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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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把诸事安排妥当，但即使艾森豪威尔和墨菲同样感到惊慌，推迟也已经来不及了。船舰已在途中；事情必须按一定的方针做下去。墨菲只得尽可能处理好这种一定会很不愉快的局面。
墨菲为了要拉拢吉罗，有意含糊其词地答复了他10月27日的信。吉罗11月2日收到墨菲的复信。墨菲在信里说，盟军将尽快地把北非的指挥权移交给法国人，不过“在这次战役的某些阶段，如登陆，恢复北非的治安，以及提供必要的基地等等，美国人的指挥仍然是必要的”。
同时事情正在迅速走向高潮。11月2日，吉罗接到关于进攻日期的秘密通知，那时相距仅六天了。他惊得目瞪口呆。他所念念不忘的法国人在1943年春天起义的计划，已被随意抛置一旁。美国人没有作为应邀前来的客人光临，而是在他们还不需要的时候跑来，并且正在提议无限期地接管法属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和参与这项计划的其他法国官员都可以理解地被弄得心神错乱，简直有点不知所措。
吉罗这一天从接到登陆日期的通知开始，后来又收到墨菲的含糊其词的复信，使情况进一步复杂，最后也是最糟糕的，他获悉马上将有一艘潜艇等在法国海岸外面，接他到盟军那里去。这位法国将军面临一项困难的抉择，他应否拒绝参与他认为已经变得这样可悲地错误的一项冒险计划呢？再不然，由于他相信一旦自己掌握了最高指挥权（他认为盟国已对他作过这种承诺），便能使情况至少部分获得纠正，所以尽管出现了这种种情况，他应否把自己的命运和盟军联系在一起呢？
起初，吉罗声称这一切是对法国的荣誉以及对他本人的一种侮辱，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登上潜艇去直布罗陀，以便同艾森豪威尔一起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不赞成盟军的“火炬”计划，也没有人把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完全告诉他。艾森豪威尔这方面并不完全理解吉罗的思想状况，也不知道吉罗认为盟国曾经同意由他担任最高指挥这件事。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谅解。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登陆那天，弗朗索瓦·达尔朗海军上将出乎意外地在阿尔及尔出现，也并没有减轻这片混乱。
纠缠不清的法国事务还有另一方面是盟国必须考虑到的。戴高乐及其追随者怎么办？曾在吉罗领导下计划发动起义反对德国人的这批军官都是保守派，他们根本不同情法国的左翼党派和团体。1942年，这些团体已经越来越集合到了戴高乐将军和战斗法国的周围。他们的力量在北非是薄弱的，那里法国居民中的殖民地气氛不利于左翼思想的发展，但在法国本土，人们却普遍持左翼态度。各种反抗组织在激进的甚至革命的思想哺育和指引下，已经开始形成并壮大起来。随着1942年事态的发展，它们与伦敦的戴高乐派取得了联系。所以自由法国的影响和重要性明确地日益增长。戴高乐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看作在法国缺乏有力的追随者而不予重视的孤立人物了。
1942年7月初，当“火炬”计划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而在法国本土登陆的前景仍被列为军事计划的首要问题时，英国政府就已经正式承认戴高乐为“反抗轴心国的象征”了。甚至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相当温和。7月9日，美国人给戴高乐一份照会，说明美国“对作为法国反抗轴心力量象征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将给予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戴高乐希望把这一认可变成全面承认他的组织是法国的流亡政府，但是在这方面他失望了。美国的态度是僵硬的。赫尔同罗斯福认为未来的法国政府必须在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由法国人民自己建立。
“火炬”计划的决定，显然在盟国与戴高乐及其法国政敌的关系中引进了一种新因素。在维持对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方面，有一个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理由在起作用。只有维持这种关系，美国领事及外交官员才容易得到“火炬”的军事计划所亟需的情报。
也正是“火炬”计划使吉罗和法属北非的军官进入了盟国解放法国的军事计划的最前哨。在美国政府的眼中，戴高乐不再享有“抵抗”的垄断权了。实际上，罗斯福总统最坚持的要点之一就是，在这次筹划的战役中没有戴高乐的份。驻北非的马斯特将军强调说，自由法国军队的任何登陆行动都将遭到当地驻军的顽强抵抗。这一情报，加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戴高乐的怀疑态度，使罗斯福深信，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参加进来。甚至当丘吉尔建议在登陆的前一天把这项计划告诉戴高乐，以免对他的自尊心打击过甚时，罗斯福也否决了这个意见。结果，直到英美军队已经登陆后，戴高乐才第一次正式获悉了“火炬”计划。
