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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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格兰保守党基层组织总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种腹背受敌的处境仿佛磨砺了这里人们的斗志。但从更普遍的角度说，我的蜜月持续时间并不长，紧接着那种常见的政治生活便汹涌而来。民意测验在2月时还显示出保守党领先工党4个百分点，仅在一个月之后就成了工党以2％领先——也许在统计上意义不大，但却惊醒了那种过早的自鸣得意。形势很快就清楚他说明，党内一些实权人物开始给我们制造麻烦了。4月初，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党年会上发表讲话，主张警惕保守党右转。欧洲问题全民公决运动把焦点放在欧洲问题上，进而又刺激了联合政府的倡导者们的胃口。这一切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我在议会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参加5月22日星期四的经济问题辩论，会上我与哈罗德·威尔逊进行了交锋。那次我被严厉而公正地批评为没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党的替代性政策。当时的困难是）我们还不能提出有说服力的替代政策。当时我们要为希思政府站不住脚的政绩记录进行辩护。由于这种束缚，我们还不能突破现状，提出一套适用的自由市场政策作为替代。
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这次辩论发言及数次其它场合的发言都没有讲好。要率领反对党参加已有定式的辩论，仅靠几句提纲（这是我擅长和喜欢的）是作不了内容广泛的讲演的。作为议会前排议员的讲话必须有一份准备充分的讲稿，可以提供给新闻界。但是这类讲稿同时必须大大有别于那种适用于对一大群热心听众发表的只在鼓掌时才被打断的书面讲稿，而且，当然你只有在议会树立起相当大的权威时，才能在没有人喝倒彩和打扰的条件下读完讲稿——这种殊荣常常只给予首相，但也并不是一贯如此。
然而，我们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因为有了基思·约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盘负责，使我能够相信制定政策的进程会沿着我认可的路线发展，但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从来不是理论或技术上的，而是个人和政治上的因素。无论我们花多少时间争论有关公共开支、收入政策及工业补贴政策的是非，我们影阁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数）坚信自由市场政策定会成功，而其他人却与我们一样坚定地相信它不会成功——或起码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后才会奏效。另外，我们不是在真空条件下讨论这些问题的。那几年里，工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方针，每一个方针都迫使我们确定自己的立场，把我们的立场与反对其政策的立场一致起来，并使我党的替代主张更有棱角。
1975年3月，我们讨论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关于制定政策的文章。他们建议让后座议员备委员会和外面支持我们的专家参与这项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组的数量继续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们一般由有关的前座发言人主持。杰弗里·豪的经济重建小组是推敲经济政策的主要论坛。影阁中也不时搞一些由我亲自主持的全天政策讨论会。主要的影阁发言人及其各自的政策小组提出政策论文，以此为基础，全体影阁批准而不是设计我们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外面的顾问，尤其是经济问题顾问，向基思和我提供了主张和建议（基思还与影阁中从事政策工作的同事搞了多次午餐会）。在此基础上，我有时也会在某次讲演或接受采访时提出某项新的政策——这并不总能得到我的同事们的赞赏。
现有的决策体制总让人感到捉襟见时。但在当时，无论我们的机构有多么完善，都不能解决我们需要做出决策的根本问题。事实说明，从最主要的意义上说，这一制定政策的体制还是“奏效了”：到1979年5月我们上台执政时；诸多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影阁大臣们对自己工作重点的清楚程度毫不亚午战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上台伊始时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对付通货膨胀。1975年8月通货膨胀开始下降前曾骤升到26。9％，1978年1月降到10％以下。民意测验显示，通货膨胀问题一再成为公众希望采取行动的最紧要问题，但同时又经常认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战胜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可是，如果控制收入，失业问题总是紧随其后。而我们欧对的来自工党的主要抨击之辞就是我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
