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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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家和实践家一般都同意，国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秩序。人们非常向往用法律维持秩序，法律也应该尊重权利。除非国家有意志和能力保持秩序，否则，不仅坏人，而且好人最终也会藐视它的权威。当遵守法纪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时，他们感到意志消沉。这样，公民和当地的社区就会脱离国家机构自己去想办法，就会对执法当局失去信心，从而依靠自发组织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动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一旦这种离心倾向超过了某一极限，那就几乎难以逆转。这是西方国家政府为什么应该关心犯罪和暴力趋势上升的更深一层的原因。
第三节 日益依赖福利
如果说过去30年犯罪活动的激增是制定社会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那么，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依赖福利问题则是它的另一个出发点（我在后面将谈到它们之间的一些联系。）自从1949年英国事实上成为福利国家后，花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费用（实际上）已增加了7倍，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至现在的大约12％。它几乎占了整个公共开支的1／3。我开始当首相时，它的实际增长仍在继续。自那以来，情况仍然如此。当然，把捐助的与非捐助的福利混为一谈，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与按经济情况调查结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补贴和给予单身父亲或母亲的收入资助——混为一谈，这多少会产生误解。
但是，这些粗略的数字说明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由于某一特别项目在公共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反映出了大家给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国社会（或者至少是英国政府）断言社会保障不仅比其他项目重要，而且其相对重要性事实上正在增力“。社会保障的预算是卫生这一第二项大开支的两倍。更力，意味深长的是，也许它是为维护法治所作预算的6倍。
第二，尽管过去40年出现了普遍的、巨大的繁荣，但与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纳税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维持他们或他们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争辩说， 尽管1979年以来经济有了发展， 但“穷人变得更穷”。最近官方公布的“低于平均收入家庭”的统计数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费用考虑在内，1979年与1991—1992年间相比，占总人口1／10的位于底层的人们，其收入下降了17％。但如果不考虑住房费用，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即使没有这两种情况的比较说明，这些数字也会使人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它们实质上是不真实的。在这一系列统计数字中，“收入”并未反映出这一群体的真正所得，特别是，这不等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群体（除去领养老金者）中，大约只有一半人依靠与收入有关的社会保障福利。这一群体中，许多人说他们没有收入，但实际上，他们的花费高于全体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计算住房费用（按照“低于平均收人家庭”统计数字）前“收入为零”的那些人中，大约70％的人占英国最高消费者的一半。
不管怎么说，甚至把这些人看成一个“群体”可能都是错误的。他们的成分经常变化，就像他们的情况在变化一样。所以，这些数字不能证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经下降，却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群体中，耐用消费品——电冰箱、洗衣机、集中取暖、电话、录相机等——有很大增加。由于这些事实，“穷人变得更穷”这幅粗制的图画简直不可信。对比之下，作出以下结论倒是合乎情理的：社会保障预算鼓励了反社会的行为，其中包括依赖福利，因此要进行认真的改革。
与在犯罪领域里一样，在依赖福利救济领域里，大都也是由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胆、最主要的问题。查尔斯·默里首先提出的研究报告《后退了——美国的社会政策1950—1980年》表明，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旨在减少贫穷的、宽容的政策产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贫困。由于政府的政策，人们觉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结婚有孩子后不仅不那么苦恼，反而在经济上更能得到实惠；同时，还减轻了对犯罪的惩罚，放松了对学生行为不检和逃学的管教，因而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比赛的规则。那些最短视、最不律己或从家里得到赡养最少的人，他们对于这一新的准则所作出的反应非常快，并且开始形成了默里先生和其他人所说的“下层社会”。后来对英国进行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赖福利”的辩论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的影响以及它们对单亲家庭的暗中鼓励。但保证青年人能有动力、有技术和有机会工作也同样重要：自1979年以来，我们在英国采取了几种方法试图做到这一点。我们感到，给予闲散的人一定时期的补助，对于这些青年人的生活会是最坏的开始，对他们的同伴来说也是一个坏榜样。因此，对于每一个16、17岁找不到工作和未上全日制学校的辍学者，要保证他们受到两年的培训，一般不允许他们直接享受福利，1986年实施的“重新开始”计划的重点是那些失业两年以上、没有再就业和未进行培训而依法享受福利的人。此外，那些经过培训但不认真找工作的人，他们的福利也可能要减少。新的《求职者津贴》对愿意工作的人将提供更多的鼓励措施，对享受福利的条件进一步作出了限制。
一般说来，对于不听从者，在提供援助的同时有必要附之以约束，以防止人们享受福利后不参加工作。他们这样做可能有几个原因——因为意志消沉或者觉得去工作不太值得，或者因为他们在黑市经济临时就业拿钱多。此外，如果我们要使开始工作的人得到真正的工作，我们必须坚决放弃最低工资法或破坏收入低、技术差的就业机会的其他任何规章。
