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坡坡屋出来的女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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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再说，欧阳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世，我不能让他一出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感到有点绝望了。她摆出可怜相，求欧阳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阳健不想做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阳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再恢复与欧阳健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阳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做了特别加强，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根本不相信欧阳健会说出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阳健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欧阳健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坚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会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做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阳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阳健是那种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管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女儿虽然没有说，但是她跟其他人的观点差不多，也认为项茹梅疯了。既然女儿都认为项茹梅疯了，项茹梅跟真的疯了有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子，管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子。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2）
　　　　决心是下了，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主要是不好意思转弯，于是，借口商量女儿的事，约欧阳健见面。
　　　　既然是商量女儿的事，欧阳健当然不能拒绝，只好如期赴约。
　　　　见面的地点是咖啡厅，咖啡厅暧昧的灯光和舒缓的背景音乐总能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最能引发旧梦重温。但是，无论是项茹梅如泣的叙述还是灯光音响的烘托，都没有能唤起欧阳健的旧梦。最后，连这样的约会欧阳健都不给予了。欧阳健说：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吧。
　　　　怎么能电话里面说呢？项茹梅其实就是想见见欧阳健，只要能见面，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就是看看欧阳健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咖啡，项茹梅都觉得心里舒服。但是，就是这样的机会欧阳健也不能给她了。欧阳健现在与林俐恩恩爱爱，形影不离，一点机会都不给项茹梅。欧阳健在电话里面明确地对项茹梅说：你可以不对我负责，但是我不能不对林俐负责。
　　　　项茹梅只好进一步放下架子，直接找倪和平和王思蜀，电话里面哭，当面哭，对她们说自己当时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如果现在欧阳健能够再回到她的身边，哪怕要她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当牛做马，她也愿意，并且反复强调，她现在对欧阳健的感情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
　　　　倪和平和王思蜀交换了看法，她们相信项茹梅说的是真话。
　　　　“也真是她，”倪和平说，“我做不出来。”
　　　　她差点就说“只有坡坡屋出来的人才能做的出来”，但是还是忍住了，怕伤及无辜。
　　　　“我也是。”王思蜀说。
　　　　尽管她们都相信项茹梅情感的真实性，甚至都有点感动，但是在“帮忙”的问题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怎么了？”项茹梅哭着问，“不是说劝和不劝分吗？”
　　　　倪和平和王思蜀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看项茹梅。
　　　　“是劝和不劝分，”王思蜀说，“当初你跟欧阳健是夫妻，我们劝你不要离婚，现在欧阳健跟林俐是夫妻了，难道你让我们劝他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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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夫妻？”项茹梅问。问的声音很大，特别是“他们”两个字，做了重音处理，听起来仿佛是指责王思蜀胡说八道。
　　　　王思蜀不敢再说了，她担心项茹梅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连欧阳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坚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道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出口，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出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阳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阳健永远见不到欧阳渝丽，并且说到做到，马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巨大。项茹梅打出来之后，欧阳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手心手背都是肉呀。再说，欧阳渝丽已经大了，而林俐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出世，我不能让他一出世就没有父亲。”