英国对于戴高乐的态度和以往一样，比美国要友好。接着，在北非登陆前夕，盟国发觉自己似乎同时在支持两个不同方面的法国领袖，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吉罗是美国人看中的最高军事领袖的候选人，大概也是在解放区掌握政权的候选人，戴高乐则是英国人看中的同样角色的候选人。分歧并不象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大。英美双方的主要兴趣都在于“火炬”计划的军事胜利，都准备采取最有助于促成这一目的的不论何种政治步骤。形势十分动荡不定，各方面都充满了误会，并且一切计划又全被达尔朗海军上将突然打乱了。
“火炬”计划不可避免的风险确实很大。假使法国人长时间地拼命抵抗登陆，那末军事后果只能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德国人。假使西班牙人采取敌对的态度，或者被迫同意德国军队和飞机通过西班牙，那就会对盟国的侧翼造成严重的威胁，以致向突尼斯的进军很可能中途停顿下来。整个战役实在是惊人的大胆——比盟国此后在欧洲的任何行动都大胆得多。不过，大胆总算得到了好结果。
“火炬”战役的准备工作使盟国的船舶紧张到了极点。在这个计划开始进行的时候，船只被潜艇击沉的情况几乎还没有被遏制住。英美海军力量不得不分布得非常开。“火炬”的计划人员很快就明白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战舰都需要用来保护“火炬”的运输船以及掩护登陆。这意味着9月间已经恢复的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再次中断。9月初开往阿尔汉格尔的大船队因敌方袭击损失了十二艘船，可是二十七艘平安地抵达了。用来掩护这条航线的战舰不下于七十七艘。显然，在“火炬”的海上运输队需要海军保护的时候，不可能设法作出同样的安排。早在9月22日，丘吉尔就想通知斯大林，10月间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延期，但是罗斯福觉得这种不受欢迎的消息不利于盟国和苏联的关系，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决定不完全取消船队，而试行从冰岛派个别船只驶往俄国港口，不用护航。10月9日，他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用不置可否的口吻回答了一句“谢谢”。在此后几周内，莫斯科顽石般的沉默使得丘吉尔很不安心。
沉默更使人感到为难，因为按照丘吉尔8月间对斯大林所作的承诺，英美政府已经开始谈判在俄国南部前线建立一支空军力量的问题。这件事进展缓慢，俄国人似乎在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尽管斯大林格勒战役此时正处于高潮之中。
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另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是开辟波斯湾的路线，以便把补给品运往苏联前线。丘吉尔8月间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就安排好让美国人接管波斯的铁路和港口设施。然而，过了几个月美国人员和设备才大批到达，并且直到1943年，波斯湾这条路线才开始运送很大一部分美国交给俄国的补给品。
英美希望他们所建议的在俄国南部建立一支空军力量以及发展波斯湾路线的努力，会减轻对俄国北部定期船队的中断所带来的打击。然而，在俄国人看来，这是要求他们以目前的、极其需要的援助来换取关于未来的许诺。“火炬”计划的登陆日期推迟到丘吉尔在莫斯科所定的日期以后，这可能也引起了俄国人一定的怀疑。不管是什么原因，俄国政府终于在1942年10月一反常态，在报纸上暗示西方盟国对苏联不忠实。
以下是标志着苏联对西方信心降低的一些主要事件。8月17日，即丘吉尔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传来了突击队袭击第厄普的消息。许多俄国人起初认为等待已久的第二战场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消息更使人受不了。撤退和重新上船似乎结束了从西方迅速获得援救的一切希望。
在俄国人看来，第二个令人寒心的体验是波兰军队的撤退。这支军队是用1939…1940年间收容的波兰战俘在俄国境内建立起来的。从1942年7月起，就开始进行谈判波兰人向中东撤退的问题了，但实际撤退则到8、9月才开始。在俄国人看来，这些波兰人就象老鼠不可避免地逃离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一般，因为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开始。
从8月的最后两周起，直到以后的9月和10月，斯大林格勒的险恶境况是每个俄国人都时刻担心的。人们很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对西方盟国越来越感到气愤，它们显然还是没有动静。这就是温德尔·威尔基关于第二战场的著名声明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心理背景。威尔基正在作一次环球友好旅行。作为一个落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地位是特殊的。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职位，并不知道英美的计划。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他的声明仍然具有半官方的重要性。在莫斯科，他被捧得很高，和斯大林谈了话，甚至有机会去参观一段平静的前线。离开苏联之前，1942年9月26日，他在莫斯科接见新闻记者时对他们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相信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军事领袖们同意的尽可能早的时刻，和英国一起在欧洲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来帮助他们（俄国人）。也许，我们的军事领袖中某些人需要一点公众的刺激。”
