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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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感佩傅斯年的办事能力:“他有高度的责任心。无论什么事,只要他答应办,他不但要把这事办得好,并且要把它办得顶好。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总是全力以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了。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但是等到他自己办大学的时候,他又设法子把这一群人带回去。”
【革新】
胡適到北大任教后,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適,经常去听他讲课,并邀同学一起去胡適家中请益。在胡適的影响下,傅斯年开始赞同新文学,“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最早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適讲课的是顾颉刚,所以顾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1918年10月,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发表给校长的公开信:《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他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故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他曾为傅题词道:“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同年,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子水、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北大学生成立了倾向于新文化的新潮社,并筹办《新潮》杂志。1919年元旦,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强调,该刊的目的是:“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实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战胜之人格”,并“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留洋】
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傅斯年在给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傅斯年与同窗俞平伯一起赴英国留学,然而,刚抵英国两周,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傅闻讯急忙追至法国马赛拦截,才知道俞是因为恋家(时俞刚与青梅竹马的表妹结婚不久),所以要回国。傅苦苦劝说,但俞仍坚持回国。后来傅斯年在给胡適的信中写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某日,傅斯年、罗家伦和毛子水等人约好一起吃饭,傅斯年来时带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打开一看,竟是一部厚厚三本的地质学书籍。平日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看见此书便笑着说:“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
赵元任夫妇到德国时,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等人请他们吃茶点,约的是下午三点,但赵氏夫妇吃完午饭就去了傅的住所。到后,二人发现,除了点心外,满桌是冷肠子肉之类的食品,二人虽喜欢,但因刚吃过饭,没能多吃,反而请客之人狼吞虎咽,将食物全部吃光。杨步伟感慨道:“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傅斯年听罢气愤地回道:“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步伟闻言颇觉歉疚。傅斯年又说,他们有点钱都用于买书,有时吃饭常常只是两个小干面包,甚至俞大维为减少日间的开销,夜里起来读书学习。杨步伟听罢,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1923年冬,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填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
由于国内政局混乱,留学生的官费供应时断时续,所以留学生们常常窘迫不堪,过着半共产的生活。一次罗家伦通过蔡元培介绍,向张元济借得1500元。傅斯年得知后,立即向罗借款。不多日,罗因紧张,致快信向傅讨债。傅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的窘况:“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法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继也。”
得知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将要离职的消息后,傅斯年急忙写信致使馆向朱催要官费。朱将责任推给了继任者。但继任者对傅斯年的催款信不予理会,迟迟不做答复。傅斯年大怒道:“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
傅斯年崇拜思想家伏尔泰,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陪其同游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于是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发现傅不见了,便折回去叫他。回来后,蔡问傅在看什么,罗说,他看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雕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细听原来是温庭筠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治学】
受章太炎的影响,傅斯年进入由章门弟子把持的北大文科国学门就读。傅国学功底深厚,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旧派学人的器重。毛子水回忆说:“在我看起来,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傅斯年赴英国留学,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并选修数学、化学、统计学等学科。1923年,他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兰克教授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罗家伦说,傅斯年赴德国留学,“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罗家伦回忆留学时的傅斯年:“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
留学时,生活极为艰苦,但傅斯年一有钱就买书,他在给罗家伦信中写道:“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回忆,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一个”。
傅斯年最终决定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偏重文史的俞大维(后成为傅斯年的妻兄)深感功底不如傅,遂改学自然科学。俞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1928~1937年,傅斯年排除阻力,组织“史语所”专家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做了15次大规模的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所用人力在300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
邓广铭曾感慨:“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要知道,当初搞殷墟发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让挖,挖出的东西不让外运。傅先生很有办法,他在考古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像董作宾、郭宝钧、尹达、石璋如,还有一些都是河南人,这就缓和了考古组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河南士绅不让把挖出的甲骨、器物运走,傅先生便多方设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时天黑了再装汽车,当晚就运出河南境。”
