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月记-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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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查图·温都斯出版社（Chatto and
Windus）来信说，根据巴克斯特和科尔文的建议，准备出版我的全集。和司各特四十八卷的威弗利小说集一样是大红色装订，共二十卷，千部限定版，使用带有我名字大写字母水印的特殊纸张。我算是值得在生前出版如此奢侈的东西的作家吗？虽然尚有疑问，但朋友们的好意实在难得。但是，浏览目录之后，至少年轻时那些令人汗颜的随笔无论如何也得删掉。
我不知道，自己如今的声望（？）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还不能相信大众。他们的批判是睿智？还是愚蠢？从混沌中将《伊利亚特》和《阿涅伊斯》甄选并保留下来的他们，似乎不能不说是睿智的。可现实中的他们，即使出于情面，难道可以说是睿智的吗？说老实话，我不信任他们。但如果那样的话，我到底在为谁写作呢？还是为他们，为了被他们阅读而写作。那些只为他们中间较优秀的少数而写的说法，无疑是在撒谎。如果只被少数批评家称许，却被大众不屑一顾的话，我该是多么不幸。我轻视他们，但又全身心地依靠在他们身上。任性的儿子与无知但宽容的父亲？
罗伯特·佛格森。罗伯特·巴昂兹。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佛格森预言了即将到来的伟大，巴昂兹完成了那个伟大，而我只不过在咀嚼些糟粕。
在苏格兰的三位罗伯特当中，撇开伟大的巴昂兹不说，佛格森和我实在过于相似。青年时代的某个时期，我曾经沉醉在佛格森的诗（和维庸的诗一样）里。他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同样体弱多病，品行败坏，遭人讨厌，感受痛苦，最终（唯有这点不一样）死在了疯人院里。如今他美丽的诗篇几乎已经被人遗忘，而远比他缺乏才能的R．L．S．却不管好歹活到了现在，并且要出版豪华的全集了。这种对比真叫人伤心。
五月×日
早上，胃剧疼，服用了几滴鸦片。随后，频繁出现喉咙干渴，手足麻痹的症状。部分的错乱、全体的痴呆。
最近阿皮亚的御用新闻周刊开始猛烈攻击我，并且充满污言秽语。按说如今的我应该已经不算是政府的敌人了，事实上和新长官舒米特以及这一任裁判所长也一直周旋得不错。那么指使报纸这么干的一定是那些领事，因为我不断在攻击他们的越权行为。今天的报道实在卑劣。开始时我曾经生过气，最近反而引以为荣了。
“看吧，这就是我的位置。虽然我只是住在森林里的一介平民，但他们却把我一个人当成眼中钉而百般挑剔！我的力量甚至使他们每周都不得不反复宣称我并没有力量。”
攻击不光来自城里，还来自隔着大洋的远方。即使在这么偏远的岛上，批评家的声音也还是传得过来。怎么会有这么多说三道四的家伙！加上不管称赞的人还是批判的人，全都站在误解的基础上，真让人无法忍受。不管是褒是贬，至少能完整理解我作品的只有亨利·詹姆斯而已。（况且他是小说家，还不是批评家。）
优秀的个人如果置身于某种气氛当中，结果会染上作为个人无法想象的集团的偏见——这一点在远离疯狂的群众的地方，看得格外清楚。在此地生活带来的好处之一是，使我能从外部用不受拘束的眼光观察欧洲文明。据说高斯这样主张：“只有在查林十字街周围三英里之内才存在文学。萨摩亚也许是疗养的好地方，但对于创作看来并不适合。”对某种文学而言，这也许是真的。但这是多么狭隘的文学观！
浏览一遍邮船今天送到的杂志上的评论，发现对我作品的批判大致来自两种立场。也就是说：认为性格或心理小说至高无上的人们，以及喜欢极端写实的人们。
有一种自称性格或心理小说的作品。但我认为它极其罗嗦讨厌。有什么必要非得絮絮叨叨地进行性格说明和心理分析呢？性格或心理，难道不应该只通过表现在外部的行动来描写吗？至少，有品味的作家会这么做吧。吃水浅的船摇摆不定。就连冰山，也是藏在水下的部分远比上面庞大。如同一直能看到后台的舞台，或者没有拆去脚手架的建筑一样的作品，我无法忍受。越精巧的机械，一眼看上去不越是简单朴素吗？
