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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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波拿自己上书给伦敦枢密院，直接向女皇申诉。香港政府可以代他转呈。
史美大法官对于波拿所作的藐视法庭的判断以及所给予的处分，当时不仅官方认为处置不当，一般商民也为波拿抱不平。市民为了向法官表示抗议，发起募捐，代替波拿缴付200元的罚款。
波拿遵照总督的指示，上书维多利亚女王申诉。伦敦枢密院1868年6月15日组织裁判委员会审议此事。审议结果，枢密院认为“藐视法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非获得确切的证据，并给对方以解说和答辩的机会后，不能轻率的下判断。根据史美法官对波拿所宣读的判决书中列举的6项理由，没有一项在法律上能构成藐视法庭的罪名。因此波拿的罪名应该撤销，并且退还罚款。
枢密院将这意见呈准女皇后，随即正式行文麦当奴，通知他审议的结果。波拿在8月13日收到香港辅政司的公文，告诉他罪名已被取消，并吩咐他向库务司领回那200元罚款。波拿将罚款退回给原来的捐款民众。
第七任 坚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年4月16日，第七任总督坚尼地抵港接替麦当奴，至1877年3月离任，任期五年。坚尼地与前任麦当奴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并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他沉稳而寡言。
坚尼地（1810～1883），爱尔兰人，长期在英国军队服役，后来转为行政官员，再到英国殖民地部工作。坚尼地曾经两度出任英属赞比亚总督。还在加拿大和非洲担任过行政工作。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2岁。
坚尼地有殖民地统治的经验，任职期间长于安抚，对华人绅商十分尊重，善于联络交往。他要求督府官员都要学习中文，设立了考试委员会，定期考核各级官员的中文程度。
坚尼地任职期间，香港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区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出现了所谓坚尼地城。城区位于现在的西环。当时颇具自己特色，历经百年，其面貌已和港九其它地区基本相同。
坚尼地抵港就任时，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由巴尔代理。和对待前任总督麦当奴一样，巴尔也给下船伊始的坚尼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坚尼地就任，照例要举行庄严的宣誓典礼。宣誓就职这天，坚尼地朗诵代理大法官巴尔授给他的誓辞，以表达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忠心。港府文武百官肃穆静听，当这位督爷读到誓辞中的“效忠于李菲亚公主的后人”一句时，觉得这誓辞似乎有点与惯用的说法不同，因此，立即停下来询问，这誓辞是否有错误。这一问话，弄得文武百官莫名其妙。巴尔也默然不吭声，在场司仪回答说，这是代理大法官所拟定的。意思是说不会有错。坚尼地听后接着念下去，读完后，向《圣经》亲吻，完成了宣誓就职手续。
第七任坚尼地在庄严的宣誓过程中，突然中断朗读，向周围的人询问誓辞的字句是否有错误，这实在是无前例的罕见失仪。出人意料的是，十多日之后，总督忽然召开立法局会议，坚尼地当场向全体议员宣布，现已证实前次宣读的誓辞的确是错了，要求采取一种临时立法手续，以便他重新宣誓。于是，总督依据巴尔重新拟定的誓辞再读一遍，才算完成了合法的宣誓效忠手续。
麦当奴宣誓时，巴尔误时迟到，责任可说完全由他负。坚尼地宣誓失仪事件，责任就不能完全由巴尔一人负责了。总督对庄严的誓辞，为什么就不预先阅读一遍？巴尔因为经常失职，给两位督爷带来麻烦，结果连代理大法官也做不成了，只好去职了事。
冲破海关封锁
坚尼地考察发现，香港的经济之所以不景气，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对香港的所谓“封锁”。这不仅在客观上打击了香港政府纵容的走私贸易，而且也对香港的商业和转口贸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清政府的“封锁”，坚尼地的前任麦当奴曾经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他曾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但始终没有具体结果。