要讨论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就要涉及对希思政府的评价。如果说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大约用了18个月以涨价形式完成的，那么本届工党政府在头18个月左右里高通胀的主要责任就该归咎于保守党了。但是，如果说高通胀的原因是继上届保守党政府的收入政策失败及工党对工会让权之后采取的过高的工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作为反对党在政治上日子就会好过些。虽然我们也许还提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至少可以把一切归咎于现政府。我的那些为自己怀疑一切经济理论而感到自豪的同事们会尤为赞同这种做法。其实，阿兰·沃尔特斯早就申辩过通胀是由于希思政府放松银根造成的，我看这是有道理的。他对此进行口诛笔伐的言论主张和预测文章首次出版于1972年6月。基思曾把这份材料作为1975年3月影阁同仁讨论的背景材料散发过。但如果我那时就公开接受这种观点的话，则势必会挑起特德·希思及其支持者制造更多的麻烦。
然而，由于我们没能明确阐述货币政策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于是方便了别人对我们的收入政策进行侧翼攻击。因为如果像我们为希思年代辩护时所说的那样，工资的增长是引起通胀的原因，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党执政将会怎样遏制这一增长呢？我们会借助法定的收入政策吗？如果这样做，我们不仅会被推向我希望避免的严重的干涉主义，同时也会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采取自愿的收入政策吗？这样做我们也会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为工党与工会有传统的联系。并愿意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兜售社会主义政策。这样做将使二者联手对付我们。
1974年10月的保守党宣言曾表示我党承诺在价格和收入问题上探索一套自愿的政策，但保留了一点，即如果该政策无济干事，将有必要转到法定政策的路上去。我只能逐步地使党摆脱眼前的处境。有两件事使我的任务更为艰巨，一是当时工资和物价飞涨到了警戒水平，二是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尔克给我很大的社会压力，要我支持各阶段工党政府的收入政策。在1975年5月一次与罗宾·戴的访谈中，我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实行工资冻结，但这并不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定收入政策的前奏。工党执政以来，工资毕竟还是以每年大约30％的比例增长，但我从不认为工资冻结除在降低通货膨胀的战略中起过渡性作用外还有什么更大的作用，通货膨胀的降低必须以限制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借贷为基础。事实上，已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醒悟，认识到紧缩财政的必要性。1975年4月的预算宣布降低原计划的支出水平并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提高了2便士——至35％——以求减少将在1975一1976年度不断递增到90亿英镑的赤字。
这并没有阻止政府采纳那项雄心勃勃但又先天不足的赖德计划，欲以14亿英镑纳税人的钱挽救英国莱兰汽车公司。可是，不论这项决定有多么不负责任，保守党作为反对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会遇到最大的困难。该公司是我要上台执政必须争取的西米德兰诸议席所在地区一个至关重要的收入和就业来源。但资源一旦被用于不赢利的实行了国有化的这项轿车工业，就意味着以税收或提高利率、通货膨胀等形式从成功企业和其它纳税人身边把这些资源抽走了。基思·约瑟夫、迈克尔·赫塞尔廷和我都在公开声明中以某种不承担义务的态度作出了反应，但其中调子的差别，尤其是基思与迈克尔之间的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公共开支问题是两党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辩论的一个方面，那么工会权力问题就是另一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近几年来影阁一班人的阵容与在采取“自由集体谈判，还是自愿或法定收入政策问题上的阵容稍有不同。杰弗里·豪在工会问题上一贯持鹰派立场。在我们的讨论中，他一开始就强调有必要改变劳资关系中权力的平衡。的确，我猜他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想法，要回到他设计的”劳资关系法令“的框架之下。基思·约瑟夫和我同意他的想法，尽管我依然小心翼翼防止承诺太多而又力不从心。吉姆·普赖尔和影阁内其他多数成员都站在与此对立的一边。