此外，我还听说左拉先生烦琐的写实主义正在席卷欧洲文坛。据说把映入眼睛的东西事无巨细罗列下来，就能得到自然的真实。此种浅陋真可大发一笑。文学是选择。作家的眼睛是选择的眼睛。绝对地描写现实？有谁能捕捉到全部现实！现实是毛皮，作品是靴子。靴子虽说成自毛皮，但决不只是毛皮。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有所谓“无情节小说”，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难道是我离开文坛太久，已经听不懂年轻人说的话了吗？对我来说，作品的“情节”乃至“故事”，正如脊椎动物的脊椎一样。对“小说中的事件”的蔑视难道不是孩子硬装大人样时表现出的某种做作吗？让我们比较一下《克拉丽莎》和《鲁滨孙漂流记》。“还用问，前者是艺术品，后者是通俗又通俗的、幼稚的解闷儿故事。”肯定谁都会这样说。好的。这的确是事实。我也绝对支持这一意见。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到底有谁通读过《克拉丽莎》哪怕一遍呢？又有谁没有读过《鲁滨孙漂流记》五遍以上呢？这还有待疑问。
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可以断言的是，唯有真实性和趣味性二者兼备才是真正的叙事诗。听听莫扎特的音乐吧！
说起《鲁滨孙漂流记》，当然不得不提到我的《宝岛》。对那个作品的价值暂且不论，首先让人想不通的是，没有人肯相信我对那个作品倾注了全力。我是用与后来写《绑架》以及《巴伦特雷的少爷》时同样的专注，写的那本小说。可笑的是，在写它的时候，我把这是写给少年的读物这回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讨厌这本少年读物——我最初的长篇小说。人们不愿意相信我还是一个孩子。而能看到我身上的孩子的人们，却不能理解我同时也是个大人。
说起成人、孩子，还有一件事。就是关于英国拙劣的小说和法国巧妙的小说。（法国人写的小说，为什么就那么巧妙呢？）《包法利夫人》无疑是杰作，而《奥立弗·退斯特》是多么孩子气的家庭小说！但是，我甚至在想，和创作成人的小说的福楼拜相比，留下孩子的故事的狄更斯没准更是成年人。但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此种意义上的成年人，最后会不会变得什么都不写呢？莎士比亚成长之后变成威廉姆·彼特，威廉姆卿成长之后变成无名的一介市民。（？）
人们不知厌烦地反复争论着：用同样的语言，指称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或者对同一件事情，用各不相同的、煞有介事的语言来表现。远离文明之后，这件事的愚蠢可笑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对还没有被心理学或认识论波及的这个偏远小岛上的茨西塔拉来说，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归根结底不过是技巧上的问题，是吸引读者的吸引方式的不同而已。让读者信服的是现实主义，让读者入迷的是浪漫主义。
七月×日
上个月以来的恶性感冒终于痊愈，这两三天一直去泊在港里的丘拉索号上游玩。今天一大早进城，和洛伊德一起应邀到政务长官埃米尔·舒米特家里吃早饭。饭后大家一起来到丘拉索号上，午饭也在舰上解决。晚上是冯克博士家的啤酒宴会。洛伊德先回去了，我自己以住饭店的打算，聊天直到深夜。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发生了一段奇妙的经历。因为很有趣，索性记录下来。
啤酒之后喝的葡萄酒好像颇有效力，当告辞冯克家时，我已经有些酩酊大醉了。朝着饭店的方向刚走四五十步的时候，自己多少还有点警惕：“你醉了，可得留点神。”但这种意识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松弛，没过不久，再往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明白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有点发霉的昏暗的地上，带泥腥味儿的风暖烘烘地吹拂着脸庞。这时，微微睁开眼的我的意识里，有一个想法好像从远处过来的火球一样逐渐接近，越变越大，终于砰的一声点着了——后来回想起来只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我躺在地上的整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爱丁堡的街道上——“这儿是阿皮亚，可不是爱丁堡。”这个想法闪过时，有一会儿我好像恍然大悟了，但是不久意识又朦胧起来。
