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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不过如此-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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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过辅助生殖技术击溃传统旧观念的节目,其中,花了相当篇幅陈述试管婴儿的利与弊。播出后,电话铃声大作,纷纷要求就到这个医院,就找这个医生,就用这些试管。成了医疗广告,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办公室的电话每天还在响着,我们时刻咀嚼着沟通不良的苦果。
  有人想买我们推荐的蜗牛、蝎子。
  有人想买我们的树苗。
  有人想吃我们的药。
  有人想和我们合作加工饺子和大碱馒头。
  有人想谈我们介绍的对象。
  有人想让我们修电视机和燃气灶。
  有人想和我们合伙再开一个饭馆。
  对天发誓,这些事我们一件没干过。我想,这或许是推介新观念、新思维的副作用。
  有点文化不易,传播更难。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默默体会接壤文化以后,内心充实与平和的感觉。
  文化要求受众的理解力,没有这个能力,都是文化人也没戏。
  画家戴敦邦1977年和一群画家去了敦煌。
  偶然机会,他钻进了465窟,一个元朝前期的密宗洞。
  回到宾馆,戴先生与同行们大谈感受,他认为,作为传统的工笔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打破了固有色和不注意整个画面色调关系,大红大绿孤立地乱用,不懂得黑白灰互相映衬的惯例,然而,这反倒给人一种艺术启迪。
  戴先生谈得眉飞色舞,却未能引起同行画家们的注意,甚至不断投去不信任的目光。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戴先生去465窟,是想家了。
  第13期的时候(6)
  《实话实说》做到第13期的时候,策划陈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选题。陈骞告诉了邝阳。已近不惑的邝阳听完选题,手舞足蹈。当时我正和也夫下象棋,竖起耳朵听到他们轻声交谈,其间邝阳拍了两次手,陈骞还吃吃地笑,莫非真是个好选题。
  一盘棋过后,老邝笑吟吟地说,小崔,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棒的选题,猩猩活。
  猩猩活?名字听上去很费解。老祁仍旧笑吟吟地重复:猩猩活。我猜想又是老邝的口音问题。上次吃饭老祁夸奖河南,说什么他的自行车坏了,有4个人主动上来帮着修,他问路,人家放下手中的事,给他领路……我实在听不过去了,高声说,老邝,河南我去过,不是这样。老邝也不甘示弱,拉开架式,回击道:你是哪年去的?陈骞忙出面调停,别吵,误会了,小崔说的是河南,人家老邝说的是荷兰。
  果然,老邝说的猩猩话,正确发音应该是星星河。
  星星河,多么富有诗意。
  我刚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自己决是灿烂银河中的星星了。
  陈骞一开口,我知道他说的星星河和我的浪漫是两回事。3个独生女的父母决定让3个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伙伴的快乐,他们为这个小集体起名叫星星河。现在是,孩子一家一个,孤苦伶仃。这有意思吗?意思,是那时我衡量选题的第一标准。陈骞和老邝异口同声,绝对有意思。
  陈骞介绍他掌握的情况,洋洋洒洒,一口气说到吃午饭。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事,重点说哪个,稍带说哪个,这么多理,哪个深说,哪个又浅说。
  看到我热情不高,老邝多少有些郁闷,陈骞则匆匆地扒拉了一口饭,进了别的屋。
  下午再谈的时候,陈骞抱了一大堆卡片,每个卡片上都有一个星星河的故事。
  陈骞把这些卡片一字排开,然后说了一段令我终生受用的话,节目主持人就是火车司机,带上乘客,一路开过去,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光。每到车站就要停下来,大站还要多停一会儿。火车能行走得安全,停靠得稳当,是因为有铁轨。乘客一路赏心悦目,一是因为窗外有风光,二是火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感,使旅途变得不再漫长,不再乏味。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节目,节目中展示的事实有详有略,这就是窗外的风光,停靠的站台就是我们争论或讨论的层面,怎么能让事实的展示和理性的探讨都清晰,靠的就是轨道——所谓谈话的脉络。
  听君一发言,省下买书钱。
  这样的感觉以后我还有过多次。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有现场控制能力,干头万绪,众说纷坛,都可以处乱不惊,一一化解,听多了,还真有些飘飘然。
  这个时候,王韧来了。
  王韧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属于解放后最早做谈话节目的一拨人。他们制作的《东方直播室》,出手不凡,第一期开始就直播,我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直播是谈话节目的最高境界。
  王韧话不多,看完我录制一期节目后,不紧不慢地发表意见。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家紧紧巴巴的。