李济也回忆:“最初我们到安阳发掘之时,地方政府认为我们是挖河南的宝贝,中央把河南的宝贝给抢走了,河南省政府有一群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就反对我们发掘,而自行组织一队也在安阳发掘,于是在安阳就有两队考古队伍,一是奉中央研究院之命,一是奉河南省政府之命,这弄得我们非常尴尬,不能工作,停了工。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决定南迁,傅斯年最为珍视的就是所中的21万册藏书。“史语所”打点行装时,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60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1333箱分批运长沙。书的运送路线由傅斯年亲自选择路径,并指定由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护送。
傅斯年曾言:“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因此,傅斯年重视史料,他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他总结治学方法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傅斯年尊重史实,认为不应当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屈万里读了傅斯年关于文史的著作,激发了治学的兴趣;但认识傅之后,却被他渊博的学问、高明的见解所威胁,精神沮丧,几次产生了放弃治学的念头。屈万里感慨,与傅谈学问时,“《群经》固不必说,就像《国语》、《国策》、重要的先秦诸子、《史记》等书,和三都两京之类冗长而不为人所喜的辞赋,他都能成段地背诵。二十四史,他彻头彻尾看过两遍,三千年来中国史实,他说来如数家珍。历代名家的诗文,他记诵那么多。”
胡適回忆,一次傅斯年在美国演讲,身边没有带一张卡片,却在黑板上把《汉书》和《史记》的《儒林传》的不同之处完全写出来了,可见傅记忆力之惊人。
傅斯年生活中几乎无娱乐可言,除了看几场卓别林的电影外,每天除了读书便是工作。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学会了下象棋,偶尔晚上闲来无事,便与司机或工友下下象棋,但更多的时间仍是读书。
早年,傅斯年对医学亦有所涉猎,抗战期间,一位中央医院的医生和傅初次晤面后,惊讶地对人说:“傅先生的医学知识,比我丰富得多。”
留学欧洲时,傅斯年曾研习心理学。1940年年初,傅斯年曾在西南联大作过题为“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的学术讲演,他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分析汪精卫的叛国之路。他认为,汪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包括后来其妻陈璧君的刚戾凶妄,形成了汪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在汪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他还认为,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因为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看上人’不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
屈万里回忆,傅斯年主持台大时,曾与教员讨论大一数学课程,会后,工学院院长彭九生惊讶地对人说:“我没想到校长先生对于数学也有这么深的造诣。”
傅斯年的北大同学伍椒升入本科后的第一天便对傅斯年——这个被同学称为“孔子以后第一人”的大胖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伍在旧体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傅却对他的旧体诗不屑一顾,曾在他的诗后批“不出校门,焉知四海”八字,伍得知后异常难过,但对傅更加敬重,从此越发努力。一次,伍偶尔碰到傅斯年,发现他又拿了几本厚厚的外国书,心里愈加佩服。毕业后,伍到处打听在国外留学的傅斯年的消息,先听说傅在学数学,伍觉得心里很安慰,只要他不同自己走一条路就好了;过了几年又听说他在学物理,伍觉得终于可以不受他学问大的威胁了。傅斯年回国后,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伍椒成了同事,一次,傅对伍的文章大加称赞,伍顿生知己之感。傅到台大,伍随之而来,谁知两年后,傅便撒手人寰,伍椒悲痛万分,某日夜间梦中竟顿脚呼天,提笔便痛哭不止,他对台湾不再留恋,遂赴日本东京大学执教。
【情谊】
1917年,胡適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教授此课的是陈汉章,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適将哲学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种讲授方法让学生们极为震惊,“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一些学生认为胡適是在“胡说”,不配登堂讲授,蓄谋将胡赶下讲堂。但顾颉刚认为胡適的讲法颇有道理,但又不能完全拿定主意,于是请同宿舍的、在学生中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一听。听了胡的课后,傅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適这才脱离被赶的险境。傅斯年去世后,胡適深情忆及:“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初入北大,傅斯年是黄侃的得意门生,深受黄侃等几位北大守旧派国学大师的赏识,被人戏称为“黄门侍郎”。但自从结识胡適后,傅便投向新文化阵营。陈独秀一度对傅表示怀疑:“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不能理他!”胡適反对陈的说法:“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出现了“‘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傅、罗二人十分沮丧。胡適却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发表《他也配》一文为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1919年,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再版8次,发行近2万册。傅斯年却写信给老师敲警钟道:“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1926年,傅斯年再次对胡適评价此书,认为从“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
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大,胡適、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有人说,凡事以胡为领袖,傅、叶则是哼哈二将。
胡適的弟子罗尔纲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適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的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適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就立刻回答说:‘傅斯年。’”1934年,胡適撰写《说儒》时,傅常来与他探讨。罗尔纲虽听不清他们讨论什么,但他能听到傅斯年“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声音恭敬顺从。罗说:“我所见任何一个胡適的学生来见胡適,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1934年,刘半农去世后,北大中文系急需教员,文学院院长胡適便出面向“史语所”借罗常培救急。傅斯年立即同意,为了配合罗的工作,他还为罗配备了助理,三年后,罗的助理竟达到三人之多。谁知,人借出后,北大迟迟不归还,傅只好写信给老师说:“莘田兄‘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但北大还是不愿归还,最后,傅斯年只好将罗从专任研究员改聘为通信研究员。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希望胡適到欧美各国求助,支援抗战,但胡適坚决不愿在此危急时刻离开,坚持与南京共存亡。王世杰只好请傅斯年帮忙劝说,傅与胡商谈多次,说到动情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