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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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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抱着这样迷惘的心态被拖入20世纪的。一方面,我们的信仰世界崩溃了,尼采已经宣判了上帝的死亡;另一方面,科学显然无法成为我们新的宗教,同时我们已经体验到技术对我们生活的潜在压抑。活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人可能正经历着马修·阿诺德的判断:“一个世界已经死去,而另一个还没有生成。”

但随后的历史,或许令柏格森与尼采更加悲观,在越来越复杂与细化的技术世界面前,人的生命本能表现出了极度的萎缩。这一个世纪是人的特性不断遭受蚕食的世纪。所以,50年代的存在主义会说,我们都是“非理性的人”,因为我们不能被逻辑结构所肢解,我们所蕴涵的情感是无法被量化的;所以,马尔库塞会不遗余力地批判工业社会对人的丰富性的摧残,“我们快变成单向度的人了”;所以福柯会利用对性、疯癫的研究来对抗科技对人的压抑,因为一切理性与疯狂之间本来没有界限……他们都是本世界初反理性主义大师们的延续。

但这一切呐喊与置疑不管声音如何尖锐都不断地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淹没。尽管我们已经熟练地把弗洛伊德庸俗化,用尼采的格言来装点我们的思想,而意识流的大师们乔伊斯、普鲁斯特早已成为不朽……但是,我们尴尬地发现,他们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推崇却没有得到延续,我们被异化得逐渐忘掉自己本来的模样。

像19世纪初一样,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再次把我们包围。在这个新世纪的门口,我们遇到了比尼采、柏格森更尴尬的状态。他们倡导的是人的生命中意志的作用,人的创造性。他们希望借此战胜上帝的缺席与人的精神的消沉。而今天呢,面对早已泛滥的技术革命,我们却陷入了某种乐观。1917年,德国人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技术正在成为我们新的圣父圣子,我们渴望得到它们的拯救。”今天,这句预言成为部分现实。网络科技与生物技术正在让我们陷入一片狂喜之中,我们说,我们正在迎接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所以,我们也忘记了人的准则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上帝的日子,而技术对我们的渗透已经让我们足够麻木了。今天,重要的不是在这里探讨什么人的非理性成分,或者那些软弱的情感,而是实实在在的NASDAQ指数,它的每一点攀升都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人的精神在这些财富面前几乎不值一文。

美国的塞拉扬公司宣布人体基因已经基本破译完成。宣布这条新闻的当天,生物科技在世界各交易市场急速攀升。因为这样技术意味着可以重组生命,这过程蕴涵着怎样的财富。而MIT的科学家们,也正不知疲倦地在试验人与机器之间互换的可能。尽管互联网世界的geek们宣称乔伊斯是他们的鼻祖,因为《尤利西斯》是超文本文件的典范。但是,他们忘记说,意识流追求的是对人的记忆的展开与延伸,而互联网则是将记忆扁平化,尽量压缩情感丰富的可能……

同样是世纪的交接,没有哪位人文学者站出来为人的逐渐萎缩的精神世界代言。倒是科学天才比尔·乔伊(Bill Joy)在新技术杂志《连线》上撰文道: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死胡同,各种技术正在把人类逼向死亡。在短暂的轰动之后,人们遗忘了这种警告。此时,回望一个世纪前的喧嚣让人感慨。或许,马修·阿诺德所说的过渡时期正在结束,我们已经适应了遗忘内心世界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上个世纪写道:“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本性改变了……”现在,这种变革可能更加深刻和令人绝望,可是没有人表示悲观。

燕园的记忆

我的师兄梁遇春

阳光打在我床上,睁开经过充足睡眠而兴奋的双眼透过北京污染严重的空气,我看到了淡蓝的天空。多美妙的早晨,但是我不愿意起床,大四了,我要让自己习惯赖床,尽管课已经开始,那个满头黑发的教授已经带领我的同学穿越爱因斯坦扭曲的时空观,去体会相对论的玄妙了。

