在1946年5月5日举行公民投票时，有百分之五十三的选民拒绝接受这个草案。这一投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戴高乐和教会两方面的影响所促成的，对这两者的影响，那些负责组织政府又负责制订宪法的人们——包括人民共和党人在内——都一贯是估计不足的。诚然，在最后一些阶段，人民共和党有力地开展了反对这个草案的宣传运动。左派方面过于乐观，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从来没有在公民投票中“否决”过一个提案，部分是因为最近几次选举的结果；而共产党人则犯了一个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他们认为现在该是他们自己试图在法国领导政府的时候了，并重新提出“多列士执政”那个老的战斗口号。这就擦亮了许多人（特别是社会党人）的眼睛，他们过去被共产党表面上“无可非议”的举止态度蒙蔽着，现在则相信共产党人不过是在试图强行通过最能有助于他们在法国夺取政权的宪法罢了。因此，在许多人看来，这次全民复决已变成为一次赞成还是反对共产党的公民投票。可是总的说来，对草案投反对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很难说其中有什么一致性。选民们对公民投票之后紧接着就举行新制宪会议选举一事感到迷惑不解，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选民们由于政府未能使他们的物质条件（特别是食品供应）有所改善而产生愤慨情绪，因而很自然地（即使不一定合乎逻辑地）把它发泄为对宪法草案的反对。
（三）第二个回合
虽然人民共和党在早些时候摇摆不定，到了最后一刻才“恍然醒悟”，但从那些汇合起来否决宪法第一草案的各种思潮中得到选举上好处的，却正是这个党。因为，在接着于6月2日举行的第二届制宪会议的选举中，它赢得了一百六十六席，从而取代了共产党的地位，成为最强大的政党。人民共和党领导人乔治·皮杜尔也就接替古安，当上了临时政府的总统…总理。共产党下降到了第二位，但是，考虑到该党在公民投票策略上的严重失着，他们居然还能保有一百四十六个议席，倒很足以说明他们的坚韧性、良好的组织和宣传能力。社会党为自己在其他两大党间所作的那些无谓的唠叨付出了昂贵代价，他们占有的代表席数减少到了一百二十七席。票数的分配比例正好同公民投票的结果完全一样，有百分之四十七的投票者支持那些赞成宪法草案的候选人，即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候选人，而投票支持那些反对宪法草案的党派的则占百分之五十三；不过，在法国近代的选举中，还从未有过单独一个政党的得票总数能够象这次人民共和党那样达到全部普选票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二。
无疑，人民共和党由于在制宪工作早期曾同社会党合作，而把一些保守分子的选票输给了各个右翼党派，但是，它也吸收了很大一部分游移在政治中心周围的流动选票，从而补足了它的损失而有余。事实上，到这时为止，这个党已把它的重心稍稍自右向左移动了一些；而且它一点也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戴高乐的引退已使这样的移动有更充分理由。温和派分子很不愿意把自己的选票投给靠不住的小党派而白白浪费掉，因而对人民共和党的天主教社会主义，对它的坚实可靠的外表和它严格认真的竞选活动产生了深刻印象。这样，向少数大党对峙局面发展的趋势就更突出并且加速了。
人民共和党在决定它对宪法第二草案的态度时，所着眼的正是这部分温和派的舆论，这种舆论把人民共和党提到了全国首位。戴高乐、激进党和右翼党派都要求彻底从头搞起。戴高乐在其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演说中甚至还勾划出了他认为今后任何新宪法都应具备的一些主要特点。但是，人民共和党却毫不犹豫地同左派一致行动，投票主张修改而不是完全推倒第一草案，而且，即使它内心同情戴高乐的观点，却出于权宜考虑，宁愿在宪法问题上追求中庸之道，以满足除了极左派和极右派之外的所有各党派的愿望。然而，宪法委员会还是全体一致通过了两点改变，看来这两点似乎已包含在最近那次公民投票的结果中了，尽管由于有一些重要的保留而削弱了这两点改变的重要性。第一点，虽然两院制的原则得到了肯定，但明确规定不应赋予上院以推翻政府的权力或能力。第二点，恢复了共和国总统提名总理的传统权力，虽然左派方面坚持总理在着手组阁之前，必须先得到议会的批准。除此之外，第二草案与第一草案就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区别了，而且，虽然行政部门的权力略有所加强，但第二草案同第一草案一样，仍把最后决定权保留在议会手里。
