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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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两艘英国设计建造的大型装甲巡洋舰，将要成为中国海军的了。
　　江穆齐还说他已经搞到了这级装甲巡洋舰的图纸和技术资料，看后“获益非浅”，在和魏瀚等中国造船技师商议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对在建的“海昌”级装甲巡洋舰作出技术上的修改。增加吨位和火力，以求能达到和英国人造的这两艘装甲巡洋舰大体差不多地水平。
　　为了让孙纲同意。江穆齐还来了这么一句，“彼快船设计之先进非我船能及，当借造我舰之机加以改进，使我之船工得以尽识彼之技艺巧思，不然，彼乘马而我骑驴，彼驶船而我结筏。总为彼后，何日可与之比肩并驱？”
　　江穆齐的这个“骑驴结筏”地比喻果然“刺痛”了孙纲，孙纲立刻同意了江穆齐的建议，并让他设法尽快把这两条已经建好的英式装甲巡洋舰买回来，做为“海昌”级装甲巡洋舰修改的“参考”。
　　至于买这么多的船需要的资金的问题，孙纲现在倒不是太担心。
　　云南地“钱王”王炽和台湾方面帮助筹集的海军经费还在陆续汇过来，而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担心俄国人将来的报复，以及目前海外形势的复杂诡谲。着急看到中国快点出现一支更大更强的海陆强军，已经答应将国库一半的钱拨给他建设海陆军用，另外由于新银元的发行还会创造一部分效益，以及还有日本和俄国地赔款，所以经费的问题暂时还不用考虑。
　　但孙纲现在既然已经进入了国家权力的中心，考虑的问题面就不得不大一些了。有些事情，就不能仅仅着眼在军事上了。
　　因为，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其实在于经济，但要发展经济必须要建立起适合本国发展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就中国而言，必须在“国际均衡体系”中寻求“平衡”，一方面要拉拢西方学习西方，一方面又要避免西方列强地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得以进行下去。
　　而目前中国还没有能力支配国际政治，只能靠加强军备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目前中国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有限。一味大规模地扩张国防工业，就中国目前的内外环境以及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来讲。国防过度发展必然会产生国家财政上的排斥效应，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此外，在中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的环境下，过度强调国防工业地发展反而会使国防工业与民生经济发展同蒙其害。
　　从后世穿越来地孙纲深深地知道，凡是以国防为重点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会遭受打击，不但人民地生活状况无法获得改善，国家甚至因此而解体，或导致重大的挫败。多少年翻不过身来。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其实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孙纲既然已经“先知先觉”了这一切，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中国走这些不必要的“弯路”！
　　中国目前的安全形势仍然很严峻，而国家经济又必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当中发展，但将有限的财力全都投入到国防军备当中，肯定会使民生经济受到影响。
　　“铸剑为犁”或是“化犁为剑”，无论对哪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剑”和“犁”的这个“两难”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关于国防和经济发展的这个矛盾问题，孙纲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他结合自己在后世学到的知识，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还有自己主持北洋船政局和爱妻建立北洋商贸集团获得的经验，已经大致有了办法。
　　那就是，将国防工业和民生经济融合到一起！
　　说详细一些，就是让国防工业企业和民生工业企业结合为一体，不做严格的划分，让中国的好多企业既能生产军用产品加强中国的军备，又能生产大量的民用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为企业本身赢利。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创意”，在后世的好多现代国家，军工企业和民生企业划分得根本就没那么清楚，熟知历史的孙纲知道，当年，IBM就产生过冲锋枪，奔驰和三菱也不仅仅是做汽车，飞机和坦克也是重要的“经营项目”之一。
　　位于自己“后世”家乡的那座表厂，据说还给部队生产过炮弹延迟引信上的定时器呢。
　　远的不说，自己原先主持的北洋船政局，在接受海军造舰订货的同时，也负责民用船只的修理和维护，而且收入颇丰。各地设立的机器局，也不光是为政府部门服务，而是兼营一些民间的订货。