懒洋洋地斜靠在床头,翻开《梁遇春散文》,我想我被拽回到20年代的老北大,我看到一副瘦弱身材、满脸懒散的年轻人。他把赖床变成了艺术,他认为以他十几年学习的经验来看,最大的益处就是“迟起”,因为“唯我独尊地躺着,东倒西倾的小房立刻变成了一座快乐的皇宫”。他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该艺术,即使毫无睡意,也要坚持在床上胡思乱想。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迟起对于人生帮助的若干理由,这些理由对于现在的我具有如此的说服力,以致不得不压抑住上课的心,继续无所事事地躺着。

只活到27岁的梁遇春一点也不像流星划过天空,他的光芒不刺眼,而是舒缓柔和极其惹人亲近的。躺在床上,我似乎看见穿着长袍的梁遇春在沙滩上缓慢地踱着方步,一脸快乐的流浪汉的闲情。他推开一间教室的大门,在鸦雀无声中,背着教授的白眼和同学的惊异,溜达到最后一排,翻开《伊利亚随笔》,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

林语堂曾经说老北大的风格类似牛津式的散漫,在这种宽松自由中,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得到充分的舒展。梁遇春可能正是这种精神不遗余力的实行者。闲散从来都是智慧的温床,法国谚语说“闲暇生艺术”,或许法国的艺术的确是在那些遍撒街头的咖啡馆孕育出来的。汪曾祺在回答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在八年内培养的人才比建国后几十年的都多”时的答案是“自由”。他那时在大学里的生活是:白天大睡,晚上去泡图书馆,率性自我。因为远离明确而功利的目标,他们放纵自己的心灵四处游荡。

多年后,我行走在已经变得匆忙不堪的校园里,目睹两旁的人去努力争夺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无法不想念那个小伙子。20年代的人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90年代的我,却总是想说“我的师兄梁遇春”。在一片TOEFL的书海中,手持一卷《梁遇春》有着莫大的快乐。

这个不用功的师兄,好读书却不求甚解,他坚信读书和写作都是为人生服务的,生命本身高于一切。于是,他让自己的生命恣意生长,让自己的性情尽兴发展。所以,为了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阳光,他放弃了对于具体成就的追逐。拥有天赋之才的他,只留下了薄薄的小册子,这肯定要被斥责为“懒到家了”。

我不喜欢那位“为了某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业”而存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为了多年后的回忆不至于惭愧而存在的。这种想法伤害的其实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单纯的东西,我们活着,快乐着,欣赏着这世界,这就足够了,而无须某种外表的物化实在的成功来证明。正如我的那位七十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所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傍晚的阳光

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文学或许还有生命本身。内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

那时候,我常常激动,常常伴随着他的愤慨一起愤慨。那时候我大一,我一直怀疑,如果没有那个夏天,我会成为另一个我。也是那个夏天,孔庆东用他的特有的言谈方式有些粗暴地灌输给我他认为的“北大精神”,甚至还有他的“北大沙文主义”。他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并且对于我心中曾有的某些崇高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我也是从那段时间里,才对我的生活环境,乃至我习以为常的历史,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对于一颗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的心灵来讲,那种震颤是惊人的。我常因为听了他的某种惊人言论而胡思乱想一个晚上。后来我迷恋于《往事与随想》里的赫尔岑少年时的经历,因为同样是稚嫩的心灵遭受颠覆性变化的情景。

理想主义与趣味性是他在那年给我最大的影响。他那时候喜欢开玩笑说:“在北大里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退50年。”这种北大情结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夸张地以为,我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我们备用网址:。。≯并且在他给我讲了许多这个世界的阴暗时,我激动得像30年前的同龄人一样要去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因为他的影响,我翻阅了所有关于五四的记载,我渴望像当年我的校友一样去呐喊,去影响这个国家。因此,我对于我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恶感,那些没有激情没有责任的同学令我痛苦,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在夏日的夜晚,我向室友表达我对社会的义愤,迎来的是沉闷和不屑。我也从那时起,强烈地觉得大学应该是“务虚”的,应该追求那些缥缈的理想,因为这个年龄的血是最热的,束缚也是最少的。