第二草案几乎完全是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共同努力的产物。因此，当宪法委员会于1946年8月2日就该草案进行表决时，又出现了在第一草案问题上发生过的同样情况，有一个大党表示拒绝支持——不过这一次拒绝支持的是共产党，它声称“这个方案超出了可以接受的妥协的限度”。此后不久，另一侧发出了一阵隆隆雷声。1946年8月27日，戴高乐在对报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表示断然不能同意宪法新草案，并要求赋予总统和上院大得多的实权。这使人民共和党人感到很窘，因为他们仍然希望一方面保持（戴高乐的）“忠心耿耿的党”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要作为一个进步的党。同时，这也戳穿了共产党人的论据，他们不再能硬说人民共和党是在支持一个特地设计来讨好戴高乐，以便于他重新上台的宪法草案了。然而，忿懑和幻灭之大，还是要算社会党人。只有勒内·加比唐大为高兴，他所领导的戴高乐联盟的盟员人数激增，因为他们估计戴高乐现在要使它成为他个人的党和工具了。
但到最后，戴高乐的干预却产生了富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反而使各个大党联合起来支持这个宪法草案。它使人民共和党得以摆脱这位将军的催眠术般的影响，更放手去同社会党合作，而且至少能够同共产党妥协了。同时，共产党也宁可同人民共和党妥协而不愿再搞一个第三届制宪会议而冒戴高乐重新上台的风险。但因人民共和党事实上确想使戴高乐回来重当共和国总统，并为此而要求仍保留总统选举的秘密投票制，同时由于共产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致这一草案于最后一刻，因意见分裂而差一点告吹。但是，樊尚·奥里奥尔再次挽救了这一局面，他建议有争议的这一点和其他几点都不要写入宪法，留待将来的立法机关在“政府组织法”中去解决。与此同时，还要有一个“君子协定”，由各方同意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选举应“符合于共和的传统”，这事实上就意味着要用秘密投票。制宪会议于是以四百四十票对一百零六票通过了宪法草案（1946年9月29日）。
现在还得由全国人民来对宪法第二草案作出裁决。但在全国人民这样做之前，戴高乐又给了他们一个信息。在制宪会议通过宪法后十二小时，他在厄比纳尔发表了一次演说，完全否定这一宪法，并重申了他自己的宪法理论。支持他的有激进党和右翼党派，当然还有戴高乐联盟。人民共和党再一次感到极度狼狈。它仍然支持这个草案，却希望戴高乐不要为此而把它马上开除“教籍”，使它失去戴高乐派的许多选票。因此它试图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它的想法是最好先通过这一宪法，使国家安定下来，然后再设法修改它，而戴高乐是赞成这一想法的。但戴高乐却于10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天在报纸上表示完全不同意这种想法；他说这次公民投票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如果通过这一宪法，就意味着法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声称，制宪会议把总统搞成了有名无实的虚职，可能是因为怕戴高乐有朝一日当上共和国总统。这样一来，人民共和党被弄得惶惶不知所措；有一些重要分子宣布退党。恰在此时，又传出了左派政界人物中间有贪污行为的某些丑闻（据说甚至还涉及古安）。一时间，看来形势也许会变得不利于宪法第二草案，就象当初曾变得不利于第一草案那样。
1946年10月13日就第二草案举行的公民投票正式通过了这个草案；但尽管如此，投票的结果却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戴高乐的势力依然存在着而且他的战略也是成功的。他现在可以不无根据地说，有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国人对新宪法没有好感；因为，虽有九百万人投票赞成它，却有八百万人投反对票，八百万人弃权；这当然不能说是热情的认可。许多人民共和党的选民听从了戴高乐的话，投了反对票。而现在整个党发现自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人强烈主张彻底倒向戴高乐；他们认为过去呼吁人们“投赞成票”的做法是错误的，人民共和党再也不该和共产党搞什么关系了。可是，大多数人还是赞成坚持原来的路线，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与戴高乐完全断绝关系，从而招致党员人数的减少也在所不惜。
当1946年11月10日选举第四共和国第一届议会时，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倒不是人民共和党的轻微挫折（它仍赢得一百六十二席），而是共产党的大大进展（它赢得了一百七十一席）和社会党从原来同其他两大党近乎平等的地位上跌了下来（现跌到了一百零二席）。这就意味着中间力量的趋于瓦解和国家的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诚然，当时还不存在紧密团结的真正的右翼，但正是共产党取得惊人进展的事实，势必促使所有反共的力量都汇集起来，产生一个真正的右翼。