麦当奴时期，1867年，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清政府与港英当局为稽查税务的问题发生争执。事件起因是，香港逐渐成为中国沿岸的商业转运中心，外籍商船川流不息地来往于中国各条约开放口岸和香港之间，居住香港的华人所拥有的船只也和外籍商船一样，可以自由活动不受限制，很多商人利用这种机会，运载鸦片和泰国、越南的大米以及其他商品，走私偷税进入中国内地，极大地损害了清政府的财政收益。早在1685年，清政府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香港和邻近地区海关税务，均属粤海关管辖。针对1867年出现的走私情况，广东海关规定，由香港驶出的中国帆船，凡是驶往非通商口岸的，一律先要完税。
1867年11月，清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严查过往船只。有一艘运鸦片的船只被中国广东海关在香港口外截留检查，扣留船只和货物。港督麦当奴闻知此事，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英国政府也表示强烈反对。结果，腐败的清政府只得发还货物和船只。
几个月后，清政府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舰拖着一列海关趸船检查站，停泊在香港外海，在香港西面出口的急水门，东面出口的东龙洲，设立了税关，由炮艇日夜不停的巡查，凡是由香港驶出的中国帆船，都要截留检查，凡是载有运往非通商口岸货物的，一律按规定完税。
清政府这一举动当然使香港的航运业受到影响。对此，麦当奴一再向清廷提出抗议。可是由于当时从香港向内地各处的货物走私非常猖獗，影响了中国海关的税收，而封锁香港港口的计划，又是在其它国家的支持之下执行的，因此清政府腰杆也硬起来，对麦当奴的抗议，一直不予理睬。当时，香港洋商把清政府这项行动称为“封锁香港”。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欧亚交通较前畅通，从英国来的船只约两个月可抵香港。该年，香港港内的外国船只平均每天达107艘。在香港的外国人数激增，已达七八千人。香港商业日趋繁荣，走私漏税也更加频繁。1871年，广东海关在汲水门、九龙城、佛头洲及长洲等四处开设常关厂，开征税厘，缉捕走私。
坚尼地看清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知道，清政府的做法并不违反国际准则，如果像以前一样动用武力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何况此时的英国政府也并不愿意为了香港的地方利益而对中国大动武力。
因此，他一方面继续与清政府保持接触，表示愿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际及大陆出现的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等待时机，观风而动。
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出现了一桩事件使他找到殖民者的感觉。中国琉球岛的渔民在遭遇到台风后，被迫在台湾登陆，上岸后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这本来是中国的内部事宜，但日本政府却以琉球船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交涉，在遭到斥责后恼羞成怒，于1874年悍然派兵进攻台湾。
1870年毕打街
这一突发事件顿时使得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暇他顾。
坚尼地知道，此时清政府迫切需要列强出面为之斡旋，尤其是在远东有着雄厚实力的英国。
事情刚刚出现，他就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提出迅速解除对香港的“封锁”。清政府没有对他的要求立即作出答复。1873年12月15日，一些商人诡称中国海关在香港附近“干涉帆船贸易”。坚尼地立即委任香港商会主席、港务处处长和总登记官组成三人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次年4月28日，他授意的调查报告出笼，认为中国海关的确有严重的“干涉行为”。随后，他就强烈要求清政府立即撤走停泊在香港周围海上的中国海关检查站。
有求于英国政府出面调节中日纠纷的清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不得不松动以前的立场，同意与港英政府就此事进行谈判。
经过长期的谈判，1874年9月，清政府终于答应了坚尼地的要求，解除了长达7年的“封锁”。
整顿社会治安
坚尼地是前任总督麦当奴的同乡，师出同门的校友。他们都曾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长期工作，而且曾在同一个地方先后担任过同一职务。麦当奴在先，坚尼地在后。是否有麦当奴的举荐，不得而知。
