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地理学-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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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以来居民区和商业用地的扩展，主要是在人口密度低的郊区，它是以使用需要密集优质道路网的汽车为中心而规划的。这种道路网被有限的通路和分散的公路连接在一起。住宅区是分散的或成小片分布，其周围空间很大。它们大部分是一、二层的建筑结构，墙体较厚。这里有大量的开阔地面，标志着这一人工地形是世界上的战略要地，特别是西北欧更是如此。有人会提出，在战术上讲，这种郊区地形易攻难守。假如情况如此，其战略含义便是，都市郊区的长而宽的地带将构成最佳的推进路线，譬如苏联对西欧的进攻。这将使北约的这种希望破灭，即城市化的地形会有效地阻止华约军队的行动，以便在苏方攻抵大西洋前能考虑通过谈判达成停火。为了试验那种设想，需要证明郊区的潜在被突防能力。
对城市地形的评价
我们必须从军事的目的出发，对城市的天然的和人工的地形作一分析，以帮助指挥员定下战术决心，利用地形，使之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人。对进攻者来说，归根到底，进攻路线的选择，有待于对各种供选择方案中的地形的可突破性作出估价。而可突防性则是根据权衡地形所能提供的机动性和掩蔽之后而得出的。突防速度则受制于地形为机动性所提供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是对入侵者而言的。其它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某一具体地形所能提供的掩蔽物或碎石堆的量。而这些则为防御提供了有利条件。显然，掩蔽物能够使机动性化为乌有，反之亦然。隐蔽，即以防被观察到或被仪器探测到，防御和进攻均可采用。然而，不可见性给进攻带来的突然性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保守地说，我们可将其看作是一个中性因素，既可为进攻者服务，也可被防御者所利用。
让我们先探讨一下攻防相抵的机动性。显然，以武力夺取地方的难易，不仅仅是一个从攻击出发点到目标的路线是否畅通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这些路线的运输承受能力问题，它也取决于如果在某一进攻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时可否很容易地采取其它路线。对同一敌军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交通网密度的机能问题。道路网越密就越方便，因此就越容易绕过对方抵抗，或越容易进行翼侧包围。举最简单的方格网为例，假如在此网格中的某一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但能将其包围，那么，穿过这一既定区域所需多花的时间，等于某一环节的长度。道路的格子越细和网络越密，距离显然将越短。那么，根据这种观点，假如速度是核心问题，哪儿通往市中心的道路越密，进攻者就可能将接近路选在哪儿。机动性与至市中心的距离间的关系是反比关系，见下图所示。
可突防性与道路和建筑密度的关系
可以设想，坦克在前引导的突击（苏军拥有偌多的坦克、装甲车，预期它会这样做的）将尽可能地沿道路前进，越野速度较之硬面公路上可达到的速度，还不到一半，在潮湿的气候下甚至更慢。在这种情况下，从防御的观点看，同样兵力在道路网稀疏的农村环境下较之在道路网密集的城市地形条件下，能防御更大的正面，这一点好象是很清楚的。
从防御者的角度看，城市地形显然可提供更多的掩蔽物和封锁前进路线的材料。市中心的大量材料可用以构筑巨大障碍物，而各种建筑物则可用设置高处观察点和火力点。十九世纪末，大半是环绕城市中心的一排排房子，为设置街垒和设伏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然而，分散的郊区住宅建筑极易被包围，而且也不能为防御一方提供足够的瓦砾或有利条件，以对进攻军队构成重大的障碍。德国标准住宅的地下室的确给防御者提供了掩蔽处和隐蔽处，但是，有炮尾焰的武器不能在这些地下室内进行射击。尽管美国军队坚持认为郊区具有防御价值，但他们显然赞同郊区所能提供的掩蔽物和障碍物是有限的。这一点从他们给其陆军战斗部队和参谋人员进行的战术训练中看得很清楚，如参谋学院1978年教范《（欧洲条件下）前沿部署作战课程和积极防御中的城市地形上的军事行动》就证实了这一点。该教范说分散的住宅建筑顺街道有250码的射击距离和125码的交叉火力射击距离。这显然是限制了防御者从推测到进攻的军队到对其作出反应的时间。通常，在这种地形上的道路宽度为15码，但由于大住宅建筑一般收进，住宅间的间隔通常为30码。这似乎有利于装甲部队行动。北约的许多武器是为在开阔地上使用而设计的，射程一英里左右，因而不适宜在射击距离只有一百码的城市战斗条件下使用。“陶”式反坦克导弹在封闭式的空间里发射，其弹尾焰必然会伤害或致死操作手，并且在通常的城市交战距离之内有线制导导弹打不中目标。在这些环境中，被淘汰的3。5火箭发射器，即火箭筒更有效。“陶”式导弹的近程替代物是可自由使用的“劳”式反坦克火箭筒，但它只有击中履带方能使坦克丧失战斗力，并且在使用这种武器时，它的反弹会伤害操作手，或者打不中要害，从而使装备有火箭的操作手发挥不了作用。