同时，人们出于对共产党以及对两个极端间发生冲突的恐惧，产生了一种不顾一切、力求调和的强烈愿望，这种渴求调和的愿望暂时地使饱受创伤的社会党得到好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象缓冲集团那样的东西的形成。原来担任着临时总统、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三个重要职位的皮杜尔，采取了辞去后两个职务的这一预备步骤，以便让出空缺来由国民议会去另行选任。接着，作为最大政党的共产党提名莫里斯·多列士为他们党的总理候选人，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未能集合到多数的选票。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危险的僵持局面，直到1946年12月12日，当社会党元老莱翁·勃鲁姆在人们敦促下同意从退休中挺身出来试行组阁时，僵局才得打开。很可以说明当时那种气氛的是：勃鲁姆在五百九十张选举总理的选票中赢得了五百七十五票，他还取得了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两方面的同意，由他组织一个清一色社会党人的内阁，在选出总统、成立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根据宪法组成的内阁之前执行政府工作。到这时，实际上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总算有了一个同心同德的内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它所提出的用冻结工资和降低物价来稳定经济的计划，人们起初一般都没有信心，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勃鲁姆关于立即减价百分之五的号召居然收到了效果。到勃鲁姆卸任时，他本人和社会党的声望都有了急剧的提高。
新宪法于1946年12月24日生效。由于戴高乐事先已宣布他不想竞选，因此在1947年1月16日举行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上，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奥里奥尔随即挑选他的社会党同志保罗·拉马迪埃出来组阁。拉马迪埃把共和左翼联盟也拉入政府，试图把原来的、现已显得有点缺乏生命力的三党联合执政扩大成为四党联合执政，可是，不出三个月，这一四党合作的实验就宣告破裂。外界事态发展的压力迫使各党间在看法上和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暴露了出来，这些分歧本来是由于权宜之计、由于政策和感情等方面的考虑而暂时被掩盖着的。法兰西联邦的每个角落都在动荡不安。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公开的叛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处的骚动在发展；甚至有热带非洲和塔希提也在闹独立运动的谣传。共产党人根据他们鼓励属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伪善政策，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接受叛乱者的条件，而他们的内阁同僚们（甚至也包括社会党人在内）则都认为，如果还想保存一点法国影响的话，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不过，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政策的不得人心——这是解放以来他们第一次甘冒违反传统民族情绪的主流的风险，——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迫使争执白热化，却另选了一个比较得人心的事由来进行真正的摊牌。
拉马迪埃政府奉行着勃鲁姆的稳定经济政策，这就需要长时期地冻结工资；但是这个计划虽在稳定币值方面似乎确有实效，在降低生活费用方面却显得不那么成功。工人们开始觉得他们在承受稳定政策的全部负担。一连串罢工事件爆发了，共产党支持罢工者并谴责勃鲁姆计划；最后，在共产党人同拉马迪埃发生了一场凶猛激烈的斗争之后，拉马迪埃迫使共产党人退出了政府。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共产党人不再充当使劳工采取合作态度的保证者的角色，而是恢复了他们作为劳工方面造反领导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社会党人决定留在一个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内，甘冒尝试同人民共和党人一起参加一个中间派政府的风险。但是后一个事态发展却是前一个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由于共产党人丢掉了他们的爱国假面具，日益公开地同莫斯科站在一起，从而在法国政界中自陷于孤立，这就给新的联合政府帮了一个大忙——同时也给社会党帮了大忙。与此同时，不久前刚宣布的马歇尔计划连同它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和财政上得救的希望，发挥着双重的好处，既为温和派民主力量创造更有利的气氛，以便于他们制订出自己的造福于国家的方案，同时也迫使共产党人暴露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的真面目。