但是，如果我们对“穷人”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将永远不会想出或执行正确的政策方案使人们不再依赖福利。又是一位名叫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的美国学者对于我们现在对贫穷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作了最详尽的调查。至少是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在人们心目中和在帮助贫困的行政措施中，都把穷人分成了“应该获得救济的”穷人和“不应该获得救济的”穷人。虽然这一区分已经淡化，不如以前明显了——这倒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过去强调城市化的破坏作用——但这种区分仍然存在，而且福利的安全网放宽了、深化了。的确，对于还记得英国战前情况的任何人来说，当时把“穷人”这一概念说成是一个可以识别的、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这似乎很不切合实际。
在格兰瑟姆和全国类似的城镇里，我们知道当时有一些家庭，他们养家糊口的人遭逢艰难时世，经历了很大困难，但他们从不接受救济——即使他们看到是国家的救济一决心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他们的体面。许多有尊严的领养老金的人当时会说：“我自力更生，从来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拿过一便士。”由于走了极端，这种自立的意识肯定会带来苦痛。邻居们会机敏地尽力帮他一把。不幸的是，有些为自己的艰难感到自豪的人与不愿依赖福利的人极为柑像。
对比之下却有另一些人——我到伦敦后曾多次碰到他们——对他们来说，自立和体面没有什么重要，他们愿意依赖国家，不愿作出额外的努力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或使他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开端。
事实是，第一类人重视社会地位，第二类人无视羞耻，这意味着社会压力一般不大，所以处于中间的大多数人——如我们这些人——更可能会去找一份工作，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计。这种做法看上去可能显得无情。但是，一个鼓励发奋、节俭、自立和承担家庭义务这类美德的社会，将会造就出一些更加自尊的人。因此，比生活在鼓励他们感到自己无用、 精神不振和失望泄气这一社会里的人们要更加快乐（同时也不是他人的包袱）。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国家和社会在赋予同情心时也必须公正。对一个作出了努力的人和一个未作出努力的人给予同样对待，这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不仅使从这一做法中得到了好处的人意志消沉，而且也会使未从中获益的人感到愤慨。
在本世纪的某一时候——现在已经难以准确说清了，那么多的西方决策人开始谈论和采取行动，好像是“这个制度”而不是个人——或者甚至是运气——才使得一些人贫穷。于是我们陷入了圈套，认为贫穷——这里没有必要进入区分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一雷区——是经济政策产生的“问题”，只有采取各种灵活的办法通过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信念：贫穷是引起各种不负责任或不正常行为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它们的结果。
大多数用这种语言说话的人是为了崇高的动机。没有人的动机比基思·约瑟夫还要崇高，1972年6月他作为社会福利部长对学前幼儿游戏组协会的讲话是有关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说法。基思利用当时的研究，认为“贫困循环”在起作用，即在这一循环中，“一代人的问题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现”。基思的这一说法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天地，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父母对孩子坏的养育”不仅对这些孩子有影响，而且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但是基思没有问一问，国家通过其福利政策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和自己帮助自己的做法，这是否像第三个坏的父亲或母亲在起作用。的确，他在倡导要促使父母对孩子进行更好的教育和更多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还主张政府应该通过不同的福利和可能的税收减免计划进行干预。如果像基思这样一位敏锐的分析思想家都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而开错了处方（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这的确很好他说明了在大西洋两岸，右翼和左翼政府如何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右翼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目标的”福利上，将福利给予了其行为最可能受到福利不利影响的那些人。左翼人士增加了社会保障福利总的负担，使福利面临困境，甚至连那时“贫穷的”纳税人也不得不为这些福利作出贡献。
在英国，对于依赖福利问题的研究要少得多。我们知道在我们社会保障的支出中我们在增加其规模与速度方面做了些什么，也看见了在美国发生了什么情况，因此，我们应该预料到英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会同样取得一些不希望看到的后果。事实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后果——它促使了第三个问题的发展，即传统家庭受到了削弱。
第四节 家庭的不幸
显然，家庭陷入了某种危机，问题是什么样的危机。有些人声称家庭正在发生变化而没有削弱。一种极端的论点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把任何一户人家，如同居的同性恋者都看作是一个“家庭”，认为它应该像一对有孩子的夫妻一样受到社会同样的承认和尊敬。有更多的人会争辩说，住在一起的一对关系“稳定”的未婚男女——他们可能有孩子也可能没有，他们到时候可能会结婚也可能不结婚——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无疑，还有更多的人会把连续性的一夫一妻现象，即草率结婚和离婚的夫妻，仅看成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其他生活方式”（自从60年代离婚法经过修改后，英国像西方其他地方一样，离婚率在迅速增长）。但令人高兴的是，也仍然有爸爸、妈妈、孩子和亲属这样传统的家庭存在。
