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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心理医生在吗-第4章

小说: 心理医生在吗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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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皇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嗝、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人们在食堂一面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头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俯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沓笔记。

第二部分 7。心理医生在吗(22)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土,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一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羞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入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第二部分 8。心理医生在吗(23)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香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

    妈妈最后打开口红盖子。口红也是祖母留下的。我常常背着妈妈打开它。一旋开那子弹壳似的铜帽儿,一股油哈味就冒出来。红颜色也不新鲜,看去也哈了。陈旧的唇膏使妈妈微翘起嘴,喘息短促微弱了,像祖母。

    我们准备出门时,贺叔叔一迈腿从栅栏上跨进来,他目光躲开娟秀而古怪的妈妈,看着我说,这么漂亮啊!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在说我妈妈。爸爸早有准备,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沓稿纸,递给贺叔叔说:先看一遍,字要是不熟,多念两遍。贺叔叔笑笑说:我的故事我还念不出来?爸爸说:有些字我怕你不认得,给你注了同音字。贺叔叔大声说:我那么笨?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吧?

    两人撇下妈妈和我,先走了,又一块儿停下脚,哈哈地笑。爸爸再次停下,独自笑,良久不往前走。

    男人和女人;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酱油气味,人人捧着一个大搪瓷盘子,持一柄搪瓷勺子,吃着酱色浓重的饭菜。

    近处是我妈妈。她一边细细地吃一边机警地四处望,想找个地方把她盘子里的东西倒进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去添加些蔬菜,又变成三人的一顿晚餐。

    远处是贺叔叔和爸爸,站在楼梯口交谈。爸爸手里端一大盘食料,不曾动过几口;贺叔叔却空着手。他吃〃小灶〃,肉丁是真的肉,不是滚上一层酱的发酸的豆腐干。一些人上来向贺叔叔躬躬身,握手。又一些人上来。

第二部分 9。心理医生在吗(24)

    我不断为人让道。我眼睛却一直朝爸爸和贺叔叔那里望。我爸爸这天的样子与平常有些出入。我的爸爸,我从小就意识到他与众人的出入。他一身上下,很少有规整的服饰,总是七长八短披披挂挂。猎装式的米色风衣从不系纽子,腰带拧成一根绳儿;颈上搭一根深咖啡色丝绸围巾,面积宽裕,肥大的两端垂荡在风衣襟前,不时被他谈笑时的手势惊动起来。那条围巾只不过是一截旧绸料,也是从祖母遗物中发掘的,对光看看,上面不知多少蛀眼,微力之下它就会碎在你手中,是它那将腐将化的质地,使爸爸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缺乏一点实体感。爸爸秘密修饰了自己,我突然明白了。我爸爸的修饰和别人相反:把本来就缺规矩的全身弄得更乱,头发尽其本性向各个方向曲卷。我不懂得的那股趣味把我吸引了。现在回想,他的颓唐和感伤,使当时的我内心极被牵动。

    我爸爸在笑,拍着一些人的肩,也被一些人拍着肩。

    是贺叔叔主持那天的朗读会。人们在大厅里找好一把深蓝丝绒的椅子,安顿下来。被糙劣食物破坏的矜持恢复了。深蓝丝绒的幕帘上缀有金流苏,打蜡地板和水晶吊灯,这毕竟是个矜持的所在。由于多日对这一餐饭的期望终于得到答复,所有眼睛安宁了,神情是美味的丰足的。

    节目中有七八个人朗读自己的作品。大多是诗歌。贺叔叔的《紫槐》是朗读会的开场或压轴。这天来了一群少年宫话剧团的男孩女孩,将《紫槐》配了乐,诵到高昂处,都成了一副歌喉。

    观众的呼吸声变得不均,变得潮湿。饥饿竟可以是美丽的。

    我揩着泪,无意中,发现贺叔叔在看着我。我把拳头停在嘴唇上,惊讶和羞怯。他是那样地看着这个十岁的女孩子。他全看见了,看着泪水怎样越聚越厚,在她两个眼珠上危险地摇曳;终于积得太沉重,眼睛再也盛不住,剥离了出来,形成一颗圆熟完整的泪珠。如桑叶上的春画,一颗水珠子从细到大,地心引力把朝下的那端变得圆腴硕大,形成了珠宝的锥形。他看见了我由于流泪而鼻子不通,肺叶伸展和收缩。他坐在距我六步左右的地方,坐在供主持人休息的沙发上。它是大厅里唯一的沙发。他看见了一个十岁小女孩沁出情感和爱慕的过程。一个秘密的过程。

