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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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好，英国当局与此无涉”；可是这项声明在埃及报纸上发表时，这一句被当局删掉了。2月27日，英国发表了第二个声明，宣称英军和美军的医疗队曾三次提议，表示愿意协助遏止瘟疫，但是头二次都遭到拒绝，理由是埃及政府有足够的专家，只需要物资，而这些物资都已得到供给。
华夫脱党掌权后没有几个月，就开始谣传政府有贿赂舞弊和袒护亲属的行为，这些谣传大量地牵连到纳哈斯夫人和她的家族。马克拉姆·乌拜德自下野后，一直是对纳哈斯最激烈的批评者。他将上述指控编成一本“罪行录”，并于1943年3月29日将罪行录的原稿作为诉状递呈国王，同时又秘密散发了好几千册。4月10日，宫廷秘书处把马克拉姆的诉状送交纳哈斯。结果纳哈斯把宫廷总管哈萨纳因申斥一番，说官方不该对这份诉状予以重视。于是，哈萨纳因在14日向国王提出辞呈。16日，据宣布，国王暂离开罗数日。他于21日回到开罗，两天后报纸上发表了诏谕，命令哈萨纳因留任，并谈到了他的大胆勇敢、善于判断和直率坦白。国王决心解除纳哈斯的职务，可是英国大使得到外交部有条件的同意，为了制止国王拟议中的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象1942年2月4日那样诉诸武力。这使英军指挥官们感到为难。后来传来了轴心国在突尼斯溃败的消息，危机也就缓和了。
1944年4月，另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这一次是由于国王和纳哈斯两人各自为了笼络人心而到各省巡回访问所引起的。新闻检查机构又一次严密封锁了任何有关这次危机的报道，然而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国王……解除了首相的职务。……英国人宣称，现在不是在联合国家阵线中更换人员的时候，并且通知国王，如果他不收回他的免职令，他们将采取最强硬的措施。
在一段时间里，纳哈斯曾经利用新闻检查来阻挠日益增多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公开化。并行使他按军事管制法作为军事长官的权力，拘留或以拘留来威胁他的政治对手。5月9日，他亲自下令拘留马克拉姆·乌拜德。官方报刊发布的一条消息声称，马克拉姆不断组织集会，发表危害社会治安的演说，尽管警方曾多次对他警告，如果他执迷不悟，将予拘捕；4月28日，在他组织的一次集会后，开罗发生了示威游行，有人还叫喊要造反；接着他又进而散发了几千本煽动性的小册子。
英国首相致希腊首相的电文中，有一处提到了埃及，这在埃及引起了一些不安。5月30日在埃及议会的辩论中，反对党发言人抗议丘吉尔提到的：“我们保护了埃及的主权，使其不致遭到德意二国的攻击”，他们宣称，英国只是为了维护英帝国本身的利益才保护埃及的。他们还企图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埃及的独立。他们演说时的用词却被新闻检查机构删去，不让报界发表。纳哈斯在答复时声称，这种说法“与履行条约必须遵循的明确的政策是不相矛盾的；也丝毫没有减少埃及权利的意图”；用“保护”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埃及是一个“保护国”，因为提到埃及时，还是使用了“埃及的主权”这样的词语；然而为了堵塞漏洞，埃及政府曾于5月4日向英国大使发出照会，要求澄清，它得到的正式答复是：这一词句理所当然地应该解释为，英国击退了所有对埃及领土的进犯。纳哈斯进而宣告，“英国政治家们曾在许多场合承认埃及对它的盟国忠实地履行了义务并彻底完成了任务”。他列举了关于这种承认的例证，并指出这些证据不容置疑地说明了负责的英国政治家们的真心诚意。
英埃苏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向最终实行自治的过渡，现在这一过渡取得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那就是1944年5月16日成立了一个北苏丹咨询委员会。这件事本身以及总督把这个委员会说成是“苏丹国的第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引起了埃及人的批评：《图画》周刊于5月26日发表了一些埃及政治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该委员会开会前，埃及政府应该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埃及对该委员会的成立并不知情，它开幕时应邀请埃及派一名代表前往，而且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应由埃及人担任。对苏丹问题的议论继续发展着，新闻界提到有“受到怂恿的分裂主义者”存在着，这主要指的是赛义德·阿卜德·拉赫曼·马赫迪爵士，即曾在1881年成功地领导反抗埃及王虐政的马赫迪的儿子。8月初，政府报纸《华夫脱…埃及人报》写道，为了和平，政治边界应与自然边界一致：埃及与苏丹本是一个国家；如果从整个尼罗河流域来考虑，埃塞俄比亚也应包括在这个整体之内。8月15日，埃及政府宣告特设一个苏丹部；8月26日独立节（即1936年条约纪念日）那天，纳哈斯声称，他已要求苏丹总督维护埃及在苏丹的权利，并要明确表示他认为埃及与苏丹是一个国家，享有同等权利。华夫脱党报刊评论说，经过不屈不挠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赢得的1936年条约，只不过标志着埃及要求取得完全独立的第一个阶段。9月6日，苏丹副民政秘书否认埃及报界所坚持的说法，即他的政府已在采取步骤使苏丹脱离埃及：
