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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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援助计划都已被证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计划都得到了同等对待。过去几年来，增加对外援助的呼吁遭到过集体反对。纽约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的资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救援物资常遭到浪费，而且有时候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他不屈不挠地热情呼吁，希望有更多援助用于打击疟疾和艾滋病以及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穷，他的著作却受到伊斯特利尖刻的嘲讽。也有其他经济学家指出，一国得到的救援多寡与促进该国的发展程度之间，很难找到任何相关性。如同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于2008年在《经济及统计报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一国得到的救援资源多寡与促进该国的经济成长之间是否有正面（或负面）的关系，我们没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没找到证据显示，在较佳的政策或地理环境中，救援工作会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来得有效。
我们非常崇拜U221的主唱波诺（Bono），他孜孜不倦地支持非洲的救援活动，也了解其中的细微之处。他谈论扶贫政策很有针对性，就有如他唱歌那么动听。但是2007年，当波诺在坦桑尼亚的一场国际会议中发表演说时，一些非洲人起哄，坚称非洲需要的不是救援，他应该少管闲事。乌干达人安德鲁·姆温达（Andrew Mwenda）也抱怨“国际善意鸡尾酒”的灾难性后果。肯尼亚的詹姆斯·席瓦提（James Shikwati）甚至曾向西方捐助者恳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住手吧。”
这些怀疑论者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来，援助要执行得当，通常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2000年，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世界卫生会议设定了一个目标：为预防疾病，在2005年之前，要让60％的非洲小孩用上蚊帐。而现实情况是，到2005年，只有3％的小孩用上了蚊帐。也有人提出比较合理的顾虑，认为救援活动使得非洲国家的汇率上涨，削弱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甚至连简单的介入，比如防止艾滋病病毒在分娩时发生母子垂直感染，想要执行得当，也比任何一个坐在扶手椅里的美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一份四美元剂量的“卫滋”，就能让新生婴儿免于感染，因此这种介入方式被称为“公共卫生的低垂果实”。但是就算孕妇接受艾滋病检测，就算她到医院生产，就算医院备有“卫滋”而且在第一时间帮她注射，就算院方教导她不要以母乳喂养婴儿以免病毒通过母乳传染，就算院方免费送婴儿配方奶粉给这名母亲，并且教导她如何给奶瓶消毒——就算做到以上所有准备，这套预防系统也往往失败。许多妇女出院回家时，就直接把奶粉丢在医院外的树丛中。为什么？因为妇女生活在非洲村庄里，如果用奶瓶喂奶——其他村民会立刻发现她们得了艾滋病，她们就会受到排斥。
虽然赋予女性权利对于克服贫穷至关重要，但这也是救援工作中特别艰难的一个领域，需要一点一滴地改善当地社会的文化、宗教和家庭关系，而我们外人往往不能充分了解这些。我们有位朋友参与了联合国在尼日利亚的一项赋予女性权利计划，他的经验具有切实的警示作用。在尼日利亚的这个地区，妇女种植树薯——这是当地的主食，有多余的她们还能拿到市场出售。妇女有树薯可卖时，口袋里就有钱可支配，于是救援工作者想到一个妙点子：要是给她们更好的树薯品种，她们就有更多收成可以去卖，这样一来就会赚更多钱，花在家庭上。我们那位朋友如此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当地女性原本种植的树薯品种是每公顷出产800公斤，我们引入了另一个品种，结果每公顷出产了三吨，这带来了一场大丰收，但是接着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种植树薯是妇女的工作，男人不会来帮忙。但产量太大了，妇女没时间收，也没能力处理。
于是我们引进了加工设备。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引进的这种树薯产量很高，但是味道比较苦，毒性也较重。树薯总是会产生一点跟氰化物相关的化合物，但是这个品种所产生的量大于一般品种。因此加工处理后的污水含有更多的氰化物，我们只好引进污水处理系统来避免氰化物污染地下水，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这点我们也处理了，这个方案终于看起来相当成功了。妇女贩卖树薯赚了很多钱，我们很高兴。但因为妇女赚得太多，于是男人介入，把女人踢出了树薯田。这里的传统是妇女种植粮食作物，男人种植经济作物。男人们合计着，既然树薯这么有利可图，现在就得成为男人的作物。于是男人接管了树薯，然后把收益用来买酒喝，最后妇女的收入甚至比我们启动这个方案时还少。