    我还不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慕会开始得那样早,能越过种种巨大的不可能。

    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第二部分 10。心理医生在吗(25)

    我把手停在嘴边,连鼓掌也不能够了。他那样长久地看着我是怎么了?两束温情的目光从那带支配性的身躯上投向我。不仅温情,他还觉得有点好玩。一个小女孩为了他那件遥远得失去真假的身世伤心,他有些被逗乐了,又有一点愧意。人们把故事团来团去,一层层渲染使它增生。他心疼这小女孩竟对它那样信以为真。

    有一刹那,他像是要起身,朝我而来。要来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番哄慰。告诉她,许许多多的事都不是真的。十八岁时,贺叔叔说他在朗读会上确有那冲动。但我不相信他会和我如此之巧地分承了同一记忆各自的那一半。我不敢说自己的这一半有多可靠。而多少美好的事依赖于我们记忆的不可靠性而存在。

    我爸爸和我,分承的是同一记忆的另一半。

    我爸爸坐在我右边的椅子上,他的右边是我妈妈,那个六十年代的秋天夜晚,人们抿紧嘴唇打饱嗝的那个大饥馑的晚上,对于我爸爸最重要的一个节目,是贺一骑将在闭幕前朗读那部长篇小说中的选章。谁也不知道它是我爸爸一字一字写出来的。知道的是,贺一骑在写一部巨型小说,史诗般的,画卷般的,规模百万字的,我爸爸将替他润色文字。

    我妈妈用胳膊肘轻碰一下我爸爸,他才看见贺叔叔正走向舞台中心。一身海军蓝色,一只手稳在右肘那看不见的左轮上。我爸爸看见他的一笔一画在贺叔叔的手里握着。我爸爸和大家一块儿鼓掌,笑容瘫痪了。贺叔叔转向麦克风,人们还在鼓掌。我爸爸却停下来,他不知自己是怎么了。他看着贺叔叔正派、红润的脸,稿纸上的浓墨渗到了背面。我爸爸不知自己到底怎么了。仿佛是感到哪儿伤了,他一动不动,以知觉去摸索那隐秘的一股疼痛。

    贺叔叔的脸色那么年轻,那麦收的血色一直不褪。他的河南话音在大厅里嗡嗡起来。阅读很慢,很沉稳,在一些柔缓的拐弯抹角上,等待着听众的理解。他明白听众全跟上了,眼睛把所有人罩住,压住所有的急切,将食指在舌头上抹一下,稿纸果断地被扯起而发出撕裂般的声响。接着念下去,继续他的征服。

    一处或两处,我爸爸独自闯出几声笑来。他知道自己在语句中埋伏了什么,因此他早早进入了期盼。他曾在那两扇书架搭建的书斋里,一遍遍地写和撕毁稿纸,把那些机关设置到字里行间。此刻他一人独守后台,预期所有的机关奏效,玩出把戏来。把戏成功了,并稍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笑便失了禁。笑时他竟没发现他是唯一知底细者;除了他,没一个人懂得那语言和细节布设的绝妙。除他自己,没一个人在意那把戏的谜底。就那样,爸爸的笑声从肃静中爆出,如同太平无事的夏夜,乘凉人群中无端无由响起两个爆竹,那样严重地缺乏上下文和群体意识。

    当然,我无地自容。

    周围有人撇嘴,显出被惹烦的神色。

第二部分 11。心理医生在吗(26)

    我妈妈踢了踢我爸爸的脚,他却还是把那笑的音阶全奏完了。笑过,爸爸感到强烈的无趣。他驼起背,两只手装在风衣口袋里,脚仍是掌心对掌心,轻微颠晃。肯定有一点失意和愤恨。我知道我爸爸很少愤恨别人,只是偶然地,他会真诚地恨自己。可能也恨他和贺叔叔都参与的这份友情。

    真心地喜爱他。喜爱贺叔叔的勇敢、仗义和豪爽。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贺叔叔碧玉浑金般的独创性。没有规范,没有格式,一个一个的故事都被浓烈地个性化了。我爸爸说,你可以写贺一骑那些故事,不过不会有他的气味。我爸爸的艺术良知是清澈的。

    其实他不是被贺叔叔奴役,他被他的喜爱所奴役。

    他们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互倾轧,像所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我们对父母、父母对我们,倾轧不仅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

    大概应了心理学的〃反动力〃之说。人喜爱自己能认同的人,却因了反动力的缘故,往往被自己完全不能认同的东西所吸引。

    再给我一些时间。

    在讲到你认为是症结之处以前,你得让我建立信赖。

    还好。我们昨天一块儿吃了午饭。

    不是,是校园里的便餐厅,学校没有中国餐馆。

    一件逸事:保险公司给我推荐的那个在保险网中的心理大夫,半年前就死了。可是他的录音电话还在工作。直到昨天,他儿子按照我一个多月前留在答话机上的号码给我回电。那是他儿子头次跨进他的世界,清理他的遗物。七十多岁的老医生,三只漆黑的档案柜,装满他患者们的陈述记录。他死了,他儿子不再需要那些记录。谁会需要那些记录呢?从此后谁对它们负责呢?