坚尼地沉默寡言，不善与人沟通。但他善于思考，很快了解了香港面临的主要问题。他决心从最重要的事情做起，首先治理香港的警务。他看到随着香港的开埠，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一方面刺激了香港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鱼目混杂，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香港的社会治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偷盗抢掠甚嚣尘上，各种犯罪活动开始形成规模，犯罪分子开始形成集团，黑社会开始形成，对香港居民造成很大的危害。而香港的警力非常有限，警员素质极差，而且警察活动得不到香港广大居民的配合。
坚尼地首先整顿现有的警察队伍，增加警察薪金，解决警员工作和生活的困难。这一作法得到了包括港英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员的支持，他们普遍认为此举早就应该实行。
坚尼地扩充警员队伍，大胆起用华人担任香港警察，解决香港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他起用华人担任警察的办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对最为强烈的是警方和军方。香港政府的一位英国警务官员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扩大华人警察队。他认为，华人干不好警察，驻港英军司令也公开表示：华人加入警察队起不到作用，他主张到西印度群岛招募警察。
在他们看来，香港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内地来的华人的问题，如果让华人充当警察，势必会造成警匪相互勾结的局面，那样会更加难以收拾。
经过考察，坚尼地认为，在香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离开广大华人的参与和配合，什么事情都将寸步难行。他力排众议，坚持实施这一政策。
同时，坚尼地还重申港英政府在1854年公布的《递解出境条例》：凡被捕获的不法分子，如不是本港土生土长者，港英政府认为不能容留在香港时，将其递解出境。这一办法也受到了各界的反对，英国政府也认为这一办法过于简单，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使英国政府承担过多的压力。但坚尼地再一次坚持并推行了自己的主张。
经过努力，坚尼地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安抚华人社会
中国人占了香港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是建设和发展香港的主体力量。香港要办好任何事情，没有中国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不行的。老于殖民统治事故的坚尼地，深明此理。他任职期间，善于安抚华人社会，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港督府的许多庆典活动，坚尼地都邀请华人商绅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也不忘邀请华人上层参加，他试图通过增强接触，拉近欧洲人同中国人的距离。在英国人方面，他做出决定，要求督府官员熟悉中国情况，了解华人社会。
香港刚开埠的时候，英国人把全岛划分成不同区域，使不同种族的人分别聚居，这既加大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又在不同的区域内出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是欧洲人居住区，东西两端属华人生活区，跑马地一带是华人洋人的上流社会郊游打猎赛马的去处。驻港英国陆军和海军占据了城市中央大幅的土地，当时，香港除了是一个商埠外，更是一个大军营，中国居民同军营尤其隔绝。
开埠初期，香港城市建设非常简陋，主要的街道是皇后大道，当时不过是濒海的一条小径，崎岖不平，道路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暂时性的，一间间毫无秩序的错杂在一起，拥挤、肮脏、混乱。社会治安恶劣，海盗横行，瘟疫蔓延。夏天常有台风为患，每次都死人无数，冬天又有火灾为祸，常是屋毁人亡。每当商船泊岸，寂寞的水手，成群结帮，酗酒街头，招摇闹事，商船又多拐骗人口，包烟聚赌，走私猖獗。
对欧洲人来说，维多利亚城贫瘠、偏远、落后，缺乏诱惑力和历史感。当时香港不像印度那样能吸引英国贵族，也不似上海那样充满冒险的机会。它只是侵略者掠夺和侵略中国及亚洲的一块踏脚石，不是个人的享乐地。所以，当年来港的欧洲人大多是一些平庸、缺乏创造力的无能之辈，或端庄、保守的中产阶级。跑马地、总督府及香港会所，是他们仅有的社交场所，生活十分枯燥。
而当时来港的华人，大部分是热衷于功名，不是崇洋的买办，就是守旧拜金的封建士大夫，或是东南亚的华侨。他们有一定的资本，又有经营技术，会精打细算，对雇员的盘剥也十分刻薄。这些人逐渐发展成大业主，到了19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衰退，他们收购了许多倒闭的洋商摊栈，其财富及势力逐步扩大，到坚尼地当政的70年代，华商渐渐凌驾于洋商之上。东华医院的兴办和保良局的设立等，就显示出华人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作用，坚尼地不能不另眼相看。