在模模糊糊的意识中，一片奇妙的光景浮现了出来。走在路上的我突然肚子疼，急忙钻进路旁一个高大建筑的门里，想要借厕所一用。正在打扫院子的看门老头厉声责问道：“干什么呢？”“没什么，只想借一下厕所。”“哦，那样的话悉听尊便。”老头说完，好像我形迹可疑似的又瞟了我一眼，才又扫起院子来。“讨厌的家伙，什么那样的话悉听尊便。”……那的确是，很久以前了，在某个地方——不是爱丁堡，可能是加利福尼亚的某个城市——我亲身经历过的……
忽然间我醒了。横躺在地上的我的鼻尖前面，耸立着一道黝黑的高墙。深夜的阿皮亚不管哪里都是黝黑的，但这道高墙在前面二十码远的地方断掉了，从那边好像有昏黄的灯光照射出来。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拾起掉在一旁的帽子，扶着散发出令人讨厌的霉臭味儿的围墙——唤起过去可笑记忆的也许就是这种味道——朝有光亮的地方走去。围墙很快走到了头，向对面望去，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路灯，很小，就像是用望远镜看到的一样，但是十分清楚。那边是一条较宽的街道，道路一侧是连绵的围墙，茂密的树叶从围墙上探出头来，一边承受着底下照上来的微光，一边在风中沙拉拉作响。无缘无故地，我以为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一会儿，再向左一拐，就能回到黑利欧特大街（度过少年时期的爱丁堡）的我的家。我好像再次忘记了阿皮亚，一心以为自己正走在故乡的街道上。
朝着灯光走了一会儿，突然一下，我真的醒了。是了，这儿是阿皮亚。——这么一来，在迟钝的灯光照耀下的街道上的白色尘埃，还有自己鞋子上的污垢都清楚地映入了眼帘。这里是阿皮亚，我正走在从冯克家去饭店的路上……这时候，我才总算恢复了全部意识。
也许在大脑皮层的某个地方出现了缝隙。我感到自己并不只是因为醉酒而倒在地上的。
也许，如此详细地记录这种事，本身已经带有几分病态吧。
八月×日
被医生禁止写作。完全不写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日子每天早上都去农田里待上两三个小时。这样好像还挺不错。如果靠可可树的栽培一天能赚到十英镑的话，把文学什么的让给别人好了。
我家田地上收获的东西——卷心菜、番茄、芦笋、豌豆、橘子、菠萝、醋栗、紫包菜，等等。
《森特·阿伊维斯》并不觉得很糟糕，但总之，写得不顺。眼下在阅读欧姆的印度史，非常有趣。十八世纪式忠实而非抒情的记述方式。
两三天前，突然传来命令让所有停泊中的军舰出动，沿海岸巡航炮击阿特阿的叛民。前天上午，从雷特努传来的炮声惊动了我们。今天也还能听到远处隐隐的炮声。
八月×日
瓦伊内内农场举办了野外骑马赛。因为身体状况尚好，我也参加了。驰骋十四英里以上。非常愉快。对野蛮本能的倾诉，昔日欢欣的再现，我好像回到了十七岁的时候。“活着就是对欲望的感受，”我一边在草原上疾驰，一边在马上昂然想道，“就是在所有事物上面，感受青春期时对女人身体感到的那种健全的诱惑。”
但白天的愉快付出的代价是夜里急剧的疲劳和肉体痛苦。正因为时隔好久才拥有了如此快乐的一天，这种反作用使我的心彻底暗淡了下来。
过去，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过后悔。我只对自己没有做的事感到后悔过。自己没有选择的职业，自己没有勇于尝试（虽然的确有过机会）的冒险，自己没有碰到过的各种经验——当想到这些时，贪心的我总会感到焦躁。但是，这种对行动的纯粹的欲望最近在逐渐消失。也许像今天白天那样不带一点阴影的欢乐再不会到来了。晚上回到卧室后，由于疲劳的缘故，纠缠不休的咳嗽如同哮喘一样激烈发作，关节的疼痛也一阵阵袭来，它们使我纵然不情愿也不得不这样想。
我是不是活得太久了？以前也曾经有一次想到过死。那是追随着芳妮渡海来到加利福尼亚，陷入极度贫困和极度虚弱中，和朋友、父母切断了一切联系，躺在旧金山的贫民窟里独自呻吟时候的事。那时我常常想到死。但是直到那时，我还没有写出堪称我的生命纪念碑的作品。在把它写出来之前，无论如何不能死。不然就连对鼓励、支持着我走到现在的尊贵的朋友们（比起父母，我先想到了朋友）也是忘恩负义。因此我硬是在吃不饱饭的日子里，咬紧牙关，写出了《沙汀上的孤阁》（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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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呢？我不是已经把自己能做的工作都做完了吗？它们是不是优秀的纪念碑暂且不论，总之，我不是已经把自己能写的东西写完了吗？勉强自己——在这执拗的咳嗽和喘息、关节的疼痛、咳血，以及疲劳之中——延长生命的理由在哪里呢？自从疾病割断了我对行动的渴求之后，人生对于我只剩下了文学。文学创作。这既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这只能说是“唯一”。因此，我的生活也既不是幸福也不是不幸。我是一匹蚕。蚕不管自己幸福与否，都不得不织茧，我也只是在用语言的丝编织故事的茧罢了。但是，可怜的病楚的蚕终于把茧织完了。对他的生存来说，不是已经没有任何目标了吗？
