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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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我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成为第三位担任该职的妇女。那年夏天我通过了期末考试并开始了四年级的争取化学学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莱克普尔市召开的保守党年会。我立即被吸收入党。在格兰瑟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员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而现在我突然置身于有着与我同样的信仰和对谈论政治有着永不枯竭的热情的数以百计的人们中间。
大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与会代表，我意识到党的领导成员们，除党的领袖外，已经抵达布莱克普尔，准备把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永存协调起来。参加1946年年会的一名敏锐的观察家，伯特兰·德朱维纳尔这样描写我们的前座议员们：这些杰出的、智慧的优秀政治家们，他们自幼受到的教养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礼貌的辩论方式。在内心深处，他们接受了1945年选举失败的结果。“这显然不是普通党员想听到的。事实上，坐在台下的人们就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天主席就拒绝了一项就哲学和政策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请求。登台发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寻求共识的态度，大家对这种态度的反应并不热烈。影子内阁部长们发现了我们的不满，结果会议越开要求共识的调子也变得越强硬了。我的直觉与普通党员是一致的，尽管我还没有像此后几年那样从理性上形成对集体主义的批判观点。
回到牛津后，我安排了许多人演讲。道格拉斯勋爵（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极力主张支持欧内斯特·贝文的外交政策。我们也乐意给予支持。鲍布·布思比，一位颇有风度的出色演讲家，攻击莫斯科式的集权专制主义。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其女儿帕梅拉当时也在牛津上大学，则抨击国有化运动，主张财产私有制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在大学生俱乐部与牛津大学工党人士俱乐部进行的一场辩论中，提出了一个似乎很先进的“托利改革派”的观点。戴维逊女士告诉我们在众议院当一名唯一的保守党女议员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安东尼·艾登魅力非凡，在品尝雪利酒的过程中他征服了我们所有的人。每学期我们都要在牛津大学与其他政治俱乐部，尤其是与工党人士俱乐部一起举行生动活泼的辩论会。那时，工党俱乐部很左，包括一些像安东尼·克罗斯兰和托尼·本这样的知名人士。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学院举行碰头会，并事先在兰多夫饭店款待演讲者。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与保守党的大人物有了接触。事实上，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了多年的联系。
但就保守党在全国范围所持的整体立场来说，这类活动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当时的保守党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要么迁就当时的集体主义，但同时借助我们的体制，努力延缓左倾的脚步，尽可能减轻其影响，为个人选择及自由企业的发展保留一些空间；要么向集体主义全面开战，设法说服公共舆论，使之相信1945年是国家既定道路上的一个错误的转折点。事实上，保守党试图两种做法同时并举。虽然能听到支持向集体主义开战的呼声，但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观点占主导地位，认为实用主义是保守党重新执政的最佳途径。
最能体现实用主义观点的党的文件是1947年5月发表的《产业宪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什么新政策，实际上连续性和共识性是其基本主题，正如战时1944年的《就业白皮书》是与凯恩斯主义（即强调用逆周期性的公共开支保持需求和就业，同时更注重正统意义上的效率、竞争和灵活性，把二者结合起来）妥协的产物一样，《产业宪章》是总体主义与自由企业相妥协的产物。《产业宪章》维护经济计划、产业“伙伴关系”和工人“协商”制度，但它继续强调有必要减少控制、减少公务人员和合理降低税收。两派的争议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保守党内继续存在。《产业宪章》给我们某些启示，它使我们党得以保持团结。但这类文件无法使人热血沸腾，对党重新执政也无关紧要。事实上，正是工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尤其是1947年2月的燃料危机和1949年的英镑贬值，而不是保守党的主观能动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产业宪章》这类文件谨慎地避开了最终击败社会主义的真正战场。最终丘吉尔是对的。社会主义是否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需要一个“盖世太保”还是只需要西方所采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专制工具、没收式税收、国有化和压制性规章制度，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程度。在减少经济自由的过程中，如果社会主义者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这将意味着消灭一切自由。我本人对这一观点包含的真理毫不怀疑。但是一些保守党人很难接受这一论点。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我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这个主义，但对来自社会上层的保守党成员们来说，则对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于1938年在他的影响很大的《中间道路》一书中所反映的岂不就是这种思想？他主张在大范围的生产和服务行业中扩大国家调控和计划职能。其他的保守党人则对任何理论都漠不关心，他们竟把米尔所称的“愚蠢的政党”看作是一种赞美，因此，他们把F·A·海克所写的那本强烈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奉献给“所有政党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足为奇了。我当时读了这本书，后来又反复阅读。