  我说,当然,我控制着现场呢。他说,大家不轻松,算不得上乘的谈话。不容我反驳,他紧接着说,当然,在录制现场让大家争相开口已经不容易,但如果大家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是自己确定的语气,既便是很中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得有些心凉,感到自信心受到打击。
  主持人的形象(7)
  王韧授着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抽着烟,散着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我们沉默不语,难道这沉默就没有意义吗?其实,沉默里也有丰富的信息。沉默是金。可是你们的谈话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呢,所有的空隙都被语言、掌声、笑声填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好的谈话就像漫步聊天,话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却不会偏离主题。一会儿,你是谈话的组织者,一会儿,他是谈话的发起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轻松所以避免了言不由衷。
  漫步聊天不只追求有意思,更要有意味。有了意味才会有意思。
  这成为我们节目对品味和格调的要求。从那以后,观众在电视上看见我提着话筒在观众席间不停地走动,不断地发问,这样的镜头以前都会被剪掉,因为被认为无用。现在细心的观洲门发现,就这么走着谈话空间就出来就像王韧研究的那样,有用的和无用的是会转化的。
  有一天有人请吃饭,一下来就点了道凉菜,凉拌萝卜皮。萝卜皮通常是视为无用的。看见萝卜皮,我想起了王韧。
  录像那天,星星河的3个成员和母亲一起来了。
  3个女生,都是齐眉短发,都上小学二年级。
  进了演播现场,他们高兴地欢蹦乱跳,在他们眼里,演播现场和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这猛然提醒了我,如果观众进了演播室都这样放松,那么谈话一定会自然。
  这时,陈骞和邝阳走了过来。陈骞说,记住,大站停,小站不停;老邝说,再重复一下,这个团伙叫猩猩活。
  观众基本到齐,我忙回身招呼3位小嘉宾:“快过来,咱们准备录像了。”
  3个人倏地凑了过来。
  我再一次默记他们和他们团队的名字:猩猩……去,星星河,辛雨奇、周鹤、陈若欣,女,均是小学二年级。
  陈苦欣,有特点,小胖子。
  这时,陈若欣发问了:“今天谁是主持人啊?”
  “我呀。”我捋了一下头发。
  陈若欣忽然说:“叔叔,你长得这么难看,还当主持人啊?”
  那一刻,只觉得斯文扫地,手足无措。
  我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老大精神,老二利索”。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着合适的词,“这是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
  母亲总是把话接过来说:“其实我们老三穿上好衣服挺精神的。”
  第一个女朋友离我而去时说:“我听不了那些冷言冷语。”
  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头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
  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
  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时间)也是揣测。
  首次出镜遭讨伐(8)
  我去大学讲座,这样遮掩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形象一般,就推出了一个比我还丑的,把白岩松推出去了。每说到此,都是笑声一片,掌声一片。
  那次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女生说,你知道白老师怎么说?他说台里先推一个丑的,看看反应不大,就把最丑的推出去了。
  平心而论,按传统的选择标准,新闻评论部符合规范的主持人只有敬一丹一人,其他的都不合格。
  在我推诿犹豫的时候,时间和乔艳琳带我去找徐晶,公认的电视造型第一高手。
  徐晶第一句话是,怎么又找一个这样的,你们看中的人都怪怪的。看来,小白也让他伤了不少脑筋。说归说,等到化牧的时候,徐老师非常耐心。半个时辰后,我从乔艳琳的惊异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我一照镜子,只一个字,帅。前半生的自卑一扫而光。
  时间叼着烟,不紧不慢地说,他以前嘴角可是有些歪的,歪得有意思。再说,坏笑呢,坏笑怎么也不见了。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你个大白胖子四方脸,不在街上走,不知白眼贵。
  徐老师听出了时间的意见,递结我一块肥皂,让我洗尽铅华,她要推倒重来。
  1996年3月16日早晨,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
  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倒是北方的观众,没太为我的电视形象纠缠。也许东北人漂亮的多,随便一个赶车的都是浓眉大眼,漂亮也就不值几个钱了。
  两年以后,我们做春节特别节目《吃的学问》,请来一位胖胖的厨师,录完节目后他拉着我说,你一定记得节目刚开播时北京有家人写信骂你。
  我说,记得。
  他说,那一封信是我们全家讨论完我执笔写的。
  说完,他笑了。
  我的策划同事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是,换个角度思想。
  假如我是电视观众,节目内容且不说,主持人个个相貌平平,我该是个什么心情?距离产生美,如果大家长得拉不开距离,何美之有?