孔庆东出身底层,并且屡遭挫折,我有些奇怪,一个读书读到博士并且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的人,怎么还和别人分享一间宿舍。但是,在这种环境中,他依然表现出惊人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他始终旺盛的生命力。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力消解那些不幸,他对于生命中的趣味性有一种迷恋性的尊重。他总是告诉我要在最痛苦的生活里寻找快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如他的经典陈述:“啥都是个乐子。”他的宿舍门口贴着歪歪扭扭的剪报,比如一张陈冲的肖像旁是烟台的“专供出口”。他那时候常常给我讲他的大学生活中荒诞而可爱的一面,《47楼207》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通过他的叙述,对张扬的个性产生了近乎崇拜的情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始终刻意放纵自己的意志。孔本人喜欢说:“80年代并非完美,但是比起现在,实在是神话。”这让我对80年代产生了一种精神故乡的情结。当然,现在的我常常觉得,他的玩笑过多地消解了他的文章的力量,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吧。

在那个夏天过后,孔庆东完成了他的学生历程,变成了一位讲师,也离开四院的那间破落的宿舍。而我们再见面时,他也不会像那时一样激情地给我讲述他的想法。而大一时的充满求知欲的心态也逐渐远离我。我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陌生,是否是因为成熟,我对于他的文章和观点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异观点。而大一时的激情常常令现在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却无限怀念。心灵真正年轻的时间其实很短,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遇见了孔庆东,沐浴在那疲软的阳光下,我倾听着他的激情,并让自己热血沸腾。

午夜日记

一

午夜的时候,我和室友从那家小小的有点肮脏的叫“未名”的餐馆里出来,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又谈了什么,这一切都无法留下印象。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想象力就匮乏得让人痛苦,那几份不上15块的菜被点了又点,那几种牌子的啤酒,被不厌其烦地灌来饮去,那几个身材不错的姑娘的名字,被廉价酒水淹得花容失色……

像往常一样,我们走出这个地方,让自己的肉体暴露在午夜时的北京西郊的污浊空气里,而灵魂呢?我们知道它藏在一个最隐秘的地方,我们必须加倍保护它,我们本能地知道,它是我们区别于大街上那些为了名利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唯一标志。

在一个拐角处,有一摊水,那是白天的雨的杰作。这时候,我们感觉到小腹的压迫感,公共厕所离我们还遥远。于是,四个人并排站在那片在午夜中黑黢黢的浅薄的水面前。水与水撞击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夜并不难听,它激起了我们畅快的欢笑,这欢笑里是一种非常纯真的快乐,它不掺杂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时候,我们发现身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应该是一个异性。可是,我们没有被侮辱的感觉,四个人的心里都在进行一场莫名其妙的躁动,可是谁也没说。我们向前走,那个身影也在往前走,我们几乎同时回头去看那个模糊的样子,有点欣喜,有点倒胃口。一个把头发故意弄成鸡窝的女子,有着过于稚气的脸孔,尽管上面有着花花绿绿的颜色,那浓重的眼影即使在如此暗淡的月光下依旧刺眼。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激起了一个动词——期待。

我们开始放肆地言笑,我们本能地意识到她的两个可能的角色——离家出走的少女或者其他。当我们走过马路时,她在马路一边徘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她进入对面的牛肉面馆,然后又看着她出来。然后开始过马路,向我们走来。这时候,四个人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有人开始问“谁上”,有人说愿意提供床位,有人看着她发愣。午夜时的心情总是很好,太阳还没有照亮我们的心房,夜晚掩饰住了青春的好奇和欲望。

在她离我们5米的时候,我们也接近了北大的南门,门口的羊肉串的摊位开始收摊了。我对着那个异性喊道:“嘿,你干吗呢?”声音透出控制不住的老练。回答当然让我们吃惊:“我没有钱吃饭。”接下来怎么办,我摸到兜里还有20块钱,那是我们后半周的饭费。但我还是给了她10块钱,并指明她吃一碗牛肉面。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觉得自己高尚,只是想起了小时候做好事时爱说的一句话:“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然后,她就走了,留下一声谢谢,声音比起她的脸动人多了。然后,我们走进校园,没有人说话了。

二

我喜欢在午夜的时候在大街上跑步,不是因为有人说,我像一台吸尘器,无私地回收废气,而是因为我喜欢路灯的黄光下的大街,没什么人,偶尔有车。我这时候觉得自由。当我快跑到南门附近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昨晚的故事,我的心猛然剧烈跳动起来了。我在这方面的想象力总是惊人地丰富,经常给自己一个惊奇。