但在收入政策问题上，杰弗里和吉姆（得到伊恩·吉尔默的支持）强烈主张与工会建立某些全国性共识。杰弗里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西德搞“协调行动”的那种公认的成功经验。他们的目的是教育劳资双方认识经济现实，在达成某种一致后限制工资。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拒绝货币主义。与吉姆和伊恩不同的是，杰弗里对此越来越热哀。而这种做法里的确含有严重的总体主义和经济决策中央集权化的现象。基思对此强烈反对，我也同样不喜欢。
雷吉·莫德林是最坚定地反对货币主义及其一切作用的人。他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所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增加了他的观点的份量。雷吉是最热衷于法定性收入政策的人。正如他5月给影阁的一封表示不同意见的信中所说：“毫无疑问，对纯粹派经济学家来说，价格只是反映通货膨胀的症候，而对我们政界人士来说，它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飞涨的价格正在分裂国家。”由于存在这种内部分歧，长期以来人们感到我们的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就不足为奇了。
在5月22日星期四的议会经济辩论中，我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这些困难，我当时没能针对政府政策提出替代性的政策选择。由于这件事，我认识到急需理清我党的立场。进一步剧烈的社会分歧确认了这一必要。6月，我在艾伯里斯特—威思召开的威尔士地区党的大会上发言时，对法定性工资控制政策表示了坚决的保留态度。同一天，雷吉·莫德林在契塞尔一赫斯特讲话，暗示我们可能会支持强制性政策。几天后，基思在一次讲话中对工资冻结的价值表示了严重怀疑，并指出它会被利用来为拒不削减公共开支及采取其它的经济步骤进行开脱。同日，彼得·沃尔克呼吁采取法定性工资政策一结果遭到基思的驳斥。基思直率地说，工资冻结在过去就没有奏效过。新闻界于是大肆报道保守党的内部分歧，这并不奇怪。然而，政府内部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比我们还要多。这个事实对我们是一种有限的安慰。
我决定，即使我们尚不能对某一观点达成全体一致，至少也必须一致同意坚守一套能够弥补裂痕的口径。我们听到丹尼斯·希利在7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预示工党将实行一套以制裁雇主而不是制裁工会为基础的收入政策，我们立即召开影阁会议商量对策。最关键的问题是，一旦要在议会表决，我们是应该支持政府、弃权还是投票反对。使此事难上加难的是，实际上财政大臣只是靖蜒点水地暗示他的打算。要搞清其政策是属自愿型还是法定型，必须等到其所许诺的白皮书下发以后才能证实。另外、我们并不想一概拒绝支持降低通货膨胀的措施，既使这些措施中包括法定性收入政策。
这时议会督导员告知至少已有30位保守党议员原则上反对法定性控制措施，并希望我们也反对这些措施。我尽力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我们现阶段的公开方针必须阐明，保守党一贯支持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措施，但财政大臣的声明却眼高而手低，况且他丝毫没有谈及削减公共开支，也未涉及放弃进一步国有化的政策，而这两条与控制通货膨胀均有直接关系。
我在自己周围发现，国内的保守观点强烈反对主张在实行反通货膨胀措施时必须由雇主首当其冲的观点。我们的支持者们希望我们对工党强硬些、第二天，后座财政委员会开会，比尔·谢尔顿向我报告了他们的担心。虽然要求我们投票全盘反对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的人很少，但普遍的担心是，支持这些计划将意味着我们赞同工党继续实施社会主义政策。
7月7日星期一，吉姆·普赖尔与基思·约瑟夫在影子内阁就其相互对立的观点展开争论。但关键问题依然是，如果要投票，我党应走人哪间投票厅。迄今为止，好像最保险的选择，即使是最不光彩的，是弃权。危险是这种战术会使我党议会党团中的两翼都会感到失望，我们内部可能出现3个方向的分裂。
不论使用哪种战术，我还需要搞清希利提出的措施究竟是向约束财政迈出的真实步骤，还是只是一个烟幕。在影阁讨论会后的第二天，我在下院我的房间里与威利、基思、杰弗里、吉姆和几位经济学家及工商界专家共进工作晚餐，其中有阿兰·沃尔特斯、布莱恩·格里菲斯、戈登·佩琅和萨姆。布里但，他们都是我定期接触的人，我很看重他们的意见。正如杰弗里在那天晚上开始时所说，虽然我们必须全面看待这个一揽子政策，尤其是货币和金融部分，但当我离开时觉得越发不愿意支持那些站不住脚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建议。