所以，我们也愿意大方承认，“凡事只要有出错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出错”的墨菲定律在救援世界中常起作用。不过，虽然对外援助难以执行得当，有时候甚至是浪费资源，但显而易见的是，某些种类的救援的确有效，而最有效的种类包括健康卫生及教育。
1960年，全世界有2000万名儿童在5岁前夭折。到了2006年，数量已降至1000万名以下，这要归功于提供预防疫苗、卫生设备和治疗腹泻口服液的推广活动。想想看：如今每年多了1000万名儿童存活下去，每10年就是1亿人。救援工作的失败例子众多，相较之下这算是不小的成就。同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致力于慈善工作，几乎成功地把麦地那龙线虫消灭殆尽，这种古老的寄生虫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一直在折磨人类。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花了10年时间投资3200万美元，在全球根除了天花。以前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大约是150万人，自从1977年根除天花，至今已经拯救了大约4500万人的性命，这个总数令人吃惊。而且，美国两个月就收回了成本，因为美国人不用再打预防天花的疫苗了。自从天花被根除之后，30年来那笔3200万美元的投资每年产生46％的投资回报率——这笔投资比那段时期任何股票的回报率都高。
安与安琪莉
安琪莉·姆温德瑞（Angeline Mugwendere）的父母是津巴布韦的农民，家境贫寒。她总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破烂衣服去上学，同学奚落她，老师则会板起面孔，命她回家把拖欠的学费补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家根本付不起。但是安琪莉宁愿忍受这样的羞辱与嘲笑，也要恳求校方让她继续留在学校。她买不起学习用品，只好想尽办法跟人乞讨。
“下课后，我会到老师家里问，‘可以帮你洗碗吗？’”她回忆道，“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一支笔。”念完小学，她参加全国性的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不只是全校最高，也是全区最高——事实上在全国也数一数二。但是她没有钱上中学，这让她伤心欲绝。看来安琪莉注定要成为另一名农妇或村庄小贩了——又一个人才被白白浪费。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地人如此形容：南瓜收成最多的人，偏偏没有锅可以煮。换句话说，最聪明的孩子往往出生在缺乏教育资源的家庭中。
然而，安琪莉的学业与安·科顿（Ann Cotton）的事业有了交集。安是威尔士女子（用她的话说，是“地道的威尔士人！”），现在却一心想帮助津巴布韦的女孩。她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长大，对于采矿和政治角力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详，她的社会良知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她对教育产生了热情，为有行为障碍的女学生成立帮助中心，不过直到一场悲剧降临之后，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层的方向。
那次怀胎十月后，安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凯瑟琳。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看起来健康无恙。十天大时，助产士来家里给婴儿例检，例检完却叫安赶快把她送去医院，说女婴可能性命不保。送到医院后，凯瑟琳立刻被放进了便携式氧气帐里。
原来凯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气不够，无法充分地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脏和肺部正在逐渐衰竭。接下来的六周，凯瑟琳一直待在氧气帐里。那段时间，安、安的丈夫和儿子简直是以医院为家，他们也与许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好痛苦！”安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无助。我身为一个母亲，却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女儿。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但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小凯瑟琳。
“她夭折后，我们只是一心想要纪念她的生命，以及实践她教我们的所有事情，”安说。但是要如何纪念，当时还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养育三个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后来安的丈夫在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美国签证的相关规定，安无法在那里取得工作许可证，她索性注册了波士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学术兴趣被唤起了，之后她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硕士课程。
