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击掌-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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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玛的工厂在南城，父亲回来跟家里人说，王三爷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白布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祖母说跟洋大夫一样干活的工人她还真没见过，机器哗哗的，想必三爷挣的钱也一定哗哗的……
王阿玛一连开了两个织布厂，没几年又开了火柴厂，火柴厂的名字叫“丹枫”。“丹枫”是王阿玛在日本念书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从根上论，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给取的，取自他们宿舍窗户外头那棵枫树，树一到秋天就火红火红的，很是惹眼，用在火柴上也很合适，王阿玛很欣赏这个名字。
有了数家工厂，王阿玛阔起来了，娶了留洋的太太，生了儿子，给儿子取名叫“利民”。父亲说这孩子的名儿听着像口号，不像人名，王阿玛说孩子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利国利民地干实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正月的时候，王阿玛过来接我祖母上“吉祥”听戏，接祖母的是辆洋马车，马车零件锃光瓦亮，紫红大绒的弹簧坐垫是北京头一份，马是洋的，高大威猛，昂着头，凡人不理地骄傲着，赶车的穿着洋制服，挺着小腰坐在车前头，细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这阵势让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惊奇得嘴也合不上了，说他进北京几十年，头回看见这么好的车，比醇王府的马车还气派，他问王阿玛车是打哪儿弄来的。王阿玛说，跟洋机器一块儿进口的，我东西南北城地跑，没辆好车不行。
老张问那个赶车的洋人是不是跟车一块儿进口的，王阿玛说是他上租界里雇的，这年月，只要有钱，鬼都能给你守门。老张说，明儿个我撺掇我们老爷也弄俩洋人来当门房，保准有人来看稀罕。
王阿玛说，你还不如弄俩猴来呢……
王阿玛扶着我的祖母上了车，那是我祖母有生以来头回坐洋马车，祖母掩饰着自己的新奇和喜悦，不动声色地端着。老太太回来说，看的戏是《三击掌》，罢了，行头陈旧，演员也不卖力气，扮王宝钏的太胖，腰粗得像桶，一脸的褶子，没踩跷，一双大脚片子在台上踢出一溜烟尘，远不如国甫的马轻便，看王宝钏不如看赶马车的小洋人儿舒坦。
矜持的祖母对王阿玛的马车记忆深刻。
王阿玛是商人，是FOX，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家以祖母为首，女眷们大都用私房钱入了王家工厂的股份，看门老张也随大流入了两股。祖母和老张入的是火柴厂的股，祖母出了一千块大洋，老张出了十块，他们认为，火柴家家都得用，北京城哪家不隆火点灯抽旱烟？那些火镰纸捻到底不方便，洋火的用途广泛极了，那是个千千万万年的生意，赔不了。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祖母已经不能坐着王阿玛的洋马车到“吉祥”听《三击掌》，她老人家病得起不来炕了。王阿玛站在祖母的病榻前说，老祖宗，您好了我用车拉着您上妙峰山烧香去！
祖母说，上妙峰山是下辈子的事啦，看你这么喜兴，今年又是大赚了。
王阿玛说，老祖宗，托您的福，不是我大赚了，是您也大赚了，我那个“丹枫”是股份制，咱们大家伙都赚了。
祖母问王阿玛她赚了多少。王阿玛说，翻了四倍，一千大洋变了四千。祖母说，四千好，是个整数，用它来发送我大概是够了……
王阿玛说，您这是要撤股哇！
祖母说，不撤股我还能陪你玩一辈子？
祖母死在冬至的早晨。真真应了她老人家的话，置办棺椁，请和尚、喇嘛念经，连请客带出殡，不多不少，整整用了四千块，老太太算计得准。
天有不测风云，生意场如同战场，好像一个风筝，王阿玛起得快也落得快。有天早晨，满街的洋布，一夜间突如其来，袭击了北京的角角落落。
小贩们在吆喝，便宜咧，便宜咧，洋布洋绉洋呢子，两大枚五尺，买四尺花洋缎，白送青呢子二尺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布摊抢购。我们家看门老张也加入了抢购行列，抱着布料从人堆里钻出来，照直了往家跑，进了门就嚷嚷，简直就是白捡哪，洋人傻，不会算账，他们哪儿精明得过咱们啊。
父亲训斥老张，你跟着起什么哄？
老张说这样的料子给他唐山的媳妇捎回去，他媳妇准得傻眼，娘们儿家哪儿见过这个，这样的好布天上的七仙女也织不出来！
正巧王阿玛带着他那长得豆芽菜一样的儿子到我们家来，王家那儿子能吃不长肉，走道好往前探头，说话爱挑眉毛，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父亲不喜欢王利民，说王利民虽生在富贵之家却有着贫贱之相，两耳扇风，败家的祖宗，王家的家业早晚得糟在这小子手里。这话当然不能当着他的同学说，但总是对那孩子不热情，见面说不上三句话就给打发开了。王利民爱上我们家来，一来是厨子老王做的山东饭好吃，连吃带拿，每回都不会空着手回去，二来是喜欢老张，爱听老张“猪八戒上了北新桥电车不打票”那些不着边际的神聊，更喜欢老张那口浓郁的唐山腔调，慢慢地这个王利民竟然也学了一口纯正的“老太儿”话，把“熬小鱼”说成“闹小鱼儿”，把“怎么了”说成“咋着咧”。王利民还会用唐山话唱民谣：
张宗昌吊儿郎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
骑着破马，扛着破枪，走一步放一枪……
大家听着王家少爷说唐山话都觉着可乐，当着王阿玛说他们家的儿子聪明伶俐，将来前途无量。其实王阿玛跟我父亲一样，也是看着他的儿子不顺眼，动辄一个耳刮子就扇过去，让那豆芽菜儿子莫明其妙，防不胜防。
这回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没学唱“张宗昌吊儿郎当”，而是看上了停歇在我们家门口的剃头挑子，他爸爸进了院他不进来，留在门口跟剃头的套近乎，玩人家的“唤头”。“唤头”是剃头匠的招牌幌子，两根相连的生铁叉子，用根捅条一拨，发出“噌”的声响，人们一听到这响动，就知道剃头的过来了。王利民在门口把剃头匠的“唤头”刮得山响，一条胡同都跟着嗡嗡地颤，那声音实在是不好听。