结果,她竟然站在那里,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穿着一件长长的大衣,脸部比昨天看起来清晰,不好看也不难看,不过真年轻。我干什么了,我跑过她时,竟然没有想到停下来,只是冲着她一个短暂的微笑,说了声你好,好像偶然撞见我班上的同学。她显然愣了,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她的笑容,很单纯,很短暂。

在剩下来的时间,我还是被后悔裹紧。我想自己为什么不跟她聊聊,可能会是一个凄婉的故事,我至少想到了十个版本,然后我甚至想到了,我带着她躲避追杀的场面——她应该是个误入歧途的小孩子。故事里有太多的惊险,奇妙的是我可能带着她在未名湖急奔,后面是几十个拿着菜刀的阿飞,最后我带着她跳湖了,可惜湖水太浅,不足以淹没我们。当然,场景里会有一些可能的爱情,当然还有性。我想到了我的那张有点零乱的床,还想到了我床上的那些没洗的内裤和袜子,在那里发生故事有点煞风景。

我的确有点后悔,我对自己说,下次碰见她,我一定要和她说话,不管发生什么危险,我要知道她的故事。我知道,一个人因为危险而拒绝未知的历险,是衰老的表现,我害怕自己衰老。

三

我几乎是满怀期待地在那个时间跑到那个地点,我甚至想好了应该问哪几个问题,甚至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钱都给她,可能够她买一张回到家乡的火车票,用我们班女生可以买半价票的学生证。可是她不在,这真让人扫兴,我觉得浪费了我的精力,更浪费了纯真的好意,重要的是,它不能让我确信自己依旧敢于冒险,敢于随随便便地进入别人的故事。

我会记住她的,如果有一天我碰到她,尽管我不喜欢她的脸,也不喜欢她的身材。但是,我会告诉她,你知道吗,我本来可以进入你的生活的?尽管我知道,自己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她。

那个冬天的午后

太阳不明不暗地悬在天上,她暗淡无光的脸甚至允许我们直接注视。地面上是肮脏的雪,校园内年轻的男女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而伤神,他们甚至没有精力来糟蹋一下这地面上的雪。整个校园的环境是晦暗的,天的颜色总是土黄色的,典型的北京雪天的讨厌颜色。

那个冬天,宿舍里总是潮潮的,让人觉得不舒服。可是,每天早晨我依旧坚持睡到11点钟,然后穿上厚而笨拙的大衣。我本能地到楼下去找肖,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干什么,但我却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在肖的那间如此肮脏的宿舍里,李或早或晚地也会出现。大三这一年,我们三个都休学了,就在期末考试前夕。休学的原因相同——厌倦。也就是说,在经过两年的大学科班训练之后,我们突然为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困惑。夹杂在好学上进的同学之中,我们却感到一种没有目标的茫然感。已经上了两年的发条,该让它松下来了。我们像逃兵一样费尽心机地为自己组织理由,来说服父母与校方同意让我们成为这个盛产精英分子的大学里的无所事事者。如果用更堂皇的理由来解释这行为,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置疑,想通过自由来重新考察生命的意义。

于是在同学们正在为抢占自习教室,或者诚惶诚恐地向老师套题时,我们同时成为这忙碌校园中的旁观者。或者说,我们同时被这个紧张的校园抛弃了。我们三个常常在吃午饭的时间,意味深长地从28楼走出来。楼门口此时拥挤了一批面有菜色的男生,端着大小不一,或肮脏或洁净的饭盆,他们胜利地从学一、从农园、从学五打饭回来。

我们会用力地踩几下雪地,然后呆呆地看一会天空。李会说,来支烟吧。于是,肖拿出两块钱一包的花园牌香烟,我们坐在冰冷的自行车后座上,点上一支烟。烟雾在冰冷的空气里让我们感觉到一点暖意和一丝被燃烧的快感。我们的脸暴露在冬日里,并没有显示出什么朝气。肖的土黄色的大衣和环境和谐地搭配在一起,把他整个人都映衬得没有生命力。而李照旧是那件充满性格却难看至极的军用棉袄。我们边抽烟,边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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