  我喜欢屏幕上的杜宪、李修平、海霞、王小丫,她们的美,让观众觉得,买台大彩电值得。
  换个角度一想,我想通了,我对小胖子陈着欣说,快坐好,叔叔马上开始主持了。忽然,我又冒出—个念头;把刚才的一幕告诉现场观众,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监尬。
  平静了一下心情,回过头初大家说,陈若欣小朋友说了,你这么难看,还能当主持人……现场的一百多人宽厚地笑了,他们用掌声帮我找回自信。
  感谢陈若欣,她的一句话让我刚刚开始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声炸雷,又重返人间。站在地上,踏踏实实的感觉真美。
  5年来,我一直站在地上和大家实话实说。想想,天塌下来有什么可怕,有漂亮的撑着呢!
  童心童趣(9)
  节目组有—位策划叫丛鹏,学细胞生物学出身,人也怪异得很。
  大家一起去九寨沟旅游,长途跋涉,一路舟车劳顿。猛地看见雨后彩虹,看见满眼绿树,一阵欢呼。他却说,多好的高原草甸,多好的针叶林,多好的阔叶林。说得我们一哄而散,挺好的兴致,让科学给搅和九八年“六·一”前夕,丛鹏提出做一期儿童谈话节目。我说,儿童,是谈话的对象吗?可丛鹏秉性倔犟,认准了,很难说服。
  我决定以退为进,说,我不熟悉孩子的谈话方式。
  丛鹏说,这好办,我们可以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们走进了北师大幼儿园。
  在那里发现,孩子特给面子,随便听个什么笑话都会拍手顿足,哈哈大笑。最大问题是不持久,耐性差。一个小男孩举了一回手,见我没叫他,扭头回屋睡觉去了。阿姨说,孩子的要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对他们来说,不争第一,就没有意思。
  这和记者陈小川的观点一致,争就争冠军,亚军没用。普希金和丹特士决斗,普希金是亚军,命都没于是,我装成专注的样子,好像每次只能看到一个人举手,矛盾迎刃而解。孩子们都认定自己是被我看到后;第一个叫到的。有时,我还略施小计,比如这个讲,跟另一个说,下回就是你,或者是,你说得好,最后再说。
  幼儿园阿姨被我的耐心打动,说,你真用心,然后告诉我:孩子们的注意力最多集中5分钟,要是发吃的,还能坚持5分钟。
  那10分钟以后呢?
  阿姨的回答斩钉截铁,神仙也没用。
  见我一脸难色,丛鹏就忙着开动脑筋。他一拍大腿,有了,吃的咱先不发,告诉孩子们录完像再发。再买些玩具,摆在现场,不发言的人可以先玩玩具。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六·一”节,孩子们说自己的心愿。暗含的意义是再小的孩子也需要理解和沟通。
  录像那天,孩子们一进场,山呼海啸。毛绒玩具被抢了个精光,两分钟后,馅都被掏出来了。我心说,姓崔的,这回看你怎么收拾。
  阿姨说对了,5分钟以后天大乱。孩子们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嚎陶大哭,还有一位直接挤进我的沙发,什么话没有,只管用鞋蹬我的后背。
  丛鹏的倔犟一手酿造了这场“闹剧”。当时我无计可施便横下一条心,咱也倔犟一把。于是,强打精神,挂着笑脸,支应着全场。终于熬到和观众说再见了,没有一次节目感到这样漫长。下来一打听,还不到50分钟。看着情绪低落的丛鹏,我说,节目就叫《童言无忌》吧!为了这场混乱找找辙,也宽慰一下丛鹏。
  5月31日,《童吉无忌》播出。
  异常强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观众争相打电话说,从没见过孩子们在电视上这样自由自在,要是所有的儿童节目部这样就好了。一个观众更是直言不讳,看见你在孩子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开心死了。怎么,真的没人在意我们的节目理念吗?
