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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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控制的前德租界和俄租界内曾不断发生：一起特别恶劣的案件是天津英国商会会长H·F·戴奥特在1939年3月17日被武装匪徒绑架，一直到4月3日才得到释放。日本人不准中国巡捕携带枪枝，这也助长了法律和秩序的破坏。
　　然后在4月9日，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新任海关监督陈连熙（译音）在英租界大光明大戏院被一名中国人暗杀。凶手还杀死了一名瑞士人，另有一名俄国人因想抓住他也受了重伤。英国总领事立即要求日本总领事派日本宪兵带领英国工部局巡捕到日本人认为恐怖分子躲藏的地方去。他还说，暗杀陈的真正凶手和任何同谋犯（如果抓到的话）将移交给事实上的当局。其他恐怖分子嫌疑犯可以由日本宪兵或英国工部局巡捕加以审问，但在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指示以前，只能予以拘留。
　　根据已公布的英国总领事的电报和其中提到的一些未公布的电报的内容来看，以后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进行了联合突击搜查并捕获了几个人。在被捕者中间有四个人被日本人指控是谋杀陈的同犯；另外两人没有被控告同此案有关，但也是同一帮的人，并发现他们藏带有炸弹。所有这六个人都是中国九路军的人员，他们利用租界作为他们的总部已有一些时候了。四名被控告为暗杀陈的同谋犯被移交给了日本人，由日本总领事个人担保，他们不会受到非刑虐待并在五天之内把他们送回。在第四天傍晚，日本当局宣称其中有两个人已供认参与了这起谋杀案。日本人要求在英国主管领事（即赫伯特少校）和英租界巡捕房总监亲自到场观看的情况下在犯罪现场把罪行重新模仿一遍，以使他们相信那些供认是真实的。在犯罪现场进行了模仿演习。两名嫌疑犯在回答英国领事提出的问题时说，他们是携带有武器的，当时守候在大光明大戏院外面，他们掩护了真正凶手的逃跑（他不是他们中的一个，而且似乎已经跑掉了）。在场的英国官员们相信了他们所犯的罪行。日本人还宣称，其中有一个人已供认谋杀过一个日本兵；而三名被杀害的日本哨兵是被用来暗杀陈的同一支左轮手枪所射出的子弹打死的。四个人如期被送回工部局巡捕房看押。随后，曾向日本人招认的那两个人又翻供了，说那是由于受到灌冷水的酷刑而逼出来的——他们被灌进大量的冷水，这在外表上不会留下受刑的痕迹。与此同时，在重新表演犯罪实况之后，英国领事和英国巡捕房总巡向日本人表示，这四个人将移交给中国地方法院审判。
　　从所有这一切来看，这四个人似乎是一个恐怖分子组织的成员，而且完全有可能他们与暗杀陈一事有牵连。可能用过酷刑来取得口供，虽然日本人不承认有这种事；而令人奇怪的是，有两个嫌疑犯并没有供认，也没有诉说曾受到严刑拷打。
　　不过，必须着重指出，英国外交部只是逐渐地得到所有这些情况报告的。它得到的最初印象是，证明这些人有罪的唯一证据是由日本人取得的口供，而这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是用严刑逼出来的。特别是，外交部直到6月中旬才知道，天津的英国领事和租界警察当局已深信这些人有罪，所以已经答应把他们交出。所有这一切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当这些人没有被交出时，本间及其下属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英国当局犯了故意欺骗罪而且热衷于庇护中国恐怖分子。
　　现在再回到事情的结局。4月11日，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请求外交部准许把那些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恐怖活动的中国人交出去，和把罪行较轻的人驱逐出租界。克雷吉从东京也极力要求哈利法克斯予以同意。但是，克拉克·克尔反对。他准备看到真正的凶手被移交给日本人；但是他认为把其他罪犯拘禁在租界之内也就够了。不过，拘禁也有它的障碍。它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满意；天津工部局以缺少经费为理由也表示反对；而且，照贾米森的说法，因为这是一种比较轻的惩罚，就可能会鼓励恐怖分子把租界作为他们的总部。他在5月1日宣称，他可以把这些犯人驱逐出租界，而不让日本人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走的；他并且再次请求让他在这件事上有自行决定处理之权。外交部似乎就要同意了，但这时传来了在重庆的克拉克·克尔的口信说，蒋介石将军夫妇表示反对总领事的建议，他们已经得知了这项建议的一些内容。因此，大使要求除真正的凶手外，其余的政治犯应移送到香港去。5月8日，哈利法克斯答复说，拘禁在香港是不可能实行的。他指示克拉克·克尔说，比较严重的那个案件，即已拘禁在天津的那些人，应予驱逐出境，其余的人予以警告后可即释放。今后的犯者可根据其罪行的严重程度或驱逐出境或移送给事实上的当局。12日，贾米森向外交部发出警告说，租界有可能被武力占领。