当然，这席话暴露了威尔基是多么不了解“火炬”计划。但是当时不仅俄国公众不知道那个正在准备中的计划，全世界的公众也同样不知道。威尔基的谈话立即被登载在几乎所有的盟国报纸的头版上，并被理解为（特别是在俄国）一种证明，英美只要愿意，就能够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对这件事异常恼火，丘吉尔也感到难以理解，一个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竟然可以以半官方的身分旅行，并且在对政府慎重考虑着的内部计划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发表公开谈话。斯大林也肯定被美国人这种奇怪的、不负责任的行径弄得迷惑不解。
威尔基这席话的实际影响是，加强了俄国和西方国家报纸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叫嚷。这种激动一周后被斯大林本人进一步加强了。合众社驻莫斯科的代表亨利·卡西迪想出一个主意，用书信方式向斯大林提了三个问题：“在苏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有什么地位？”针对这个问题，斯大林答复道：“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主要的地位。”第二，“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有效程度如何以及可能做些什么来扩大和改善这种援助？”斯大林的回答是：“……到目前为止，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大有效的。为了扩大并改善这种援助，只需要做一件事：盟国完全并迅速地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这是在“火炬”计划从10月延期到11月的消息刚刚通知斯大林后发生的事，但是对不知内情的公众来说，这种说法只能被理解为要求按照莫洛托夫5、6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伦敦的公报中所说的那样开辟第二战场。卡西迪的第三个问题涉及苏联的抵抗能力，对此斯大林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没有就胜利作任何明确的预言。斯大林的话，如同威尔基的话一样，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并为无数明确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记者提供了根据。
斯大林对卡西迪的答复所引起的激动还未平息，一场和英国的新争论又在苏联报纸上搞得沸沸扬扬。10月14日，莫洛托天发表了一项关于德国人在占领区所犯暴行的声明。在将近结尾处，他说：“苏联政府认为重要的是，应由一个特别国际法庭立即开审，对于在战争期间落入同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国家手中的任何法西斯德国的头目，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只能是指鲁道夫·赫斯。五天后，《真理报》的一篇尖刻的社论证实了这一点。《真理报》声称，英国已经成为匪徒的庇护所，并指责英国政府不把赫斯当作战犯，而把他当作“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使他享受着一切外交豁免权。此后的一周，审判赫斯的要求在苏联所有的报纸上大事渲染。这给俄国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恨心情已被煽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除了赫斯这件事之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著名阐述者尤金教授还于1942年10月28日发表了一篇公开演说。尤金声言，第二战场的拖延只能是由于政治原因，那些有势力的社会集团——受到一批冷酷的专为自己打算的资本家支持的阿斯特集团——正在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它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直到俄国即使不被击败，至少也已经遭到彻底削弱的时候。尤金甚至表示对丘吉尔的动机感到怀疑，他用赞同的口吻引用了一段谈话，大意是说丘吉尔认为和俄国结盟是一件讨厌但又必要的事。
这篇演讲直率地重复了人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猜疑，由各报广为登载。它标志着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友谊的最低点。同一天，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十一月口号》发表了，其中有一条口号又欢呼与英美的战斗同盟。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那天，斯大林照例发表讲话。他用相当缓和的语调谈到第二战场问题，他的讲话有几处表达了对西方盟国友好的地方。斯大林说：“一些事实和事态说明英…苏…美同盟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以及它们的联合已经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战斗联盟。”斯大林讲话的时候在北非登陆日期前不过两天。登陆的消息传到俄国时，造成了良好的印象。虽然许多人觉得北非登陆是在法国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的一种作用不大的代替办法，但西方最后总算采取行动了。