    好的,请问吧。

    没有,从来没有听见过。

    我明白你是指幻听。不,没有过。

    那是有过的,但自己同自己说话不算症状吧?

    你也是?

    问过舒茨,他说他逮着自己几次了。大声骂自己,也劝自己。

    不骂,我就是和自己商量。现在去拿信还是晚上?要不要吃安眠药?

    带来了。这是我常吃的两种。

    会上瘾?生活里瘾多了,这个也不算什么。

    试过。两周,一点五毫克的。

    就是自杀念头迫切的时候。

第二部分 12。心理医生在吗(27)

    还会有的。和心情好坏没有直接关系。自杀在我的基因里。

    我祖父的心情并不坏。心情坏多是自我冲突。我祖父是统一的。他自然,很少有太大的自我冲突。我爸爸,满心都是冲突,他的笑都是冲突出来的,但他不会放弃。自我与超我与本能构成的三角冲突,使他得到不断调整和补充。一次次的充电和减压,这是我爸爸。

    非常简单。一次我在巴黎的德欧塞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站在罗丹的雕塑前面,忽然一个念头袭来:自杀了,就不必非得崇拜罗丹了。世界在你到来前已规定好所有你必须崇拜的东西。没有选择。不崇拜你太孤立了。你必须爱拉赫玛尼洛夫,爱肖洛霍夫、列维坦、毛泽东、国家、名誉、父母。必须爱,不然不安全。现在我必须爱和崇拜罗丹、莫奈、米罗、夏卡尔。我不加选择地崇拜、爱,因为文明和进步就包含绝大多数人吃力的跟随。在非常偏僻的美国小镇,你还能看见莫奈的复制品。虽然是被动的,毕竟也是崇拜的表态。轮不上你来怀疑的,你一生下来,贝多芬已经同喜马拉雅山一样,把你笼罩在伟大的阴影中。自杀,你便跳出了这个安排。

    已经给你规定好了的正面人物、事物。自杀是挪出这种惯性。

    博物馆大门前那铜塑的工农兵是正面形象,还有王琛白一直在雕琢的,打算补入工农兵行列的〃革命知识分子〃。

    还有贺叔叔……我在想,从哪儿接下去。

    对,火车。去祖母家的火车上。

    我那时身高一米五五,体重七十五斤。十一岁的女孩,长得稍猛了些。

    其实这个岁数的女孩都有一点儿厌世。倔犟?她们总是有一头干燥的头发……我像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来讲这件事。

    谢谢。

    那我告诉你那之后的事吧:

    火车在一个闷热的早晨到了上海,有一种甜蜜和不稳的情绪在这世界上。我什么也没表示,把头发编结好,看着贺叔叔笑一下,什么也没说。也许我说了一句:车为什么在夜里停那么久呢?

    贺叔叔又替我提起小藤箱。叫我跟紧他,别让拥挤的人群挤散。他温热的大手带着适度的潮湿搁在我肩上,挡开站台上的人流。很大一股人体的生理气味,他也想替我挡开。就要出贵宾室了,他愣住,转脸对我说,糟糕,忘了一件行李!他的公文包丢在火车上了。

第二部分 13。心理医生在吗(28)

    他往回走几步,又走回来,额头和脖子上顿时油亮起来,浅蓝衬衫的腋处一边出现一个月牙形的汗渍。唤过来一个女服务员,让她跑步去火车上把那公文包截下来。服务员很快回来了,说火车刚离站,公文包要到了杭州才会被送回来。贺叔叔嗓音重了,说:那怎么行?开会的发言稿还在里面,还有一个德国莱卡照相机!

    后来我知道,里面还有一个笔记本,记着纽扣大的字迹,是贺叔叔想到的情节和细节,需要口授给我爸爸写进那部长篇小说的。其中一些词汇只有他自己识得,那是他忘了一半自己发明了一半的字。笔记本封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的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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