同一天，中国协会向外交部转达了天津的英侨联合会的一项呼吁：应授予贾米森自行决定处理的权力。15日，克拉克·克尔指示贾米森，把被控同谋暗杀陈的四个人驱逐出境，而不要让他们落到日本人的手中。但是贾米森答复说，只有凭天津中国地方法院的逮捕状把四人移送该院才能避免严重的麻烦——这只是（克拉克·克尔19日对外交部说）为了想抚慰日本人而牺牲这些人的一种办法，是他所不愿意做的事。同一天，克雷吉极力要求让总领事自行决定处理；并提出警告说，如果租界被日本人强行夺去，英国不能盼望从法国——它并没有直接卷入——或从美国得到帮助。22日，外交部答复克拉克·克尔说，这四个人的罪证不充足，不能据以把他们交出去；应该把他们驱逐出境或拘禁在租界内。三天后，大使向总领事下达了这一指示。贾米森再次向外交部呼吁，反对这样做法。他并且在6月1日报告说，他已收到由日本总领事转来的本间的一项要求，即至迟在7日中午明确答复是否打算把这四个人移交过去。如到时不答复，将被认为是拒绝交出。贾米森同时还说，日本人在审讯了当场被捕获的人好几个月之后，已经写出藏在英租界内的恐怖分子的情报资料。他又说，一名叫李汉元（译音）的工部局巡捕房高级官员（他并不掩饰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日本人也指控他是一个重庆特务）也曾宣称，这四个人是一个恐怖分子帮伙的成员，并建议应该由天津地方法院出一张逮捕状，以免租界捕房再承担审理此案的困难任务。贾米森还说，本间正竭力设法避免发生麻烦，但是日本人深信这些被控告的中国人也应对暗杀三名日本兵的事负责，这就迫使本间不能不迅速采取行动。
　　然而在贾米森的这一报告到达伦敦之前，哈利法克斯已经在6月1日指示克拉克·克尔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应该交出这四个人。他批准将另外两个携带炸弹的人交出去。2日，贾米森说，他个人相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应该把这些人移送地方法院；工部局的法律顾问（P·H·B·肯特）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克雷吉在同一天拍回的一份电报中说，日本人深信他们的证据的力量。他又说，“坦率地讲，我不喜欢在这个特别事件上同日本人摊牌。”他并且提出预言式的警告说，如果英国政府等以后再被迫交出这四个人的话，那么它的处境将比现在就交出甚至要更加难堪。但是6月5日哈利法克斯的反应是，要贾米森遵照执行1日发出的指示——即不要交出这四个人。并在同一天告诉克雷吉，把他给总领事的指示通知日本外务相并声明：“把我们并没有得到罪证的人交出去处死，那将是同英国人的正义感完全不能相容的。”克雷吉还应警告有田：对租界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必将引起严重的反应；皮戈特武官应去日本陆军省作同样内容的声明，并要求它控制住它在天津的部属。
　　克雷吉在6月6日执行了外交部的指示，并着重指出，给总领事的关于如何处理今后案件的指示已反映了日本方面的要求。但有田答复说，不交出这四个人的决定将在天津造成严重事态，虽然他答应去劝导采取克制态度。7日，贾米森报告说，他已经把作出的决定通知了日本总领事，他还发布公告，警告今后的犯者将移交给事实上的当局审判，或被驱逐出租界。两天后，他再次要求允许他交出这四个人，但哈利法克斯回电说，“如果除去他们被日本人拘禁时所作的供词之外没有别的更充足的罪证（同谋杀害陈）”，他仍不准备答应这一要求。但他建议，可以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租界，如果他们拒绝离开，或以后又回到租界中来，那就把他们移交给中国地方当局。但贾米森在11日报告说，日本人认为，“我也以为这不无道理”，英国当局已犯了失信之罪，他们现在会把这四人的被驱逐出租界看成是甚至更大的失信。他说，除了是谋杀陈和三名日本兵的凶手之外，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人是一个恐怖分子帮的成员，这一点被哈利法克斯和克拉克·克尔忽视了。他宣称，他同统率驻天津英国陆军营的那位准将和英国侨民中的主要人士都一致认为，日本人的要求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是说得过去的。他申辩说（当地的英国和美国律师们也支持他的意见），他无权拒绝执行天津中国地方法院所签发的逮捕状，这种逮捕状在过去也曾执行过，而且这同在上海的做法也是一致的。
　　6月13日哈利法克斯的答复是把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作了区分。但他现在提出了几个问题，这就表明他至今为止还没有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他询问，那两个到现场重新表演犯罪经过的人，当他们向英国主管领事申诉时，是否仍被日本人拘禁着，是否有任何独立的证据。对此，贾米森15日的答复是详细陈述了现场表演犯罪经过时的情形，以及嫌疑犯对主管领事的问话的回答。他还说，他曾一再要求日本人拿出进一步的证据，但他们回答说，他们这样做就势必要损害他们的情报员。贾米森说：“日本人提供的情报将会立即落到李汉元的手中，而日本人是把他当作反日活动的首领来看待的。”然而，假定因为这两个人在向英国领事作申诉时仍被日本人所拘禁，所以哈利法克斯并不认为补充的情报就能保证使政策有任何的改变。贾米森在他的6月11日的电报中曾说，“关于把犯人交出去的方式问题，只不过是一件留待以后讨论的事”；哈利法克斯在21日就问道，这样说，贾米森的意思是否是说，他已经在某个时候答应过日本当局，实际上要把那些人交出去。贾米森在22日答复说，“毫无疑问，日本人已被告知，这些人将被交出去，这只是一个办理正确手续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在主管领事和租界捕房总巡到现场观看的情况下重新表演犯罪经过的那两个人，前面已说过，这两位英国人相信他们是有罪的。贾米森还说，“大体上已同意，可以假定把另外两人作为同一帮的成员并在此案发生的前后曾同谋作案而一并交出去。”