王阿玛边往里走边皱眉，看见老张正在门房摆弄手里的布说，老张，你也买这个……
老张说，便宜呀，三爷，您是开绸缎铺的，您看看这洋绉，比咱们北京的元青染得好多啦，色多正。
父亲迎出来说，国甫，我看街上卖洋布的不是个好买卖，这些人是疯了。
王阿玛脸色铁青，门外，“唤头”的响声一阵高过一阵，王阿玛回身出门，照着正在玩弄“唤头”的王利民就是一巴掌。王利民脖子一横，扔了“唤头”就跟他爸爸瞪眼，我母亲赶紧出来，将王利民拢到后院看胖狗阿莉跳圈去了。老张还不知趣地把洋布往王阿玛跟前凑，王阿玛看了老张手里的布料说，唉，比不上人家呀，咱们的杭绸、湖绸是好，就是经纬线头泡，一毛一大片。
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阿玛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再怎么改，我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那天，王阿玛要跟我父亲商量织布厂的生产细节，我父亲哪里提得出半点看法，全是哼哼唧唧的应付，白拿人家的薪水，关键时候却顶不上事儿，连母亲也替父亲难堪，只好一遍一遍地倒茶，吩咐老张赶紧到四牌楼“瑞珍厚”叫几样上好菜肴来。
王阿玛没从父亲这儿得到任何有利建议，有些窝火，饭也没吃，在后院找到了他的和狗滚成一团的儿子，二话不说，揪了耳朵就走。
父亲红着脸送到门口，母亲觉得歉疚，让老张提着饭馆送来的食盒在后头撵。
老张从王家回来说，那儿子到了家就被他爸爸扒光了衣裳，光着眼子赶出了家门口，理由是嫌他的儿子喜欢下九流的勾当。母亲说，王阿玛生了咱们老爷的气，是把火往王利民身上撒呢，冤枉了那孩子。
老张说，那儿子倒也不吝，一丝不挂，门神一样地站在王家大门口，任着来来往往的人看稀罕。看的人多了他便亮着嗓自我介绍，说他是身后头这家的儿子，姓王，叫王利民，他爸爸叫王国甫，是“和瑞祥”的东家，“丹枫”火柴厂的董事长……王家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指着王家大门嘻嘻哈哈。王阿玛不以为然，王太太却丢不起那人，让仆人拿了条毯子，将王利民裹了，扯进门来。王利民还较真儿，蹦着高说，是你们把爷请进来的，不是爷自个儿要回来的！
母亲说，这孩子怎么是这么个性情！
几个春去春来，王阿玛的生产和生意步履艰难，“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引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士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十几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的生产也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国外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有所成，成为纺织精英，回来为王家的事业添砖加瓦。王利民走的时候很隆重，我母亲和大哥代表我们家到火车站去送行，王家人爱排场，雇用了洋鼓洋号队，几十号子人在月台上吹奏“苏武牧羊”，甚是嘹亮壮观。王利民在“苏武牧羊”中走上火车，很有风度地向大家挥手。母亲回来说是开了眼，说就是总统出行大概也没有王家整得这么气派，都是“牧羊”那曲子闹的，把王太太哭得泪人儿似的，恨不得把家都给儿子带了去，不算托运的行礼，光路上的吃食就搬上去四个大篮子，临开车还把几个“天福号”酱肘子从车窗递了上去。王利民的女同学们送了不少花，娇红嫩粉，把王利民映衬得像戏台上的王三公子，从窗户往里望，看不见人，只看见花。我大哥说，王利民的火车车程只有三个小时，他要在天津换船，这一大堆累赘下了火车都得扔。
跟王阿玛一比，我父亲就显得很窝囊，很无能，我的几个哥哥甭说出国，连出京也难，老二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家里硬凑不出费用，只好进了家门口的艺术专科学校。同是日本留学的同窗，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用我们家老二的话说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给我父亲当儿子，亏了！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来从织布厂领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两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为最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两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经济，在某种程度说王阿玛并不比我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你计算得不准确，76％？核算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对得只剩下了4％的市场，而且这4％随时有可能丢。
王阿玛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得多。
王阿玛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阿玛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另一个厂裁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阿玛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阿玛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65％……这……