  我再回头去看素材,看看孩子们怎么和我对答如流的。
  “你‘六·一’节准备去哪儿?”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六·一’节玩儿”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打架。”
  “你爸爸有什么优点?”
  “他不怎么爱下棋。”
  正是这不着边际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童心童趣,看到孩子们的天然去雕饰。
  童心不老(10)
  丛鹏很平静,写了篇文章算是总结:《童言无忌》是一次试图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儿童自在状态的努力,由于在操作中缺乏对这样一种电视谈话样式规律的足够把握,我们把自己推向了自在与操作之间监介境地。如何面对这种监介也是《实话实说》的一个基本课题。《实话实说》的工作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克隆”。它试图以谈话的方式“克隆”人们的生存状态。电视本身是一种高度操作性的媒体,而我们力图表现的是一种人的自在,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某些不易调和的东西。理念可以顿悟,手段只能渐进,完成这种调和需要把握大量规律性的东西,形成高度缜密、有效的操作程序,并且不能够因此肖磨了活力。这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其乐无穷!
  和孩子打交道多的人,都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我总是说,中央台最快乐的人鞠萍,脸上总是挂着孩子般烂的笑容。
  一天她见我忧心忡忡,打趣地问,小崔哥哥,有什么不开心吗?
  我不知从何说起,一声叹息。
  她问:“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
  我说:“骑,刮沙尘都骑。”
  “挣的钱也没现在多吧?”
  “当然。”
  鞠萍笑着,一脸的阳光:“好日子过着,还有什么不快乐呢?”
  几句话,我感到轻松。
  人啊,该多和孩子在一起。下班回家,女儿缠着我要吃一块饼干,拿到饼干,小口吃着,她心满意足。高兴地操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鱼头和鱼刺,毕加索风格。算是对我的回报。
  看着有趣的画,我想到节目,现场表面看上去像条自由自在的鱼,其实,全仗着一根鱼刺串联有方,策划是多么重要啊!
  如果你看到我每天笑意写在脸上,不要以为是无优无虑。是因为我想通了,天塌下来,有鞠萍姐姐顶着呢!
  1999年初,—个叫张穆然的15岁的小姑娘患了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她和一般癌症病人不同的是特别爱笑,每次去化疗,都像是去旅游一样,背着书包,自己去医院。
  她的父母是插队知青,去的是陕西,穆然出生时,家境不好,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穆然像个英雄一祥漠视自己的病痛,她鼓励别人勇敢起来,帮看病房出黑板报,病房里总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
  或许此类事情多了,刚看到报道,我并末在意。
  几天以后,穆然接受了《第二起跑线》的采访。主持人贺斌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小姑娘快不行了,想和你一起主持一回《实话实说》,你应该帮她圆梦。
  我立即答应了,叫上策划丛鹏和钱韵梅一起着手准备。
  小穆然时的心愿透着孩子气,想见一回她喜欢的两个歌星和3个小品演员,电话打过去,除了赵本山,其他人都谢绝参加,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准备接通越洋电话,让小穆然采访桑兰。
  我还请来了同事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贺斌。为了小穆然,他们放下手里繁忙的工作,来到平时难得聚在一起的录制现场,尽自己爱心满足小穆然最后的愿望。
  录像的前一天,晚上11点了,丛鹏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穆然病情加重,送进肿瘤医院抢救。
  我在急救室里第一次见到穆然,小姑娘真漂亮,虽然没了一头秀发。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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