　　如果在中国开立更多的“军民复合型”企业，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剑”和“犁”的问题！
　　这个构想，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十分可行的办法。
　　早在1890年的时候，中国海军的拓路者之一马建忠就提出来过，海军因为是国际与科学兵种，不但有维护国家的海防安全之责，而且发展海军另一深层的意义便是寓提振工业、商业、医疗卫生事业于海军，藉海军来培育工、商、医甚至外交等各方面的人才，他以前还提出来过寓现代法政学科于出使学堂及翻译书院的建议。马建忠的海军政策其实并非是单从为国防而国防的层面考虑，而是要求必须将海军及国防事业置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面来考量，目光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
　　而马建忠的这个看法，和孙纲现在的想法不谋而合。
　　孙纲在处理完公务之余，便和已经是全国商业总会副会长的爱妻马玥说了自己的想法。
　　“你这个主意不错，现在实行起来应该没什么阻力。”马玥听了他的想法，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但关于这些中国的企业的管理体制，我恐怕得提醒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不管是军用的企业，还是民用的企业，全都白搭。”
　　“管理体制又怎么了？你们商贸集团的企业不都办得好好的吗？又出什么岔子了？”孙纲听了她的话不由得一愣，立刻追问道。
　　她的北洋商贸集团可是自己的“金库”，要是管理方面出了岔子，麻烦可就大了。
　　“我们那里倒没有，我只是想说，你一天眼睛都盯在军事方面，应该适当的注意下经济方面的事了。”马玥忍着笑“谆谆教导”他道，“政务院八大参政里面你最年轻，只要不出岔子，老头子的位置将来一定是你的。”
　　“先别想那么远，不要跑题，”孙纲有些着急地说道，“快说，管理体制是怎么回事？我这方面所知不多，你可得多提醒我。”他叹了口气，有些“可怜”地看着爱妻说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我现在轻易犯不得错误的。”
　　马玥告诉他，中国现在的企业在管理体制上，其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必须进行改革，不然的话，再多的新企业出现，也会因为管理体制的问题“窒息而亡”。
　　中国现在的好多至关重要的新兴企业，大部分都是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在运作，而这种形式下产生的管理体制，是根本无法使这些企业得到真正的发展的。
　　马玥说的话立刻提醒了孙纲，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
　　关于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可以说历史久远，十分复杂，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到了近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四百零七）断发易服
　　在清代晚期的中国，由清朝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因为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金和交由私人办理（孙纲的北洋船政局也不例外，属于“国营”的），但后来出现了“官督商办”的运行模式，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国库根本没有大量的能够转化为兴办大型企业的闲置资金，所以无法把重要的工业部门组成类似西方的“国家垄断”形式，而且这些新兴企业需要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这些是当时的中国官员所根本不具备的，因此，“官督商办”（后来又有了“官商合办”）的运行模式应运而生。
　　马玥告诉孙纲，中国企业目前的这种运行方式和西方的企业完全不同，西方的企业多采用股份制，通过召开股东会议选出董事会和全体高级职员，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滋生腐败现象，而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则不是这样，“官督”不可避免的导致宫员们和企业的经理人员争夺利润，并造成企业权责不清，“商办”的民间经理人员对此感觉到不满，会一点点的丧失经营企业的兴趣，而且“官商争利”的行为减低了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让企业失去民间资金的支持。这样一来，企业往往很快的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最后陷入破产倒闭的绝境。
　　而孙纲地北洋船政局为什么会经营得很好，是因为孙纲一心为国家和海军着想。没有和这座国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争利”的缘故，而马玥的北洋商贸集团则完全采用西方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办”，所有的人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生意才一直蒸蒸日上。
　　马玥说，在现在地中国，凡是还坚持“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现在地日子都不太好过。而民间完全意义上的“商办”企业却一直经营的很好，尽管这些企业在业务范围和资金方面不能和官方参与的企业相比。因为后者常常得到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持。