父亲说，现在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主要是想儿子。我母亲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齐化门外平民市场卖炸开花豆的小贩，一缸豆子说赔就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轮上他们要饭，全中国98％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对，不景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四）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外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国外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开会，去了大半年，连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把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自立的没一个，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囔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看着都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更没想到的是，从国外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王利民是搞工会的，他要发展骨干，要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民是他们的教员。
我的三姐就是这个时候和王利民摽到一块儿的。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细高个儿，清瘦的面孔，模样越长跟王阿玛越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都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认为这孩子太过浮躁，说话咄咄逼人，太直白，不给人以回身余地。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除了我三姐以外，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心地善良，不摆谱，能体贴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尔佳母亲的女儿，性格刚强，是那种宁死不弯的主儿。我没有见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却听过她不少传闻，听说她长得和我很像，母亲有时看着我会无端地掉眼泪，我就知道怹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根底下，我们家的人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为我们家的门楣上挣来了一块“革命烈属”的搪瓷牌子，那块牌子后来一直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斑驳得面目不清。进进出出，母亲一看见那牌子就叹息，说好端端的三丫头变成了几个字被钉在了门框上，这都是王利民闹的，没有王利民，我们家的三姐不会干上革命，她会像我的其他姐姐们一样，顺顺当当地嫁人、生子，成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亲总觉得对不住三姐，对不住三姐的生母瓜尔佳氏，把对三姐的歉疚迁移到我这个与她长得很相像的人儿身上，就惯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曾有一度认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续，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成，这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横着走，话往硬里说，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群众关系搞得很糟糕。哥哥们说，三丫头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怪那个王利民，是性情使之然，那丫头是越劝越拗，越打越硬，越关越跑，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想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换位置想，让我处在三姐的位置，虽然我们长得很像，但是在严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就是叛徒，母亲的一顿春饼，几句好话就能让我丢盔卸甲，在美食面前，我往往变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谁想，就能当的。
我的三姐变成了牌子，守在门口，一辈子没离开家。变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革”的时候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不少红卫兵小将在这块牌子跟前望而却步，使我们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当然这都是后话，是另一篇小说里的内容了。
回过头再说王利民。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织布厂的车间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有事没事工人们常到办公室来找他，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