载有详情的白皮书于7月11日星期五发表。不出所料，是一个大杂烩，虽然包括进了我们赞同的控制现金等措施，但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削减公共开支的配套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将来年的工资增长控制在6英镑以下。而其中最令人惊异的忽略是，政府拒绝公布其据称已拟好的一份方案草案，即要在自愿限制工资增长的计划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实行法定性控制。待到投票表决时，保守党后座议员和影阁都赞成弃权，这时大家取得了一致认识。辩论中我本人的讲话并不怎么精彩一鉴于我所要扮演的复杂角色，这并不奇怪，这可能已经够糟的了，可特德却对我们没有支持政府表示遗憾，继而又拒绝支持我们提出的重要修正案，这倒又使我得到了解脱。
如果说在这一系列的艰辛中还成全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形势促使影阁在收入政策上采取了一条团结的路线，既然要克服通货膨胀，就要求一切经济政策都必须以反通货膨胀为方向，尤其是公共开支和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可能会作为一整套综合政策的一部分而起有益的作用，但它并不能取代其它政策，也不能对它本身期望太高。这虽够不上是新颖的经济学高见（连正宗的也够不上），至少也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
无论怎么说，人们正确地判断政府7月份出台的一揽子政策不足以对付正在出现的经济危机。那年夏天通货膨胀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26。9％。
八月，我们躲到布里坦尼作了一番假日的运河漫游。我带了一本写英国诸位首相的书作假日阅览之用。当哈罗德·威尔逊在电视上公布其收入政策并以坚持6英镑之限来请求人民“给英国一年时间”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威利·怀特洛在第二天晚上的答复中对那一派胡言表示了热情欢迎。如果是我，绝不会被说服这样做。
第四节 鼎立之难
担任领袖几个月以来，虽然遇到过诸多困难，我还是以不错的精神状态迎来了秋季党的年会。特德和他的朋友们看来会尽力继续作梗，但我的几次出访活动已经改善了我的处境。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搞得一塌糊涂。党的年会前的民意测验显示，保守党领先工党23个百分点。在布莱克普尔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我能够在这个国家赢得全党的支持来巩圃这些成绩。在党的年会上，领袖讲演与影阁其他发言人在年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它必须有足够广泛的内容，以免有人批评讲演者“逃避”某项棘手的问题。另外，讲演的各部分内容之间均要与主题呼应，否则到头来你的讲演就像我所说的那种挂满誓言与功劳的“圣诞树”，而且每谈到一个新活题总是用“我现在谈一谈……”这样呆板的传统开场句式。一场有份量的讲演要能焕发全党的信念，缓释怀疑者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诗而不像散文。作者不应试图使用华丽的词藻，重要的是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和情绪。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来写出观点清晰又有说服力的文章，但也许根本不适合讲演之用。演讲者必须细审讲稿，发现有危险和语意不明之处则一定要删掉。但即使是这样，一篇效果好的讲演也许在印出来后读起来却几乎是苍白无力。所有这些我需要在后来的几年里全部学会。我在1975年着手准备第一篇党的年会领袖讲演稿时，还不能算是初步掌握了这些知识。
我告诉我的讲稿撰写人，我不打算发表一篇经济问题讲演。经济上之所以出了差错是因为思想上和哲学原则上的其它方面出了差错。经济危机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机。但当时我把自己的讲稿起草想法提出来与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的诸位讨论时，我感到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我想传达的思想。于是我整个周未坐在家里用大字写了6页手稿。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困难：文思不断涌流笔端。但这是一篇讲演稿吗？星期天早晨，当我重读一遍后正在修改的时候，伍德罗“怀亚特一这位由前工党议员改行的企业家、作家、我党同情者和密友——打来电话，我告诉了他我正在做的事，他建议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饭，这样他可以看看这篇稿子。这位老道的记者看到了我所看不到的问题。于是我们俩个开始进行删改、构思和重新组织。我抵达布莱克普尔时，手头已准备好了年会讲稿的开头部分。又发现克里斯·帕顿等已写出新的材料，我把两部分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第一份草稿。
过去，党的领袖只是在年会结束时才露面，像从天上下凡似地来到满怀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发表他的讲话，是特德改变了这一常规。我又把它推进了一步。除了到会早之外，由于是第一次作为领袖出席年会，我还利用每个机会会见选区代表。我知道我必须争取他们的忠心。实际上，我做到了年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