参谋学院对都市郊区的叙述认为，“街道上的障碍物因其能易于绕过，所以价值不大”，“装甲部队和步兵的接近路在这类地区有的是”，而且“瓦砾对机动的影响也不大”。尽管有这些研究结果，但当进行综合评价时，美军认为郊区有利于下车步兵进行防御，但有点不利于装甲车辆的进攻或防御。就北约一贯的作战样式和武器而言，恰恰相反，郊区看来为装甲部队的进攻提供日益有效的掩护。鉴于华约爱好使用轮式车辆，他们往往倾向于沿道路行进，而其主要的接合部是在市中。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在设计新式坦克时已经考虑到郊区的条件。住宅建筑密度小，而周围树木多，其所提供的隐蔽，进攻者所受益处至少同防御者一样大，在这种情况下射击距离是非常近的。实际上，郊区可以隐蔽一支装甲部队的推进，就象南非草原的高草和起伏地遮蔽住了塞特维亚的祖鲁人的武装部队的推进，直到1879年他们在赫尔瓦那岛（伊散德尔瓦纳）碰上英国人。
假如我们只考虑城市地形提供的掩蔽物，那么很清楚，从农村转到城郊环境这种掩蔽物略微有些增加，并且只有达到较接近市中心时才达到军事上较为关键的时节，在此市中心可遇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建筑物或密度同样大的取代它们的现代建筑物。假定防御具备掩蔽的有利条件，那么防御者对进攻者前进速度的减缓，将与掩蔽物的多少成反比。大体说来，速度由农村到郊区的过程中逐渐下降，然后到了密集的城市中心时急剧减慢（参见前图）。
把距城市中心越远，建筑物提供的掩蔽物越少，同道路网越稀，机动性越下降结合起来，由于掩蔽的优势因道路网的密度降低而抵销，地形的可突防性也许完全可看成是提高了。那么入侵军队的速度就象是一个火山口的脊，在城市中心周围形成一个面向里的急斜面，以及在城市农村交界地区形成一个逐渐变小的倾向坡。通过这种地形，阻力最小的通路，除了城市中心的凹地周围外，还有郊区的高地。
战略意义
如果上面的分析是合理的，概括也是能代表德国都市郊区特点的，那么俄国军队的最佳进攻路线将是沿西德城市之间主要的东西走廊运动，对城市市内地区实施扫掠，但绕过开阔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郊区的有利条件。这就意味着径直沿赫尔维格推进。赫尔维格是历史上德国的中心线，穿过人口密集的肥沃的黄士带，该黄土带将欧洲平原南部的台地一分为二。沿这条路线推进将席卷不伦瑞克、汉诺威、哈默林、帕德博恩和多特蒙德，绕过鲁尔区外围，夺占欧洲经济的北莱茵河中心，尔后进入莱茵河三角洲的密集城市区。这种战略的另一个好处是，使中子武器失去意义，因为进攻大多可得到郊区居民的掩护，而不是沿城镇之间的农村间隙推进，这种地方是打算使用中子弹的地区。对这种屠杀的最好的防御是在城市中心的后方展开，使各路进攻纵队又分成若干纵队，使进攻的先头突击部队疏开并分散，因而使整个入侵军队都易遭到火力杀伤。即使到那时，这种挫败敌人进攻的策略也许远远不足，都市郊区可能证明是对北约的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美国军队目前所认为的是防御上的有利条件。
军事训练中一贯强调开阔地战斗，这是一个因可资利用的训练场地而造成的问题，也许也是一个古德里安、隆美尔、和巴顿的影响所致的问题。在德国平原上的机动战的罗曼史很可能被看作是崇拜直到1914年英军中都还保留的骑兵的现代化名词。这种军事上的浪漫主义，加上选择最适于开阔地射击的武器，确实看来象一种与时代不合拍的纵情。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经验和先例无法教育我们。地理景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新的方式改变了。城市在军事地图上已不再是一个一个的点了，而是地面的一大组成部分，可供战争当战场用。