根据各项条约，苏丹是由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实体构成的；从立宪角度上看，它既不是埃及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它是由大国共管机构领导的一个苏丹政府进行管理的。在法律上，苏丹政府无权改变这种地位，这种地位只能由共管的大国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变更。苏丹政府正想训练苏丹各族人民进行地方自治和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意向并不想改变苏丹同埃及或英国的法律和立宪的关系，其意仅在建立存在于所有文明国家中的某种形式的机构。
《金字塔报》（9月10日）一篇社论抱怨说，苏丹既不是埃及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仅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埃及的权力名存实亡，而英国的权力则在设置咨询委员会等这些事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当人们要求纳哈斯澄清情况时，他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最近对这一问题的议论，特别是不负责任的人们的议论，使之更为复杂化。然而，他指出，条约并没有允许苏丹自治，仅仅提到苏丹人的福利而已。12月，纳哈斯被免职（见下文）后，一个在开罗经营《苏丹报》的苏丹大商人阿里·比赖尔，自己提出作为开罗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参加即将到来的埃及大选；一家报纸对政府允许他享有候选资格表示高兴，同时又提出质问，埃及人是否被允许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苏丹咨询委员会。可能是由于这种考虑，苏丹咨询委员会中的六个委员立即就苏丹人的国籍问题向苏丹政府提出质问，法律秘书答复说，当局正在考虑对这个问题颁布条例，全埃及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一答复。《穆克特姆报》在12月18日报道了一些谣传，说有人正在试图使苏丹脱离埃及，接着《宪政报》在20日声明，埃及内阁已经就维护国家主权问题根据固有的权力以及条约规定作出了决定。几天后，“由于考虑到影响尼罗河国家团结的更重要的政见，经与负责的权威人士商榷之后”，阿里·比赖尔收回了他的候选资格。伴随着这件事而来的是12月23日的大规模学生抗英示威，这促使新首相艾哈迈德·马希尔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有人正在花费相当可观的钱（可能指的是反对党华夫脱党）进行广泛宣传来煽动混乱，还说他已亲自警告过大学生，如果他们听从煽动者的话，他们将受到惩戒处罚。参议院对1945年2月新议会开幕时国王所作演说作了答复，宣称他们一致同意必须使埃及和苏丹这两个尼罗河流域不可分割的部分获得完全独立。
与此同时，纳哈斯已于1944年9月罢免了公安总监，因为后者根据国王法鲁克的命令拆除了开罗街头写着“国王万岁”和“纳哈斯帕夏万岁”的标语牌。据说国王决心要搞掉这个不听命令的首相，可是有人劝他等到在亚历山大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预备会议结束后才动手；纳哈斯自1943年春天以来，一直忙于从事预备会议的谈判工作，而且当时正在主持这个会议。次日，10月8日，据说国王获悉纳哈斯打算辞职，并到农村去发动一项猛烈攻击英国人和国王的计划。在纳哈斯采取这一行动前几小时，国王向纳哈斯发出了免职书，措辞非常谨慎小心：
我切望我的国家能由一个为祖国效劳，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执行宪法法律，使全体埃及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同时使群众丰衣足食的民主内阁来治理。因此，我已决定免去你的职务。
书信的结尾是惯用的客套话，“感谢你在职期间的贡献”。
10月9日，萨德党的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组成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政府里，萨德党和自由党以及独立华夫脱集团（马克拉姆的党）各自获得四个席位，民族主义党领袖获得一个席位，马克拉姆本人获释，当了财政大臣。新任首相宣布他将始终不渝地与英国真诚合作，履行埃及对英国的义务，并表示埃及在战争期间忠实地履行义务，提供其全部资源，全然是出自于友谊，而不是由于条约上的法律要求。他说，埃及完全打算在击溃德国之后继续给以这种援助，直至对日本的战争结束。