我不能说当时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义，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当基思·约瑟夫给我开列的阅读书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现了海克的著作时，我才逐渐明白他提出的观点。也只是到那时，我才真正开始思考他的论点。我的这种思考是从保守党人认同的那种国家（一个法治下的规模有限的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从我们应该避免的那种因家（由官僚们随意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出发的。在这个阶段，在我看来，《通往农奴制的道路》对社会主义所作的无可辩驳的批判是产生了影响的，海克认为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社会计划。他认为国家对“经济或社会某一领域的干预会导致难以抗拒的压力，要求将计划进一步扩大到其他领域。在西方文明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计划对其产生了深层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他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海克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计划社会的垄断倾向，这种垄断是各专业集团和工会必然要利用的。他们对社会保障的每项要求，无论是就业、收入或社会地位，都意味着特权集团之外的人不能享受这些利益，这就导致被排除者要求得到补偿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最终都是输家。也许由于海克没有英国保守党的背景，事实上他也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义者，所以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毫无顾忌，不像英国上层社会谈论这些事情时顾虑重重，使他们的社会良知受到折磨。海克很独特，而又不被众人青睐，但在彻底批判社会主义方面他并非是独行者。在这个时期，我还看过喜好辩论的记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用哲理表达的内容，布朗根则用令人却步的反语和尖刻的讥讽来表达。在1943年的《“人民”是谁？》一书中，布朗根的写作方法是难以想象的。在1947年出版的《我们的新主人》一书中，他不认为1945年的选举结果只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失去了常识。
（人民）被欺骗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们愿意受欺骗……他们投票否定了生活中的适度期望，而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为吃上蛋糕并拥有它而投了票，为了存些蛋糕以备雨天之用，然后再把它扔掉而投了票。他们为多拿钱少干活，为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而投了票。他们象凯纽特国王的朝臣们一样投了票，这位国王坐在逐渐逼近的海浪面前，凭借王室的权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海浪退去。人民可以让他们自己选择的最高统治者掌权。没有人剥夺他们的权利。但海浪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看到民众对工党的幻想破灭了，在他写书时这种情绪已经表露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分子应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激起了人们那么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是无人能够实现的，更别说那些制定错误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极巧妙地攻击道：“凡是斯达夫·克瑞普斯爵士试图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里连草都不会生长。”
布朗根还认为社会主义是导致无序与分裂的力量，是可能腐蚀整个政治机构的毒药。他认为工党是一个“虚弱、爱抱怨的家伙，由于它心灵放纵，对生活的看法幼稚而不现实，所以它不适合执政”。这些感受我们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这么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总的说来显得不够谨慎。
抵制集体主义的两种可能的方式——渐进的和激进的——之间的对立，在我整个保守党的政治活动中都时有表现。但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对我最具有影响的是有关国际方面而不是内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从广播新闻中得知在命运攸关的1945年8月6日，在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这时我正在布莱克普尔市看望我姐姐（她已从伯明翰的矫形医院转来这里）。在此之前，人们知道我们正处在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突破的前夕。我自己的学习专业以及与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有关的问题对我产生的吸引力，也许意味着我比大多数人更知道原子弹制造可能导致的事态发展。 第二年， 在美国出版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能》一书中，我看到（大体懂得）非常充分的阐述。然而，尽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谈，可我一听到关于广岛的最初报告，就立刻意识到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这个世界就变样了”。或者正如丘吉尔自己在其宏伟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说：“它影响到二战迅速结束，也许还影响到其他很多东西。”
核武器所蕴涵的全部科学、战略和政治意义要在若干年后才能作出估计，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学一样，它们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对人类和环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很快就知道了。1946年冬天，我看了美国记者约翰·赫西关于广岛的报导，这篇报导最先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后来作为企鹅出版社丛书出版。说来奇怪，与有关骇人听闻的人体伤害、烈火、放射性尘埃和辐射引起的疾病的报导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从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涩而又甘甜的形象，它们的生长受到核弹辐射的畸形刺激。
我当天晚上在由布莱克普尔乘火车回家的路上对此事进行了反思，后来又看到有关的大规模毁灭的报导和照片。然而这些都未使我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我认为使用原子弹的决策基本上是正当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由盟军袭击攻占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员的伤亡损失。当时日本尚有250万武装人员。在冲绳之战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疯狂抵抗。只有盟军的军事技术优势，才能今日本领导人相信抵抗是毫无希望的。这种优势先在广岛后在长崎被证实了。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周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当然，英国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进行了密切的配合，尽管战后由于英—美停止核合作，直到1952年我们才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丘吉尔和杜鲁门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骗了。当美国总统将原子弹的消息“告知”这位苏联领导人时，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学家们加快他们的核计划。