根据课程要求，后来安前往津巴布韦特别贫穷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为何当地女孩的就学率和到课率如此之低。一般人会认为，许多非洲家庭基于文化习俗的考虑，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上学。于是安带了好几沓问卷和便签纸，准备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点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学校。在跟学生、家长和学校高层职员谈话后，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战不是文化，而是贫穷。家庭没钱为所有的子女购买课本和支付学费，所以只能把优先权给儿子，因为男生受过教育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津巴布韦女孩求学的决心，让安深受感动。她遇到一对十几岁的姐妹——西西利亚和玛卡利塔，她们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为这里学校的学费比家附近的便宜。这对姐妹邀请安到她们搭建的临时茅屋参观，坦白地说她们不知道下学期还交不交得起学费。这让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尔士所经历的困苦。她觉得跟津巴布韦穷乡僻壤的汤加族女孩有一种亲切感，不禁想象要是自己的孩子处于这种环境该怎么办。
“这种程度的贫穷，是我前所未见的，”安说。她跟当地居民保证，自己会找到方法来支持女孩的教育。村庄长老和学校高层职员热情响应，他们开了一次小区会议，制订了用民间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够帮忙支付费用。
安回到英国剑桥的家中后，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津巴布韦认识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请亲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这样并不够。安本来不喜欢烹饪，也从来没做过买卖，但是为了赚钱，她开始在自家厨房里制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后拿到剑桥市场去卖。这没有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什么起色：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二月天，安和两个朋友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只赚到30英镑。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筹集到足够的钱，让32名女生读上了中学。她们的父母也承诺支持女儿，确保她们好好上学。两年之后，安把她的努力化为一个正式组织，叫作“女性教育运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头几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继续上了中学，不出所料，表现优异。
“女性教育运动”从津巴布韦扩张至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加纳，备受赞誉之余，也使它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相较于大型机构，“女性教育运动”的经费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万美元），但是该运动现在每年能帮助超过40万名孩子就学。打一开始，“女性教育运动”在每个国家就只雇用当地职员。他们非常重视当地社群的支持，至于哪些女孩能够荣获奖学金，是由当地社群组成的委员会来评选的，“女性教育运动”的职员负责审查委员会的决议，以防止贪污。此外，“女性教育运动”还刻意避开了可能危害救援组织的个人崇拜。他们的网站是关于女学生的，而不是关于安，对于启发这一切的女儿凯瑟琳，上面也只字未提。那是我们从安身上挖出来的背后故事。
安在她资助的一家位于赞比亚的学校里为孩子们读书。
（图片由“女性教育运动”组织提供）
这种民间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远胜于得到更多关注的大型联合国会议。我们特别强调“女性教育运动”，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任何一项国际妇女运动，应该少把精力放在举办大型集会或游说新法成立上，而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下乡援助，比如到津巴布韦的乡村地区，聆听社群的心声，帮助他们把女孩送到学校。
“女性教育运动”的支持往往从女孩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是资助穷困学生的广大方案之一。当女孩从小学毕业时，“女性教育运动”会提供就读中学的全套支持，若有必要还包括鞋子和一套制服。如果学生家离中学太远，“女性教育运动”会帮她们安排宿舍并支付费用。此外，他们也向所有女孩供应卫生棉和内衣裤，让她们不至于在生理期无法上学。