　　与此同时，克拉克·克尔于6月10日建议成立一个三人法庭，由一名英国人、一名日本人和一名中立国人组成，以决定被控告的四名中国人有罪还是无罪。哈利法克斯觉得这样的法庭缺少法律根据，但在12日的答复中他建议，可以成立一个谘询委员会，其中有一名中立国人士参加，以决定是否有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存在，从而可以将这些人移送当地中国法院。那一名中立国成员应该是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于是他也就由他的政府批准来担任此职。日本外务省就在被通知这事之后答复说，已授与杉山将军全权处理此事，因此这建议只能送到他那里去征询意见。同一天，贾米森在天津把这个建议通知了他的日本同行，但他被告知说，这事不能考虑。
　　在这里日本军事当局可能错过了一个证明自己做得对的机会，因为美国总领事本人显然认为日本人是有理的，他很可能已决定要附和他们的意见。6月14日，开始了他们早就恐吓过的要对租界实行封锁。他们开始搜查所有进出租界的人，他们进行搜查的方式则是蓄意要最大限度地侮辱英国侨民。妇女和男人一样遭到搜查。而且常被剥掉衣服。英国船只受到干扰，食品和燃料的供应时常中断，商业活动遭到了最大限度的妨碍。法租界也被包括在内，因为否则就无法有效地封锁英租界；但日本人敌视的对象是英国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傀儡政权代理人，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反英运动。驻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也变本加厉，宣称决不取消封锁，除非英租界当局在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面给予合作，并放弃亲重庆的政策。这些政策据日本人说，有：“保护反日分子和共产党分子，支持中国币制以反对联合储备银行券，囤积商品，默许非法分子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租界中的中国学校采用反日的教科书。
　　英国政府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也很危险。6月20日，哈利法克斯向议会讲述了天津发生的事件。他只是简单地说，被控告的四个人曾被移交给日本人，其中有两个人已经招认，但当他们被送回租界巡捅房拘留时，又曾翻过供，日本人也没有能提出任何可以单独成立的证据。这一陈述给予议会和公众的印象是，除了那可疑的口供外，没有什么证据，而日本人则正在企图强迫把这四个无辜的人移交给他们。接着是对在天津的英国国民的侮辱，这就引起了愤怒情绪的爆发，报刊和议会都要求对日本采取报复行动。
　　英国政府确实考虑了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但是这样做除了在日本可能会引起反作用外，经济制裁如由英国一国单独实行也是作用不大的。然而，在巴黎的探询表明，法国政府完全不愿意采取任何这种措施，除非它得到美国有效的合作的保证。6月15日，英国政府吁请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以迫使它接受在天津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和取消对租界的封锁。但是，考虑到美国孤立主义舆论的力量，美国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以及欧洲的危机日益加深，美国政府不敢采取行动。在6月16日的一次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都参加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欧洲的局势，英国和法国不可能在远东反对日本，美国则是还没有准备好去那样做，而且大约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准备好。国务院赞成给东京送去一份措辞严厉的长照会，指责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这样的一个照会拟出来了，并给英国政府看过。但是美国驻东京的临时代办和正在休假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都表示反对，使得这项计划终于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临时代办被告诉说，要避免被英国人拖进天津的争端中去，但同时也应向日本人表示，美国政府担心中国被占领区的反英运动可能也会导致对美国人的袭击。