　　“如果你听我的。以后就干脆让北洋船政局变成‘纯商办’的好了。”马玥对孙纲说道，“现在小江在主持还好说，一旦将来所托非人，总这么权责不明地话，非得倒闭不可。”
　　“你说的是。”孙纲听得连连点头，他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这个企业“权责不明”的问题。也曾经困扰了后世的领导者们和经济学家好长的时间。
　　如果把这类“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变成“纯商办”，让企业的经营者以获得最大利润为目地来经营企业，把企业的兴衰和经营者自身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政府只起一个监督“游戏规则”的“守夜人”的角色，就不会让企业出现“制度性”的“经营不善”地情况。
　　而困扰中国人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腐败”问题，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扼制。
　　孙纲和马玥就这件事仔细商议了一下，孙纲又征询了一些商界人士和官员甚至是一些外国顾问的意见，决定向政务院的老头子们把这个事提出来。确定后实行。
　　在春节过后，“华夏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包括很多新的西方式的行政章程和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在一些聘请的外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下完成地，其中《刑法》是以德国法典为基础，《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新地刑法废除了前清时的许多如凌迟、斩首示众、死后枭首和纹面等酷刑；《民法》在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地同时，照顾了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和习惯，避免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保守势力的抵制；另外出台的还有好多商业法规，是以美国商法为基础的，如《商律》、《公司商法》、《公司登记法》、《破产法》、《专利权法》等。
　　在颁布实施新法律法规的同时，“华夏共和国”政府还发布了一系列“革除陋习”的政令，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断发易服”。
　　“……查男子蓄发辫，现今世界各文明国皆无此例，且发辫易藏污纳垢。头部患疾。极易为病菌感染，多有因此而不治者。可为陋习。而三军将士尤易受其害，前清时我海军即不在蓄发辫之列。……古圣人有云：上以风化下。今国家百业待兴，革故鼎新之际，当去此陋习，使我民族以新面貌而立于世。……”
　　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终于可以“利索”起来了。
　　其实由于“己亥之乱”满清王公对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出卖引来俄国入侵的关系，民众对清王朝已经由不报希望变成了切齿痛恨，很多百姓没有等国家正式颁布法令，就已经把拖在脑袋后面的辫子自发的剪掉了，现在新成立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正式下达了“断发易服”的命令，民间对此大多持赞同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执着于保留这种“传统”，但毕竟是少数了。
　　关于“易服”这件事，国家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易清服，换汉服及西服均可，听任民间自便。”
　　其实这个“断发易服”最开始是孙纲在“政务院”提出来的，老头子们一听之下都大摇其头，毕竟他们都是清朝旧臣，“世受皇恩”，对清朝有些“眷恋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李鸿章一开始尤其反对，当年他对日本人的“全盘西化”就十分的不理解，和日本人森有礼进行过辩论，现在孙纲直接提出来要“剪辫子”，更是刺痛了他，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背弃。
　　但孙纲指出，“辫子”这件事剪不剪，是为了国家的需要，现在，清朝毕竟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必须以一个新的面貌和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当中，而清朝的“国际形象”并不好，如果继续保留这种前清遗留的旧形象，会让西方国家觉得，中国仍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还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不开化”的国家。而且民间现在对满清存有相当大的反感，看到自己的国家领导者仍然一副满清官员的样子，不自觉的就会生出“抵触之意”，国家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莫若去之以顺民意，庶几公私两便”。