安和其他人还必须面对来自老师的性侵害这个问题。尤其在非洲南部地区，有些老师会利用性来与学生交换好成绩：半数的坦桑尼亚女性以及将近半数的乌干达女性表示，她们曾被男老师强迫发生性行为；而在南非，受害者为15岁以下女孩的强暴案当中，有1/3的强奸犯是老师。“要是女孩觉得自己私底下找老师谈话会被非礼，她就不会好好用功，”安说。她也指出，西方人赞助的奖学金如果由老师或校长来颁发，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奖学金得主有时候是最漂亮的女孩，作为回报她会与校长上床。“女性教育运动”让委员会挑选女孩，而不给予校长这个权力，借此避开这个问题。“女性教育运动”辅导女孩在中学毕业后创业，学习技术（如护理）或是教书。如果她成绩够优秀，就会资助她上大学。
“女性教育运动”也提供小额金融贷款，资助一些女孩经营乳制品农场或做其他生意。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也会组织社会网络，彼此交换心得，还会参与女权的公开倡议活动。
比如在津巴布韦，毕业生团结合作，呼吁大家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减少女孩遭受的性侵害。毕业生也呼吁停止例行的处女检验（这是提倡贞洁的传统习俗），此外她们还发起运动反对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加纳，有一名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名叫阿妃薛杜，在2006年参与地区议会选举时，她是唯一的女性，而且高票当选。现在她的目标是进入国会。
或许最大的惊喜是，接受“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毕业生也变成了慈善家。虽然就西方的标准来看，她们的收入相当微薄，但是她们依然在支持其他女学生。安表示，“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中学毕业生，不管在任何时候，平均每人在帮助五名女孩，这还不包括她们资助的自家人。
“她们成为小区的真正慈善模范，”安说，“要是邻居的孩子因没有裙子而无法上学，她们就会送她一条裙子。她们还会支付女孩的学费。这是我们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显示出教育的力量。”
谈到慈善模范和教育的力量，津巴布韦的“女性教育运动”现在出现了一名活力十足的新任执行长。这名年轻女子深知坚持的辛酸，也亲身体验到希望的力量——因为，往往几美元的学费资助，就能够影响一个女孩的一生。
她就是安琪莉。
第十章 小额信贷：金融改革
如果世界上一半的人类受歧视，我们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研究一再显示，要想促进国家进步与发展，没有任何工具比赋权女性来得有效。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Kofi Atta Annan），2006年扎伊尔玛·穆罕默德每晚以泪洗面。她饱受穷困折磨，而她那个欠了一屁股债的丈夫没有工作，就业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整天一肚子怨气，只好每天晚上痛打扎伊尔玛来宣泄一番。他们住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郊外，屋子已经摇摇欲坠，但是他们没有钱维修。因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扎伊尔玛不得不把年纪幼小的女儿送到一个阿姨家寄养。
“我小姑笑话我，说‘你连自己的孩子都喂不饱，’”扎伊尔玛回忆道，“我丈夫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弟弟也对我动粗，那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
有时候扎伊尔玛会搭一小时的公交车到拉合尔的市场，想卖点东西好买些吃的，但这只会引来邻居的鄙视，认为她独自出门是不守妇道。扎伊尔玛的丈夫总共欠了人家3000多美元，这笔债似乎会拖垮他们家好几代。后来扎伊尔玛生了第二胎——又是女孩，她婆婆（名叫夏莉法的老太婆）因此挑拨离间，使得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
“她生不出儿子啦，”夏莉法在扎伊尔玛面前跟儿子说，“你该再娶个二太太。”扎伊尔玛听了如遭晴天霹雳，哭着逃出了家。再娶一个妻子，很可能会让全家的财务陷入深渊，使得喂养和教育子女的钱更为短缺。此外，扎伊尔玛还会被打入冷宫，像只破袜子般被丢在一旁。接下来好几天，扎伊尔玛像孤魂一般迷茫地四处游走，眼睛哭得红肿，一点芝麻小事都会让她歇斯底里，崩溃成泪人儿。她觉得整个人生正在消逝。
就在这时，扎伊尔玛接触到隶属巴基斯坦小额信贷组织“奇迹基金会”（Kashf Foundation）的女性支持团。她借了65美元，买了珠子和布块，编织成美丽的刺绣，拿到拉合尔的市场卖。她用赚得的钱购买了更多的珠子和布块，这样没多久就把刺绣生意做了起来，并且收入稳定——她成了家里唯一收入稳定的人。扎伊尔玛把长女从阿姨家接了回来，也开始偿还丈夫的债务。有时候刺绣供不应求，扎伊尔玛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就付钱请邻居替她工作。最后，她雇了30户，而且也没让丈夫闲着——“现在由我发号施令。”说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