如果说原子弹引发了人们对英国在战后世界中应扮演什么角色的置疑，那么印度的形势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时我对丘吉尔怀有无限崇敬，我知道他强烈反对迁就印度民族主义主张的做法，这种主张体现在1935年印度管辖法中。印度的局势在战时急剧恶化，看起来，即使早期预想的给予自治领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缓解要求独立的压力。而且，当时的背景是战后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已大为削弱，虽然那时我们对这一点尚未充分认识到。我们独自与希特勒战斗的两个物质条件——在海外积累的巨额投资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庞大帝国——已经作为取得那场伟大战斗胜利的代价而失去或被极大地削弱了。
尽管如此，我的同龄人，甚至那些与帝国演变成联邦关系密切的人，对印度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许多长辈们积极得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读了两本强调英国作用的书。这两本书认为，英国不仅应是英帝国属地内建立涟全的行政管理和人类公平的保证人，而且应是负责它们作为国际社会的可靠成员的出生、成长和成熟的助产士。
利奥·艾默里的《关于宪法的思考》（在牛津发表的演讲）强调通过自由合作确保帝国“思想和目的的统一”是极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时期，这种主张使我对以“帝国优先权”作为维护我们社会利益的一种方式的想法产生了兴趣。
我还读了艾尔顿勋爵的《帝国联邦》，这本书把不断发展的英帝国看成是统一与合作的典范：
向全世界传播有组织的政治自由；三次从暴政专制下拯救了欧洲，两次拯救了世界；结束了农奴制，并教其他国家也结束了它；不愿得到土地，却常常为了他人利益而拥有它；在逆境中学到智慧，拥有巨人的权力却不象巨人那样使用它……所有这一切使英帝国富甲天下，存在至今，并使它对全人类的感谢拥有充分的权利……也许世界从这个岛国身上学到了自由的艺术，而它还没有把统一的艺术教给世界。也许英国目前的苦难最终会使它适应那种角色。
回头来看，其中很多说法是自欺欺人。我们不可能既赋予殖民地自由，同时又决定它们以后的前途。然而，在当时这些主张看上去似乎英国既有可能继续扮演世界角色，同时又不背负帝国的负担和罪恶。
1946年春天至1947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调查团到印度试图与印度人就他们国家的前途达成共识，政府在分治的基础上签署了一项解决方案，在这段时期内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认为就这种解决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给予批评，但是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正确的，对英国、印度以及更广泛的英联邦来说其方向是进步的。毫无疑问，工党政府和蒙巴顿总督试图走得更快。从悲剧的意义上讲，这时爆发的内战表明了英国的统治对保证印度的统一与和平的重要程度，在这场战争中一百万人丧失了生命。
然而，这些想法与战后的世界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中，新的全球机构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欧洲殖民地帝国的前途极为有限。事实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成功地实现从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个稳定的后殖民地世界的转变。像索马里危机一样，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方自己无法建立秩序，对此国际机构也无良策，肯定没有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统治那样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时对英国影响最为巨大并对我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转变，是苏联由战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重要的是需要强调指出，此时西方大多数人对苏联的情况知之甚少。事实上，如果注意对其进行调查和报导，还是能够了解到事实真相的。但是，一般说来，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没有这样做。一般而言，报纸也是如此。例如，《每日电讯报》对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就没有给以突出的报导，甚至在1939年8月的《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该报也只是奇怪地把苏联对波兰东部的入侵说成是它与希特勒关系紧张的表现。
人们可以进行有力的辩护以减轻丘吉尔和英国在放弃中东欧问题上的责任。1944年10月，丘吉尔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他在著名的半张纸片上写下了共享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建议。丘吉尔本人也承认，这的确有一丝玩世不恭的“现实政治”的意味。他称这是一纸“恶作剧的文件”。纸片上的内容显然公开背离了1941年北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精神。但承认了红军已占领大部分东欧的现实，而且有可能有助于维护希腊独立。丘吉尔至少意识到，在和红军对峙的形势下，我方部队的仓促撤退将会置德国的中部地带于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势必使我们彻底失去对东欧命运施加影响的机会。而此时美国人还惜然无觉。
话虽这么说，但承认现实与将现实合法化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合法化经常是把不合理的现象具体化。由此看来，在关于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问题上，弃权或投了政府反对票的保守党人的做法是正确的，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员。在听完德莱尔伯爵和达德利分别在泰勒瑞安学院对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讲后，我由忐忑不安转而开始反对该协议的签订了。当然，强迫苏联人尊重民主、尊重苏占区的民族自决权是困难的，甚至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且也不难理解，当时的美军和英军都疲惫不堪，伤亡较重，他们想告别战争带来的恐惧，不愿冒险去同旧时的盟友展开新的冲突。尽管如此，在我们内心深处都不准备遵守的协议上盖上表示赞成的印章，而且还试图迫使流亡国外的波兰非共产主义政府去接受它，却是错误的。
《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引起了我对于共产主义军事威胁的深思。共产主义现实上的其他一些特点也在我的脑海里一点一点地联系起来。比如说，我读过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书，该书对共产党人主持的一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作了生动透彻的描述。
几年以后，我任反对党领袖时见到了凯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