公众最为关切的事是筹备大选和调查华夫脱党执政期间的所谓贪污腐化情况，而中东补给中心却于1945年1月1日宣布，自从意大利战败，地中海向同盟国海运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议论，为此，经决定取消对许多货物的进口限制。中东补给中心将继续控制小麦和化肥等这类大宗货物以及车辆、轮胎和纺织品等那些奇缺物资的进口。是年进口量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据估计下一年将再增加百分之五十。英国将提供埃及一千万英镑的外汇，用于购买正常的生活必需品，三百万英镑用于购买弥补地区性匮乏而特别需要的小麦，可能还有二百万英镑用来购买化肥。
1月12日，《埃及公报》摘要刊登了埃及英国商会最近就战后英国对埃贸易前景向埃及政府提呈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战争期间滋长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英国的商务利益。尽管大臣们发表过调和性的声明，但议会和报界的各政党似乎一致同意采取削弱外国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所占地位的政策。那份报告提到1942年的阿拉伯语言法，提到拟议中的强制雇用埃及人的法律，提到外侨在获取回境签证时经历过的困难，等等。报告建议埃及政府应允许从事商业、行政管理、技术和专门职业的英国国民在埃及定居的人数不低于在签订蒙特勒公约时埃及的英国侨民数；建议应该允许现在和将来全部或部分由英国投资的商行至少雇用百分之五十的英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建议护照签证应由内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掌握，申请人如得不到签证时，应能通过大使向内务大臣申诉。报告进而谈到为实现埃及工业化而可能采取的政策，将使埃及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而要担负快速增长的人口：这就可能导致差别待遇和高额的保护性关税；如果发现埃及政府允许不顾一切地发展地方工业，英国政府可能有必要进行干预。某些工业的发展可能会对英埃合作提供有利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把股份的持有局限于埃及人，或限制外国股份，象米斯尔公司集团那样。现在有人担忧埃及政府可能会限制英国资本和股息的流出，有效地打消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重要的。《埃及公报》对这篇报告评论说，过去民族主义的口号曾“多年来被巧妙地用作赢得选票的方针”，现在是埃及人放弃这个口号而更多地注意迫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了。阿卜德·哈米德·巴达维对这份不合时宜的拙劣的报告给以庄严的答复。他是埃及杰出的法律学家、外交家和金融家，曾在商订1936年条约和蒙特勒公约的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曾出任侯赛因·西里的财政大臣，不久，在3月7日即成为外交大臣。他在亚历山大扶轮社演说时评论说，埃及在立法和施政方面都不是绝无错误的，可是有些外国人却患有他所说的“治外法权病态心理”。如果他们要得到埃及人和他们之间令人满意的合作，他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归国途中，于1945年2月16日至18日同埃及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埃塞俄比亚皇帝和叙利亚总统举行了会议。当时在埃及，人们开始了解到在雅尔塔已根据苏联的要求作出决定，只允许已向德国宣战的国家参加和平会议。《金字塔报》2月20日在宣布这项消息时评论说，当局是乐观的，认为埃及即将采取步骤，使它能促成其民族愿望。然而，华夫脱党的报纸却极力反对“不经全体人民的同意”（即不举行一次新的大选）而宣战。2月24日，首相通知正在开秘密会议的众议院，政府打算向轴心国宣战，因为英国外交大臣和英国大使已在2月16日通知他，只有在3月1日以前向轴心国宣战的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将于4月25日举行的旧金山会议，并成为联合国组织的发起国。首相与政界领袖们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之后，发现“几乎一致同意”宣战。他指出，这样，埃及将能取得比英国在1942年所允诺的更好的国际地位，他还宣称，英国大使已对正在流传的要求埃及作出“进一步牺牲”，诸如为远东提供劳动队等，进行辟谣。艾哈迈德·马希尔在离开众议院，准备前往参议院作同样的声明时，遭到枪杀。《埃及金融市场报》3月1日对迟迟不发表已故首相的声明和众议院秘密开会一事表示遗憾，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正是由于他不够坦率而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然而很明显，公众舆论担心如果宣战的话，可能会要埃及承担新的不愉快的义务；首相唯恐华夫脱党利用它的巨大影响在开罗组织大规模的反对他的示威。这时，外交大臣萨德党副主席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已当了首相；2月26日，众议院一致通过了采纳政府政策的提案（除两名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党人外）。由于华夫脱党抵制大选，因此在众议院没有代表，可是在参议院表决这项提案时。仅以六十五票对十四票获得通过。当晚国王签署敕令，宣布对德日进行“防御性战争”。