“不，还有。”一个朋友这样说，“要变身。变身为蛾，咬破茧子，飞上天空。”这是出色的比喻。但问题是，在我的精神和肉体里，是否还剩有足够咬破茧子的力量。
十七
一八九四年九月×日
昨天管做饭的塔洛洛说：“父亲和其他酋长们一起，明天要来拜访，说是有事商量。”他的父亲老颇埃是玛塔法一方的政治犯，也是邀请我们参加狱中卡瓦酒宴的酋长中的一位。他们于上个月底刚被释放。在颇埃入狱时，我付出了许多关照：请医生去监狱，为生病的他办理假释手续，再次入狱时替他支付保释金等等。
今早，颇埃和其他八名酋长一起来了。他们进到吸烟室，按萨摩亚的习惯在地上蹲成一圈。随后，他们的代表开始说话了。
“我们在监狱里时，茨西塔拉赠与我们不寻常的同情。现在我们总算被无条件释放了，出狱后大家马上商量着，要设法表达一下对茨西塔拉的深厚情意的感谢。比我们先出狱的其他酋长里，有很多人作为释放条件，现在还在替政府修路。看到这些，我们也打算替茨西塔拉家修一条路，把它作为我们发自内心的礼物。这是大家商量后的决定，请务必接受这个礼物。”原来，他们是想修一条连接公路和我家之间的道路。
只要是比较了解土著的人，谁都不会对这些话过于当真。但不管怎样，我听了这个提议非常感激。虽然说老实话，这事到头来，我还得因为出工具、饭菜、工钱等等（对方也许会说不要，但最终还是要以慰问老人或病弱者的形式拿出来）而破费一场。
但是，他们进一步说明了这个计划。他们这些酋长随后会回到各自部落，召集全族中能干活的人。一部分青年将带着小船住到阿皮亚市，负责沿着海岸给干活的人们运送粮食。只有工具由瓦伊利马设法安排，但决不接受任何礼物……等等。这是令人吃惊的非萨摩亚式的勤劳。如果真的照此实行的话，恐怕在这个岛上是前所未闻的。
我向他们郑重地道了谢。我坐在他们的代表（此人我并不熟识）对面，他的脸在刚开始致词的时候非常矜持，但当说到茨西塔拉是他们在监狱里唯一的朋友时，突然流露出一种燃烧般的纯粹的感情。并不是我在自我陶醉。波利尼西亚人的假面——对白人来说这完全是不可解的太平洋之谜——竟然会如此彻底地摘掉，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九月×日
天气晴朗。他们一大早就到了。召集来的全是些体格健壮、面容纯朴的年轻人。他们马上着手新道路的施工。老颇埃兴高采烈，看上去似乎因为这个计划返老还童了。他不停地开着玩笑，好像在向青年们夸耀自己是瓦伊利马家族的朋友似的到处走来走去。
他们的冲动是否会保持到道路完工，这对我完全不是问题。他们主动计划了这件事，并且，已经着手在做这件在萨摩亚前所未闻的事。——这些就足够了。试想一下，这可是道路施工——萨摩亚人最讨厌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仅次于征税的导致叛乱的原因，不管拿金钱还是刑罚都无法轻易诱使他们参加的道路施工。
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在萨摩亚至少完成了一件事，从而有理由得意一下。我很高兴。事实上，像孩子一样高兴。
十八
进入十月份，道路基本上完工了。作为萨摩亚人，这是令人吃惊的勤劳和效率。在这种场合很容易发生的部落冲突几乎没有发生。
史蒂文森决定举办盛大的宴会纪念工程完工。他不分白人或土著，向所有这个岛的主人无一遗漏寄去了请柬。但令他意外的是，随着宴会日子临近，从白人以及与白人亲近的一部分土人中收到的答复，竟然全是回绝。他们把孩子般天真的史蒂文森高高兴兴准备的宴会当成了政治上的伎俩，以为他正在纠集叛徒，准备对政府制造新的敌意。和他最亲近的几个人也不说任何理由，只说不能出席。宴会上来的几乎全是土人，尽管这样，列席的人数仍然很多。
当天史蒂文森用萨摩亚语发表了感谢的演讲。几天前，他用英文写出底稿，请一位牧师翻成了土著语。
他首先对八位酋长致以深切的谢意，接着对众人说明这个美丽的提议所产生的经过。自己最初是想拒绝这个提议的。因为自己很清楚，这个贫穷的国家正在遭受饥饿的威胁，而且几位酋长的家和部落因为主人长期不在的缘故，正急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