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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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我们跑完这段距离，赶上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最短的时间，也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使我们在技术方面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要么我们就被踩死，因为没有钢、铁、煤，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保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也是办不到的。”党通过领袖之口这样告诉全国人民，于是全国出现了为钢铁而战的空前热潮，人们迸发出来的巨大激情世所未见。“速度”这个词也发出了热烈的行动号召。
在久远的古代，为抵抗贵族波兰以及当时还强盛的土耳其的入侵，哥萨克分队曾驰骋在扎波罗什营地上，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如今在昔日的营地上，在霍尔季扎岛近旁，另有一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他们决定拦腰截断古老的第聂伯河，驾驭它那狂暴的原始力量，去开动钢铁的涡轮机，让这条古老的河流像生活本身一样为社会主义工作。人向自然界发动了进攻，在汹涌的第聂伯河的急流处，给它桀骜不驯的力量戴上钢筋水泥的枷锁。
在三万名向第聂伯河开战的大军中，在这支大军的指挥员中，有过去的基辅码头工人、现今的建筑工段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大军从两岸向河流夹击，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两岸之间就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潘克拉托夫那硕大的身躯轻快地在跳板上、小桥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搅拌机旁跟弟兄们说两句俏皮话，一会儿消失在土壕沟里，一会儿又突然在卸水泥和钢梁的站台上露面。
一大清早，他那佝偻的身子出现在“吃紧的”工区，直到深夜他才把终于疲乏了的巨大躯体放倒在行军床上。
有一次，他面对晨雾笼罩的河面，面对河岸上一望无际的建筑材料，看得出了神，不禁回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亚尔卡。当时似乎是一个大工程，同目前的情景相比，不过是一件儿童玩具罢了。
“瞧咱们这气派，发展得多快，伊格纳特好兄弟。第聂伯河这匹烈马让咱们给套住了。老爷子们再也不用在这急流险滩上折腾吃苦头啦。给你一百万度电，没说的！这才是咱们真正生活的开端，伊格纳特。”一股热流从他胸中涌起，仿佛他贪婪地喝下了一杯烈酒似的。“博亚尔卡那些弟兄们在哪儿呢？把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都叫来多好，咳！那我们就把左岸的人给盖啦。”想到博亚尔卡，他又不由得想起了朋友们。
那些跟他一起在隆冬季节大战博亚尔卡的人，还有那些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从热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辽阔无边的祖国的偏僻角落，都在重建新生活。过去，他们那批早期共青团员，大约有一万五千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真是亲如手足。现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共青团已成为巨人。原先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如今能拉出整整一个营。
“冲我们来吧，小鬼头们。前不久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我们已经在前线干开了，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一转眼的工夫，都蹿起来了，在工地上还拼命想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一招可不行。咱们还得走着瞧。”潘克拉托夫饱吸了一口河边清新的空气，深深感受到一种满足。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安德留沙·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当支部书记，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要把那个工段“挂到自己拖轮的钩子上”，到那时他肯定也会有这种满足感的。
至于刚才他回忆起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柯察金，他现在被抛弃在偏僻遥远的滨海小城，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着顽强艰苦的斗争，既有失败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欢乐。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现在，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深情地想：“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住在一起该多好。
你经常给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尔信上说：
阿尔焦姆：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你了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
我受到接连不断的打击。一次打击过后，我刚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又接踵而来，比上一次更厉害。最可怕的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经不听使唤。这就够痛苦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本来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跟前也要费很大劲。到这步田地大概还不算完。明天会怎么样——还很难说。
我已经出不去屋，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有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全线进攻的大军，向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调遣。这两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不过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和共青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领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谁知道，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帮助她。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生活在工人集体中间，到那时候，她就会最后成熟了。目前在我们这个小城里，她还只能走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要把她拉回到充满卑微琐事的生活中去，让她再陷入狭隘、孤独的生活圈子里。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让她过去的生活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投下阴影。但是，这一切努力都白费。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修建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四周林木环抱，一条道路曲折地通到山脚下。所有房间的窗户全敞开着，微风吹拂，送来了山下矿泉的硫磺气味。保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就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有好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耳熟，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他苦苦思索，终于把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找了出来：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正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旁边，快活地拉住他的手了。
“你还活着哪？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让我高兴高兴？你这是怎么啦，真正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得向我学习。大夫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我就不听他们那一套，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体会到他的笑谈中隐藏着同情，又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莫斯科的新闻。从他嘴里，保尔第一次听到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重要决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干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倒霉。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那时候我差点躺倒起不来，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现在说什么也不能无精打采地混日子。你明白吗？这样不行！我有时候也有不好的念头，心想，也许该休息一下了，稍微松口气也好。到了这个岁数，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真有点吃不消。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到头来每次都是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一办起来就没个完，晚上十二点也回不了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的前进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就是我们这些老头也得像年轻时候一样干。”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好，现在你讲讲你的情况吧。”列杰尼奥夫听保尔讲他前些时候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用炯炯有神的目光赞许地看着他。
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个疗养员。紧紧皱起两道浓眉，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的，是切尔诺科佐夫。
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旧鸭舌帽，瘦削的脸晒得黝黑，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参加边疆区领导工作的时候，就放下了镐头，可是现在他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从他的举止言谈上，从他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常委和政府委员。他腿上得了坏疽，这个病折磨着他，不断消耗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因为它强迫他躺在床上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却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尝到了西伯利亚流放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那像古代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说起来叫人难以相信，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会好几种外语。他满肚子学问，就连那个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跟你同屋的病友吗？”日吉廖娃向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小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能——那就应该了结了。”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一下……”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