但尽管如此，中间派集团的前途绝不是因此就有了保证。参加这一集团的各党派只是在惊慌之余才走向合作的，它们相互间充满着疑忌，而且又经常受到现已被赶出了政府的共产党煽动起来的瘫痪性罢工的威胁。如果它们不能为国家提供一条行得通的可供选择的出路，那末，前途显然将会充满巨大的危险。但就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戴高乐断然认定时机已经成熟，该由他出来，组织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来为法国提供至少一种可供选择的出路了。只有到了这时，当那个按照他的意愿创建的组织在一夜之间发展成了这样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以致它同共产党机器之间的迎头相撞看来已可怕地迫在眉睫时，法国民族才出于其寻求调整的本能，产生了一个叫做“第三种势力”的更有分量的中间派集团，来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平衡作用。
第二章 比利时
第一节 引言
1944年底比利时获得解放后，它在外表上和物质方面的恢复速度，与其他被占领过的国家相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太仔细的观察者们，很难看清它在战败和被征服时期直接或间接所受损失的严重性。也许，直到解放后六年“王位问题”尖锐化之时，人们才充分意识到占领所带来的影响。的确，在这一问题未得最终解决以前，外表上的政治稳定必然只能是骗人的假象；在许多方面有着如此根本分歧的国家里，君主政体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是起着很重要作用的。在王位空缺着或成为不和或争吵的原因时，国家往往分裂成为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些怎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划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交错的，这将在后面另一节中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这样一点：由于国王只支持其中一个部分，而不是超然置身于各个部分之上，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些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发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危险。
不仅如此，在比利时如同在一些邻国一样，德国人的一度占领，留下了危险的心理上的后遗症。违法、经营黑市、怠工、破坏和杀人，曾经被认为是爱国的行动，如此达四年之久。人们学会了怎样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执刑人。现在解放后，要比利时人重新记住爱国意味着遵守法律和服从命令，就困难了。德国人的压迫和国内左翼抵抗运动领袖们的鼓动，再加上流亡在伦敦的领袖们的鼓励和许愿，促使人们要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激烈的改革，同时也使人们藐视那个当时已经回国来以“一切照旧”的自满精神统治国家的战前保守政府。
在法国，人们虽也有着很类似的心情，抱着很类似的希望，但由于有戴高乐将军的领导，问题就比较简单，因为戴高乐一开始就曾是抵抗运动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征，解放以后也仍然是一致公认的权威核心。比利时抵抗运动没有产生堪与戴高乐相比拟的人物。回国来的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毫无革命气息；不存在什么皮埃洛神话。皮埃洛是一个诚实、疲惫、软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国家带回到“美好的旧时代”。法国的《人民报》（1944年11月30日）写道：“这恰恰就好象在我们新生的法国来个达拉第重新执政一样。”按常理说，国王可以——实在是应该——担当起国家领袖的角色。但当时实际上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部分地担当着。国王本人失去了当领袖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