由于港英政府历年的民族歧视政策，华人和洋商社会，几乎划清了楚河汉界。英国人除了希望拥有维多利亚天然良港之外，根本不大愿意留意香港本土的发展。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基本建设、商业贸易、航运安全和欧洲人生活圈子里的事件上，根本没有香港整体社会福利这个概念。
对一般的下层华人来说，当时的工业基本上等于无，甚至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华人，多以搬运为业。来自不同地方的工人，为了找生活，经常发生纠纷，香港政府和警方，对这些社区所发生的争执殴斗，一般不管不问。就是说，在第七任总督之前，英国人很少干涉华人社会的生活方式。
从坚尼地开始，港英政府里的一些人士意识到华人的力量及社会问题，企图改变华洋隔绝的状况，到了他的下任轩尼诗时期，在立法局议员中便出现了第一个中国人伍廷芳。有人分析说，由坚尼地统治时期开始，“一个由华洋资产阶级和殖民官僚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开始形成。”此论不无道理。
密拟攫取新界计划
坚尼地在任期间，港英已有扩大地域至新界及附近岛屿的打算，只是时机未到。
1874年8月15日，有一艘在香港注册的渔船，到南丫岛去捕鱼。当时香港英国当局的管辖范围，只限于香港本岛，以及对岸九龙半岛尖端和昂船洲。至于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仍在中国的管辖之内，并没割让。依据清政府沿海水师防护章程，出海捕鱼的渔船，一定要领有广东水巡的船照，否则就以私自出海，作海盗论处。因此，香港的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中国水师截拦，查阅船照。这艘香港渔船拿不出在广东水巡注册的船照，所以水师指称他们越界捕鱼，要求他们补领船照，否则就要没收渔船。渔民不服，发生冲突，中国水师开枪打伤3个渔民，渔民逃回香港。
8月底，在香港立法局立法委员会议上，非官守议员罗威特就3名渔民被打伤一事提出质疑。罗威特质问，南丫岛和大屿山一带水域，是否归香港管辖，对于上述所发生的事件，是否已经采取预防措施。
当时港府辅政司答复说，关于渔民捕鱼受伤一事，已经受到总督坚尼地的指示，征询过律政司的意见，南丫岛和大屿山不在港府管辖范围以内，所以无从向对方交涉。
自从1841年侵占了香港岛之后，英国就对对岸的九龙及周围岛屿蒙生了野心。1874年间，港英虽然先后两次用不法手段，向清政府取得了包括昂船洲在内的九龙半岛一大片土地，但是，对于海中四周的岛屿和九龙群山背后的土地，仍存觊觎之念。恰巧这时发生香港注册渔船到南丫岛捕鱼，被清水师巡船指出南丫和大屿都在香港范围以外，禁止香港渔船捕鱼的事件，这更引起了港英攫取更多土地的野心。从这时起，驻港的英国海陆军人，就提出了他们所谓防卫香港的计划，交于总督，宣称香港岛孤悬海中，如要作有效的防卫，就有扩大占领四周各岛屿的必要。他们草拟了一个所谓为了防卫上的需要，应该怎样展拓香港界址的具体计划。这个秘密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后来成为事实的所谓“展拓香港界址”条款的最初底稿。
囚船大难和长命街
1874年9月，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台风暴雨袭击了港岛，沿海岸一带数以百计的房屋瞬即被摧毁，多艘船只沉没，遇难者五千余人，而死得最惨的是水上监狱船里的囚犯。
9月22日的大风暴，被称为香港历史上的“甲戌风灾”，因为当年是清朝同治十三年岁次甲戌年，农历8月13日。大风暴正面袭击香港，停泊在昂船洲岛附近的监狱船，船头和船尾的锚链被狂风折断，船随即被风吹翻沉没，船上六百多人无一幸免，包括监狱船上的管理人员。
这次灾难发生在坚尼地时期，但祸根应当追溯到第五任总督罗便臣。1862年，港督罗便臣批准在昂船洲兴建隔离监狱，但兴建监狱需要时间，为了避免维多利亚监狱的囚犯越狱，在新监狱建成之前，先特别将一艘货船改装为水上监狱，收容所谓重刑的囚徒。当时共有300名刑期5年以上的囚犯被转移到水上监狱，后来增加到600名。1863年2月10日，昂船洲监狱完工启用，刑期五年以上的600名囚犯，由水上监狱移送到昂船洲监狱。
昂船洲监狱可容纳1000囚犯，由于原来的维多利亚监狱一直暴满，所以，虽然昂船洲监狱建成启用，但昂船洲水上监狱一直没有取消，维多利亚监狱里的一批重刑犯，陆续转押到船上。大风暴发生时正值船上囚犯住满，所以酿成大祸。而被囚禁在原奥卑利街维多利亚监狱里的囚犯，幸运地避过了这场台风浩劫，平安无事。事后，这些囚徒们既感到幸运又觉得后怕，每每由监狱里遥望奥卑利街时，就觉得这条街道是长命的街道，以后囚犯和探监的家属都称这条街为“长命街”。
1874年“甲戌风暴”吹毁水上监狱船造成惨剧以后，港英当局准备扩建维多利亚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