　　孙纲还说，“男人留辫子”是满清入关取代明朝时强加给汉人头上的，是满清“弊政”之一，若要保持传统的话，这个传统也不过几百年时间，明朝的好多传统不也都是让清朝给废了吗？那现在清朝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还要留着清朝的这个“立国象征”呢？
　　而且现在满清王朝已经灭亡了，“辫子”已经由“立国”的象征变成了“亡国”的象征，为什么还要保留它呢？
　　孙纲在政务院的一通“狂侃”之下，也许是让他最后那一句“亡国之征”给吓着了，老头子们最终还是表示“屈服”了，含泪剪掉了留了这么多年的辫子。
　　辫子虽然剪了，但李鸿章还是舍不得自己身上的老衣服，拒绝换上西式服装，对于这一点，孙纲就没有再勉强他，岁数大的人这个“恋旧”情节，也不能不考虑。
　　“老百姓把辫子都剪了，堆在大街上，有小山那么高，正点着了烧呢。”马玥上街回来后告诉孙纲说道，“到处火光冲天，老壮观了。”
　　孙纲听了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但在心里，却感觉到说不出的激动。
　　老百姓们把辫子剪掉烧了，其实不光是在发泄心中的怨愤，也是在表明，彻底和那个逝去的守旧封建王朝决裂！
　　在满清王朝的尸体上重新站起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中国！
　　“你们这身新军服真的很好看。”马玥看着孙纲，眼中闪过一丝爱慕的神色，似乎还带有一丝崇敬，“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你今天这种威武的样子。”
　　“哦？是吗？”孙纲看了看自己，听着她的夸赞，不由得有些“飘飘然”的感觉，“穿这么新的衣服，我都有些不会走路了。”
　　根据新出台的典章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服制废弃了清代的官服，全部改为西式，不过仍旧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在里面，根据“典制”规定，文官的制服用绛红色，武官的制服用黑色（好象是汉代的传统），都是西方军服的样式，以袖口的金线绣章和肩章领章为等级的区分，象国家元首“执政”的袖章为两条金龙的“二龙戏珠”，“参政”则为一条金龙，文官以下依次为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鸳鸯、鸂鶒；武官则依次为麒麟、獬豸、狮子、老虎、花豹、熊罴、犀牛。这个可是保留了以前的“传统”在里面，主要不光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方便习惯了传统官服的官员们确认。
　　（四百零八）国歌
　　为了和国际接轨，清代传统的插孔雀毛式的官帽也都废弃不用了，根据“华夏共和国”的典制规定，军装制服采用的都是西式带檐的军帽，以金线装饰，帽徽则为盘龙华表国徽，比清朝的那些凉帽暖帽顶子看上去要精神多了。
　　为什么要采用西方军服的式样，其实也都是孙纲的“创意”。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籍此提高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武”的观念。
　　中国由于处于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了，由宋代开始，形成了特有的“重文轻武”的思想观念，究其原因，无怪乎皇帝怕手下的军人武将造反，危及皇权而已。
　　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被宋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到了清代晚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得到证明了。
　　曾经有外国人评价过说，“中华帝国之所以一直能够持续到今日，并非是由于任何先进的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掌握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虚弱无力的。”虽然说的不一定完全对，但这个“重文轻武”观念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
　　孙纲在给政务院的建议中引经据典的说，“……西国仕途，武重于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中国初设水师，官员多居武职，以其职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职掌武事而授以武职可也，授以武职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于引重挽强之粗人，则万不可也。中国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凡居武职者。不复问其才学者何，即睥睨而不屑为伍。甚有数年充当管驾之员，一二语与长官龃龉而立受扑责，反不如从九之未入班者，此习俗使其然也。……前甲午、丁酉、己亥诸役，官民闻有寇至，皆震骇失色，莫以为计；每闻前线兵覆。皆痛哭流泪不止，以为国家将亡；而胜报传来，则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牺牲之海陆将士，莫不尊崇有加，此情势使然也。……今莫不若以军服之庄严威肃求醒民众，使我民得识文武皆为国之重务。不可偏废之，则我民尚武之风可复，而民气亦当得振刷。……”
　　孙纲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地认可，于是就有了这种新式的制服，成为了中国的主要官服和军服的式样。
　　除了“断发易服”的法令外，“华夏共和国”政务院又公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