1945年4月10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由于下面一段话而引起了埃及舆论界的愤慨：
＇中东补给中心＇应扩充到把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也包括进去，使之能在联合国可能为经济计划而设立的另外一些地区性组织中取得地位。在政治领域里创立一个代表这四大国的地区委员会，其理由也同样地明显；因为不管英国承担的责任多么重大，它总不能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安全的重任，也不能独自解决与其他大国同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维护国际秩序必需的战略安全措施同中东国家的独立和自尊协调起来的任务；还包括在这一地区有能力为世界安全履行自己的责任以前，为加强该地区的力量和团结而提供领导和援助；也包括解决西方国家之间传统性的竞争，使它们为目前情况所需的中东发展进行合作。
对此，埃及的杰出政治哲学家塔哈·侯赛因教授回答说，阿拉伯各国无意抛弃一国的保护而去接受四国的保护。阿拉伯各国不但希望摆脱任何受人统治的状态，而且还热切期望能在集体安全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能参与对战略中心的保护。它们不能接受经济控制的主张，但渴望能得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如果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以为他们能对阿拉伯国家使用这种过时的语言，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在旧金山会议上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时，埃及代表团认为，“区域性安排”的涵义中，主要因素应为“地理上的接近”（或者根据他们的发言人后来所说的“地理上贴近”）以及共同的利益，这种说法正是某于上述的态度。很明显，这是企图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排除大国的影响。
欧战结束和对日战争结束之间这段间隔时间是一段充满期望和从事准备的时间；从马克拉姆在7月9日辩论预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埃及政策的总方向，即政府将要求英国把英国部队全部撤走，因此在预算中将不列入根据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为英国部队在运河区建筑军营这一项目。这就准备好了步骤，一俟战争结束，埃及将马上重新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这一要求现已更加强烈，因为埃及人痴心妄想地认为在处理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任何事务中，联合国组织足以伸张正义，并认为埃及提出在苏丹或昔兰尼加行使主权的要求，在本质上无庸置疑是正义的。在战争期间，首相作为军事长官，被赋予相当于独裁的权力，从而产生了压制反对派合法批评的后果，而反对派的力量由于历届党派政府很容易搞虚假选举而早已被削弱了。过去五十年中，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了青年人热中于煽动极端主义，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情绪；虽然军事长官的高压手段在战争期间曾抑制并吓住了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然而只要压力一放松，他们顽固的、毫不容情的民族主义就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爆发为一连串政治暴动。最后，高高在上，却又不游离于政治闹剧之外的是一位年轻任性的国王，他的宪法地位给他以凌骂于大臣们之上的较大的权力，在这方面，任何现存的欧洲君王的权力都及不上他。对于1942年至1944年间英国人干涉他与纳哈斯之间的斗争，特别明显的是1942年2月4日公开动用武力的做法，法鲁克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一心一意致力于摆脱英国保护的最后痕迹。不高明的做法可能会使他在英国人手中丧失王位，正如他的祖父伊斯梅尔（1863…1879年）和他的堂兄阿巴斯二世（1892…1914年）就由于做法不高明而垮台，一旦和平恢复，这种风险将会缩小。然而随着这种风险的缩小，却出现了对君权的一种更大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在埃及的赤裸裸的贫富悬殊之中，出现了一个左派；法鲁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族主义的政策来博得人心，同时又不让那些可能会变得无法控制并将最终把他推翻的社会力量活跃起来。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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