过去的著名军事学术家们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但是，后人可以学习他们对事物的普遍敏锐，以认识新的形势。要夺取对方城市的俄国人务须遵循孙子的名言：“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即使美军把都市郊区看作是利于防御的地方，西德军队和政府也肯定不会忘记美军野战条令中的这样一句话：“进攻或防御一个城市的决心，也许相当于摧毁它的决心”。以他们看来，德国的都市郊区是有待通过前沿部署来保卫的目标。西方有避开破坏性防御的倾向，这就等于为对方开辟了一条进攻路线，对此，苏军不可能不重视。苏联的军事原则包含使用“城市包围战术”的可能性，以对付战术核武器，并利用城市所提供的通行便利和隐蔽条件。苏军预期在进攻中在城市地区进行战斗，设想每30英里左右有一座城市；他们意识到城市的方位和距离对反坦克武器有效射击所需时间的限制。就目前所知，北约军队目前的观点是，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任务是阻止苏军的一切进攻，靠积极防御赢得时间，以求得政治解决。从他们透露出来对处置地形的理解来看，他们看来甚至对这一有限的战略任务都没有准备。
城市革命
1968年新年攻势中，越共的意图是由郊区包围西贡，而不是去占领城市商业区。这一作战意图既是军事性，也是象征性的。作为其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把斗争扩展到城市地区的边沿。闹市区的一个目标是美国大使馆（美国卷入的象征）。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向城市进行了决定性的转移。卡斯特罗在古巴的许多胜利确实可归功于城市的支援，尽管这由于学说上的缘故未加以渲染。城市的贫民区和确实复杂的郊区，提供了比山地更好的隐蔽条件。这里比较容易获得经费、枪炮和情报，地面上的目标也比较密集。纪康指出，在乌拉圭，游击队运动需要80％的人民的支持，目前政权的中心在庞大的集合城市。在这里，机动的打了就跑的战术将取代街垒而成为革命战争的样式。乌拉圭的图帕马洛斯人响应该号召，但因在蒙德维的亚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支援基地而失去了机动性，因为他们未能取得广泛的支持。他们成了军方易于攻击的目标，到1972年大部被消灭。在巴西，马丽赫拉鼓吹通过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这一三角地带中采取行动来动摇当局的统治。他于1969年被击毙，但推翻民主政府支持军人专政的革命目的达到了。在日益发展的城市世界中，任何包含或追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冲突必定要发生在城市里。南非的未来极可能是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郊区解决，而不是到纳米比亚的沙漠里去解决。
不仅竞争中的帝国主义的指挥者们，而且那些企图从内部颠覆或维护已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人，都将会发现他们的潜在战场是在街道和住宅中间。
第十章 冲突地带和战争谣传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 《孙子·虚实篇 第六》
当哈克特将军及其北约的将军和顾问们为其虚构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设想一个爆发点时，他们选择了南非。他们对1985年世界形势的估价同1977年见到的一样，仍然是伊朗国王牢固地统治着伊朗。在该书出版的鸣谢和后来的译本中，哈克特重申了这一教训，即能够很有把握地作出的唯一预测是决不会发生完全如他们预料的那种事情，尽管有可能发生。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依靠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情报工作也未能在1979年预见到伊朗的事态发展，实际上他们手头掌握的关于当时形势的可靠情报理应足以使他们从军事观点讨论各事件中地理情况的前景时采取谦恭的正确态度。关系重大的事件的发生，是由于人们在凭机会就能改变竞赛中力量均势的领域里所作的不可逆转的决定得到了执行，这种竞赛诱惑力很大，可以让人冒险去孤注一掷。事件中所包含的内在不确定性、人作决定时的错综复杂的推理方法（由于它而不能彻底明白过去所作的选择，更不要说未来的选择了）、以及总是无法预见国防事务中出现的困难，这些都是防止看问题过于简单化的有效方法。我们所对的迥然不同的可能前景有许许多多，我们无法预测到将会出现哪一种。我们实在不知道最近发生的或久远以前发生的事件，更无法精确地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改进可用情报的数质量和提高搜集情报并将其变为作战情报的速度来减少的。可是，未来事件的进程显示出纷繁的前景，这些前景虽然受某种有约束力的可能性法则的限制，但在某些方面却是丝毫不受约束的，因此，其本质我们必然是看不清的。不管进行多少分析和推理都不会将这种前景的数量减少到可控制的水平。所以，为未来做准备应当是为进行一次汹涌翻腾的航行做准备。按预期将在已详细绘制了海图的平静海上堂而皇之地前进那样来安排事宜，将会招致灾难。特别是借某种过分简单的图示或地缘政治关系的概念把国家的外交和军事态势搞得一成不变，那就会切断许多通往可接受的未来世界局势的途径。由于思想上对世界面貌的认识不足而引起的僵化和大而化之的对策，很容易导致走上相互毁灭的危途。
