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г诜吹鄯捶饨ǘ氛械淖饔茫幼胖赋觯骸肮牢难Ь褪桥浜夏壳罢飧鲂问贫岢龅囊桓鑫难系目诤拧Ｋ耪僖磺姓驹诿褡逭较呱系淖骷遥晃仕撬舻慕撞悖堑乃枷牒土髋桑祭创丛炜沟芯裙囊帐踝髌罚盐难戏吹鄯捶饨ǖ脑硕械娇沟蟹春杭榈淖芰鳌！蓖保苎锶衔骋徽较吣诓俊岸氛⑽粗障ā保案锩难вΦ笔蔷韧鑫囊罩械闹髁Α保ㄗⅲ骸豆赜诠牢难А罚段难Ы纭反纯牛�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产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注：《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认为“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国防文学”主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因而也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有的以“国防文学”口号划线，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注：黄俞：《新的形势和文学界的联合战线》，《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甚至断定‘从今以后，文艺界的各种复杂派别都要消灭了，剩下的至多只有两派：一派是国防文艺，一派是汉奸文艺“（注：《文艺界的统一国防战线》，《生活知识》第1卷第11期，1936年3月20日）。有的人看到民族矛盾上升而低估国内的阶级矛盾，盲目乐观地认为”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谁统一了谁“（注：《论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也有人错误地提出：”普洛不应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注：徐懋庸致鲁迅信），”’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注：新认识社同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新认识》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本来，这个口号作为统一战线中左翼文学的口号，可以与“国防文学”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双方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也完全可以通过讨论，逐步统一起来，推动文艺界抗日救亡的工作。可是，胡风首先以个人名义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注：《文学丛报》第3期，1936年6月1日）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他既没有正确解释新口号的内容和说明这个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又避而不谈它与已经风行于文坛的“国防文学”的关系；字里行间，还存在着把两个口号对立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代替“国防文学”的意思。知道事情经过的芭盾当时就指出：“曾在鲁迅先生处听得了这口号的胡风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来与‘国防文学’的口号对立”，“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鲁迅先生的意思”（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10日）。鲁迅也批评胡风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由于胡风的这种行动，也由于双方认识不一致并有着宗派主义，终于爆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的论争。
在两个口与论争中，鲁迅先后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对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精辟的意见。鲁迅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生动有力的驳斥了托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攻击和诬蔑。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地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立场。”在这里，鲁迅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本身在文学意义上的不明了性，正确在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标帜”的意见，批评了“国防文学”某些拥护者狭隘的小团体思想，也批评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某些拥护者在理论解释上的关门主义观点。他说：“文艺家的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在鲁迅看来，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或“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下联合起来”，都是不正确的。
鲁迅全面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指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鲁迅郑重地指出，“国防文学”口号应当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存”，他“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鲁迅还建议不要“喊口号，争正统”，“而在实做”，以便在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
鲁迅关于两个口号的正确解释，得到许多作家包括提倡“国防文学”作家的拥护。茅盾认为，鲁迅关于两个口号“之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这种解释，廓清了人们由于“二口号之纠纷所惹起的疑惑”（注：《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10日）。茅盾主张：“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二、‘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关系间的标帜！”（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10日）
两个口号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爱国的、共同对敌的口号。正因为如此，阶级敌人对两个口号虽然或歪曲，或利用，但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他们说：“左翼作家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所谓‘人民阵线’，均系以宣传抗敌为烟幕，以挑拨人民对政府发生恶感为手段，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毒害人心，为祸社会，良非浅鲜。”（注：《文学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浦声周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当时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很多，除论争中心上海之外，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京均有反响。根据对三百多种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有关文章达四百八十篇之多。论争的问题除关于两个口号的优劣外，还涉及到文学创作要不要以抗日为中心题材，要不要提倡进步的创作方法，如何团结中间阶层作家，创作自由和批评态度等问题。
发生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的这场论争，扩大了文艺上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加深了作家对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的认识，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批判了“左”的宗派主义和开始出现的右倾苗头，讨论了文学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了抗日救亡形势下文艺创作的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当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论争双方的某些文章夹杂有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和小团体倾向，也不免分散了力量，影响了团结，妨碍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很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感到两个口号的基本精神没有分歧，重要的是更快地以实际行动投入日益紧迫的抗日斗争。他们希望早日结束革命文艺界内部的论争，有的刊物上发出了“作家们！更进一步的握手吧”的呼声，表示“希望参加两个协会的会员们自动的起来做这种合并的活动”（注：《作家们！进一步的握手吧》，《永生》周刊第1卷第17期，1936年6月27日）。到了九月中旬，艾思奇等提出爱国主义的新启蒙运动，要求两个口号停止争论，他进一步说明：“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这是急需要积极地做起来，而且需要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理论的论战太多了，就未免会成为空洞的论争”（注：《文学论争所得的结果》，后收入《实践与理论》）。不久，两个口号的争论，逐渐缓和下来。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叶绍钧、谢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共二十一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注：《文学》第7卷第4期，1936年10月1日）这表明两个口号论争基本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从而为后一阶级更广泛的团结抗日，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第七章：鲁迅（下）
第一节：从《而乙集》到《花边文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