　　对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来说，天津危机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他深知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赞成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矛头指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一派，和反对缔结这样一项可以广泛适用的公约的另外一派，正在进行斗争。他也在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缔结这样一项同盟。他现在担心不幸的天津事件将使德国人和他们的日本朋友得到好处。6月18日他警告外交部说，有同日本打起来的危险，除非改变一下他所谓的对中国过于仁慈的英国态度。他要求授权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就一切有关天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东京举行谈判。为了创造一个讨论的基础，他建议日本人应取消封锁，英国在租界中的权力应予以维持，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终止那里的反日活动。对此，哈利法克斯在6月19日表示同意。
　　日本华北派遣军强烈反对在天津以外的地方举行会谈，在天津他们就可以控制会议的进行。但在6月20日，日本首相平沼亲自出面干预，赞成在东京举行会议，但会议内容应限于天津一地的地方性争端；24日，日本外相宣称，他的政府同意在东京举行谈判。他私下告诉克雷吉说，他不能作出取消对租界的封锁的保证，但是等谈判开始后，也许就可以劝说日军撤去他们所加的种种限制和停止对英国国民的侮辱。他也说，只能讨论天津当地的争端问题。克雷吉告诉外交部说，日本政府在劝说华北派遣军同意举行谈判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日本外相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25日，哈利法克斯回电表示赞成，并祝贺克雷吉成功地处理了“这桩困难而又微妙的事情”。他希望克雷吉还是能劝说日本政府停止虐待天津的英国国民，但把预备性谈判交给他自己去斟酌办理。27日，双方同意第二天在伦敦的英国议会和东京的报纸上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即将在东京举行会谈以寻求解决涉及天津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贾米森从天津报告说，那里的局势已有所改善。
　　会谈直到7月15日才开始。在此期间，日本报纸大量报道，将把要求英国全面改变其有关中日冲突的政策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来提出。克雷吉得到平沼的间接保证说，这些报道是不确实的；但日本所需要的是对它在中日冲突中的困难予以更多的谅解。在7月1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有田提出了一份议程，其中第一项是“总的问题”。他说，日本陆军在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这两方面的特别需求应得到坦率的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说，日本舆论深信，正是英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蒋介石的援助”，才使他得以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有田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极端的要求；不过，日本政府竭力想寻求一个它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接受的关系准则。于是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准则：
　　英国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也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压制或去除那种将妨碍它或有利于它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行为。英国政府因此将避免，并使在中国的英国当局也避免，有任何将妨碍日军达到其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
　　克雷吉反对这种含义过于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