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时，情况经常是这样：分辨具体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特点，比看清它们将如何一起作出反应要容易得多。例如，我们现在可能正看到一个长期的人口变化，其后果不堪设想。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总的特征——它绝不局限于英国，也不是说它在英国表现得最明显——其结果将是较少的劳动人口要供养更多的、年龄较老的人。今天，65岁的人一般比50年前同龄人的身体更强壮、更健康和更加能够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确实更加年轻一些，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愿意继续工作，对强迫他们退休感到气愤。最终，新的社会安排将不得不反映出这一特点，其中包括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到那时，英国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将不是以“提供经费”而是以“所得税预扣法”为基础，这意味着正在工作的人们的负担到某个时候将会大大增加。他们将会作出什么反应，现在还不得而知。
可是，公众对于人口结构变化的注意，大多集中在十多岁的单亲父母这一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是特别不负责任的，它不但使纳税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且比较贫穷，没有父亲的指导，这对儿童的成长非常不利。
此外，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英国，自1976年以来，有子女要抚养的单亲家庭在有子女要抚养的所有家庭中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当然，这一群体包括寡妇、离了婚的人和被遗弃的单身母亲或父亲，还有这里要讨论的重点——那些从未结过婚的人。不用说，虽然这些单亲家庭的情况表面相似，但它们形成的原因很不一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需要对它们采取的对策因而也很不相同。用过于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有孩子的寡妇需要经济上的帮助，这些从未结过婚的人也需要这一帮助——而且还需要改变观点。
说了这一些以后，单身父亲或母亲的人数虽在增长，但仍未完全反映出这一问题。单身母亲往往不是集中在某一地区，就是集中在某一少数种族。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依靠祖父母或“大家庭”是不现实的。因为在某一更加狭窄的地区，可能根本就没有上了年纪的已婚男子。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孩子们在成长时得不到父亲的指导，甚至在周围就没有有关的、负责任的男子保护那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履行非正式的社会管理职能或提供有责任感的父性榜样。结果是在墙上等地乱涂乱画、贩卖毒品、故意破坏财物和组织流氓团伙，警察对此也无能为力。还有财政费用问题（在英国的130万单身父、母中，将近100万人要依靠福利，每年花费纳税人66亿英镑。
查尔斯·默里把私生率的显著上升看成是将会出现问题的重要预兆。在过去的10年里，婚外分娩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在每3个活着的婴儿中就有一个。英国的历史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不能仅仅以城市化——它是对大多数行为堕落的一种涵义甚广的解释或借口——来解释这一切，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城市化方面出现了最大的变化，而私生率与犯罪率事实上都下降了。有时有人企图尽量缩小这一变化的意义，他们指出，今天3／4婚外生的孩子都是他们的生身父母登的记，这可以表明孩子是出生在稳定的家庭里。但是一个幼儿首先需要的是完全的信心，即他们的双亲总是在他身边。如果父母彼此都没有承担足够的义务登记结婚，那么，假若孩子怀疑他们是否会对他承担义务，那就不足为奇了。孩子们在理解方面的能力比许多成年人所想像的要快得多。
对待家庭结构也像对待犯罪和依赖福利问题一样。必须在对已知事实所进行的分析基础上作出决策。这些分析并没有表明各地的家庭都在后退，也未表明大多数青年人都是罪犯或者经过经济情况调查确定享有福利的人都有依赖福利的想法。与自由主义左派所想像的相反，大多数儿童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家庭里，大多数人都结了婚，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有了孩子。事实上，过去30年，在舆论的逆境和在有悻常情的财政刺激中，家庭的活力比无论多少哲学、神学或社会理论都更能证明它是社会自然的和基本的单位。但这不是自满的依据。
在整个社会中，行为的改变可能是有限的和可以控制的，但在小的社区，可能是危险的，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为数甚多的少数人藐视其他人在道德、法律和行政方面都在遵守的规章和准则，那就很难说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社会是否能继续起作用，目前很明显的是，我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在迅速前进。
第五节 犯罪行为循环论
我们可以对犯罪、依赖福利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对这个领域进行更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现在，没有疑问，大多数专业人员都认为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并且是极端重要的。而我推测，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也不存在疑问。
以少年犯罪这一重大课题为例。在任何对策中，减少少年犯罪不仅对减少整个犯罪有明显的重要性，而且在及时制止开始出现的犯罪生涯，不让它发展成为严重的犯罪或成为累犯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原因”的讨论往往进入了一般化的死胡同。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人性本恶，而且恶性有很多表现机会。的确，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采用例如“邻里监视”等预防犯罪的措施减少犯罪的机会。但是，在一个流动性更大的世界里（在这里歹徒们更加易于隐姓埋名和逃走）和更加繁荣的世界里（这里有更多的东西可偷），这些对策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此外；预防犯罪虽然可能减少“机会性的”犯罪活动，但它只可能使顽固的惯犯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作案。因此，现在日益将防止犯罪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个人——实际罪犯或可能犯罪人——而不是犯罪发生的自然环境。
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研究阐明了犯罪、依赖福利思想和家庭破裂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英国的研究表明少年犯罪与智力低下、易于冲动和在校时的调皮捣蛋是有联系的。至于背景，共同性的因素似乎是收入低和住房条件差。这些令人感到厌烦的孩子们的家长，不是动辄进行错误的管教，就是对孩子们监督不严。总之，他们不是对孩子不关心，就是对他们忽冷忽热或关心不够。他们可能已经分居或离婚或十几岁就当上了母亲并在家里犯有刑事罪。少数男孩会成为惯犯，继续这样长大成人，构成了真正的犯罪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