当然，不可能了解俄国报纸对待西方盟国的那种相当古怪的举动，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或打算。有一点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即英国作为坏人被单独提出来，而对美国则客气得多。反对英国的鼓噪可能主要是做给本国人看的——为俄国民众提供一个方便的替罪羊，以便把战争带给俄国人的痛苦都归罪于英国。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也许相信鼓吹开辟第二战场将会影响英美政府的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的收获是微乎其微的。丘吉尔因为1942年秋天俄国报纸这样对待他的政府而大为恼怒，罗斯福在给这位首相的电报中也说：“我认为他们＇俄国人＇使用语言的目的和我们不一样。”
和俄国之间存在的这些困难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那些制订“火炬”计划的人。尽管有种种障碍，尽管周围一片混乱，“火炬”计划的准备工作却迅速地向前进行。在艾森豪威尔的宽厚的影响下，他领导的联合参谋部的成员之间出现了日益增长的信任和相互了解。这是未来英美军事合作的佳兆，相形之下，过去的种种摩擦与失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从盟国合作的观点来看，1942年7月25日到11月8日这三个月也许是整个战争中最有成果的。在此期间，组成了第一个联合参谋部和第一支联合武装力量，使其发生作用。它们的跨国和跨军种的职能，为未来两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合作树立了榜样。参谋组织的详细情形这里不需要多说，但值得强调的是，来自两个不同国家各军种的一群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制订计划并指挥战役，其中确有不知多少新事物。每个国家和每个军种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传统，职业军官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其中训练成长。这些传统很大一部分不得不丢开。甚至象专门名词这一类的问题虽属次要，但总的来说也造成了严重困难。只有通过热诚互让和愿意革新的精神，这些困难以及种种比较基本的分歧才得以克服。“火炬”计划成了真正的盟国事业，历史上象这样的军事行动也许还没有前例。
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1942年秋季，德国和后来的日本曾享有战略主动权。它们有能力去选择攻打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也因此挣到了军事上和心理上的极大优势。
但是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这六个月却带来了根本变化。盟国接连地在一个又一个战场上成功地把主动权从轴心国军队手里夺了过来，从而赢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这些胜利凑在一起，就清楚地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虽然德国和日本的反抗本来是顽强的，但是经过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阿拉曼以及“火炬”和斯大林格勒等战役的失败，尤其是这时德国潜艇击沉舰只的速度已赶不上盟国建造舰只的速度，胜利之属于盟国已经没有多大疑问了。除非大联盟破裂，才会严重地危及它的胜利；认识到这一点，确乎有助于在俄国方面和英美方面使盟国间的分歧保持在容易处理的限度以内。
盟国第一次采取主动是在太平洋战区。1942年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瓜达尔卡纳尔是所罗门群岛最南面的一个岛。结果是一场剧烈而持久的战斗，美军在这次战斗中只能慢慢地占得优势。1943年1月晚些时候，日本人发觉把部队留在那里代价太大，就开始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2月9日，美军才占领了全岛。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开始后不过数星期，在该岛往西约八百英里左右，美澳联军先把日军给拦住了，随即艰苦地开始将日军逐出新几内亚。
这两个战役是在极端困难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它们为次年在太平洋作战树立了榜样。目前出现了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在所罗门群岛，美军经过一系列作战，迫使日军通过群岛海域北移；第二条战线是在新几内亚，美澳联军在这里历尽艰辛地攻克了北海岸。在所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