战争的种类
人类激烈的冲突有多种多样。要懂得与冲突有关的地理学应首先确定某些表示战争爆发特征的战争种类，赋予战争类型的名称即使不是故意的话也充满了情感和联想上的道义上的含义。“圣战”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战争”被应用于最反动的运动所进行的战斗。“游击战”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民众的十字军远征，对另一些人则是可鄙的无政府状态和懦弱。“核战争”的锋芒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根据敌对的科学权威集团的专门知识来决定。表示在大英帝国和美国全面胜利的“世界大战”，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是人类反对邪恶的最高表示。对某人来说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英雄，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单枪匹马敢闯入别人的领域，坐着飞机带上炸弹并把它投下去，这样做显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不然就是大脑不健全。核战略中使用的社会灭绝的威胁，大概会引起比个别暴行更大的恐怖。如果你要调查一件罪行，那么，一开始就把一些人的罪恶称为善行，那是令人迷惑的。
战争的叫法实际上就是把对地理范围的说明与政治和社会方面相关的事情以及所使用的各种地形和战术混合起来。游击战涉及各种战术，城市战涉及地形，世界大战涉及地理规模，国内战争涉及政治界限。这些名称常常是不加区别地和不准确地加以应用。从个别的政治暴力行动到精锐兵团的精确机动，什么都被说成是游击战。国内战争有些是整个国家的社会阶级间的斗争，而其它的则是地区利益间的战斗。按照南部邦联支持者的观点，美国国内战争并不是国内的，因为它不是想争取掌管中央政府。常常是若干原因相互交迭在一起。
为了用某种可能使我们对战争起因与本质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分清各种战争，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处在三维空间之中，其社会、政治和地理特征是可能变化的。用社会的尺度来衡量，可以把有关的社会因素用刻度来表示。在标尺的最低一端，总是个人或小集团出于政治目的而搞的暴力行动，通常称为恐怖主义。然而，在人类历史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家族大概是基本的战斗单位。这不单单是指为了土地或荣誉而发生的争执。在贝尔法斯特和德里，无论普罗沃的正规组织或北爱尔兰防务联盟是什么样子，在直接寄予行动的少数派中有关的基本单位显然是家族。家族以外的各种社会类别未必成妥贴排列的等级。社会阶级和种族或宗教团体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有互相联系的，使一个社会阶层里包括了某个具体独立种族阶层的所有人，以经济或以感情为基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能涉及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混同，1917年以后的年代俄国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种族团体之间的战争可能打破阶级的阵线，就象北爱尔兰发生的事一样。另一方面，种族身分和宗教信仰可能同经济地位有密切联系，如同拉丁美洲印迪奥人和策迪诺人或黑白混血人之间的战斗，或者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庄园中的情况那样。签于这种潜在的复杂性，所以表示战斗员身分的社会等级应当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允许有联合阶级。等级的次序不一定意味着相互的次第关系是这样的：每个较广大的阶层包含着前面各阶层的一些有限的分阶层。在这种局面中，我们把实际的空间限制再加上去，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