　　　　当倪和平把这段话原原本本地转告给项茹梅的时候，项茹梅感到有点绝望了。她摆出可怜相，求欧阳健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无论无何再跟她见一面。
　　　　欧阳健不想做得太绝，答应了。当项茹梅看见欧阳健是与林俐手挽着手来到咖啡屋来赴约的时候，项茹梅彻底绝望了，她知道再恢复与欧阳健的感情已经不可能，于是当着林俐的面，摆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拉倒，把钱还给我。
　　　　“什么钱？”欧阳健问。
　　　　“我存放在你那里的钱。”项茹梅说。
　　　　“你存放在我这里的什么钱？”欧阳健问。
　　　　“准备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留给欧阳渝丽的钱。”项茹梅说。
　　　　“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肯定会对女儿负责的，”欧阳健说，“有钱没钱我都要负责。但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存了什么钱在我这里。没有。绝对没有。”
　　　　“你说什么？！”项茹梅问。这一次项茹梅的声音更大，并且对重音也做了特别加强，但是重音放在了后面，即放在“什么”上，仿佛她根本不相信欧阳健会说出这样的话。
　　　　项茹梅确实不相信欧阳健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欧阳健确实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说的非常坚决，非常肯定，非常坦然，以至于有那么一刻，项茹梅甚至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了。
　　　　项茹梅清醒过来之后，找到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尉，甚至把他们在深圳、珠海、广州、香港的那些当年插队的所有知青都找到了，请他们评理。但是欧阳健一口咬定没有这笔钱。王思蜀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欧阳健绝对不会是这种人，肯定是项茹梅自己疯了。
　　　　项茹梅真的疯了。不是因为那一百多万块钱，而在于她的绝望，彻底的绝望。在于她做人的失败，彻底的失败。在于她失去了朋友和亲人的信任，彻底的不信任，包括自己的女儿对她的不信任。女儿欧阳渝丽承认父亲有怯弱的一面，但是她绝对不相信父亲欧阳健是那种辜负母亲的信任而把委托保管的钱财占为己有的人。女儿虽然没有说，但是她跟其他人的观点差不多，也认为项茹梅疯了。既然女儿都认为项茹梅疯了，项茹梅跟真的疯了有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事实上，当周围的人都认为一个人是疯子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是疯子，管她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疯子。
第六章　刻骨铭心（2）
　　　　小伙子说的没错，这个项茹梅相信。项茹梅以前在牛德望的公司里当财务总监，充分体验到了政府个部门对企业不厌其烦的“服务精神”，不要说工商税务了，就是劳动仲裁机构、残联和卫生检疫这样的部门，都体现了对企业的热情关注，关注的方式是给企业找麻烦，让企业充分意识到他们每个部门都重要，企业都不能小瞧他们，都要重视他们，至于怎样“重视”，作为财务总监的项茹梅最清楚了。相比较起来，做证券投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些麻烦事。项茹梅来证券公司营业部才两次，还没有做任何实际的投资，就已经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热情服务。不仅停车有人抢着买单，连中午吃饭都是免费的。关键是态度，有时候态度能给人关爱，能给人尊严。项茹梅现在特别需要这种关爱和尊严。
　　　　“这个我知道，”项茹梅说，“为什么说是最安全的呢？”
　　　　小伙子说：“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你在这里开户，一定要用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办理股东代码，您可以自己买卖股票，也可以委托我们替您买卖股票。但不管是您自己买卖股票还是我们帮您买卖股票，钱永远是您自己的，只有您本人拿着身份证来，才能提取和转走现金。事实上，钱放在证券公司相当于放在银行里面，是绝对安全可靠的。”
　　　　大约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说法，小伙子在吃过饭之后还专门把项茹梅引见给了他们的老总。老总是个跟小伙子年纪差不多大的大小伙子，名片上注明的学位是国际金融博士，从气质上看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反正是“士”就行。小伙子很知趣，在项茹梅跟老总谈话的时候，还有意出去了一会儿。
　　　　老总告诉项茹梅：“安全是没有问题的，钱放在这里跟存在银行是一样的，连利息都一样。但是真要做投资，我建议您谨慎一点，先看看，不要急于做投资，现在外面骗子太多了，凡是要投资的事情，宁可慢一点。”
　　　　听的项茹梅当场就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信任。
　　　　当项茹梅把三百万保证金放入证券公司之后，老总又对项茹梅说：“您是新手，我建议您先看三个月。”
　　　　项茹梅说好。
　　　　老总又说：“这三个月我可以帮您做短期放贷，就是您跟我们签一个委托理财协议，三个月内我保证按每月千分之八的回报给您，年息就差不多百分之十了，比存银行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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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茹梅是做财务总监的，这个账她当然会算，但是正因为会算，所以她更加不放心。
　　　　项茹梅问：“本来我的钱就是存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干吗还要跟我签什么委托理财协议，不是多此一举吗。”
　　　　“碰到行家了，”老总说，“小姐您一定是学财经的吧。”
　　　　“不是，”项茹梅说，“但是我做过财务。”
　　　　“难怪呢，”老总说，“别的小姐一听能多拿利息，连问都不问。好，我就喜欢跟聪明的人打交道。既然您是内行，我就实话告诉您。这个钱不是我们用的，我们证券公司其实只充当了一个中介作用。您借给我们的钱，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再借给其他大户的，我们借给其他大户的利息是千分之十，我们还赚两个点呢。”
　　　　“借给其他大户？”项茹梅问。
　　　　“是的，”老总说，“借给其他大户。这种做法叫透资。”
　　　　透资项茹梅懂，项茹梅两年前就帮着牛德望做过信用卡透资。
　　　　“那么要是大户到时候不能还呢？”项茹梅问。
　　　　“没关系，”老总说，“从您那边讲，你的钱是委托我们证券公司理财的，所以不管大户还还是不还，我们都必须按时还您，不但按时还您，而且还要按时支付利息。从我们这边来说，反正大户的钱是在我们掌握之中的，他不还钱我们就不让他把钱转走，必要的时候可以强行卖掉他的股票，这种情况叫平仓。”
　　　　最后，老总还向项茹梅解释：签协议的原因是对双方一个约束，否则你中途就把钱转走或者要拿钱炒股票怎么办？
　　　　“那么签了协议我就不能拿这个钱炒股票了？”项茹梅问。
　　　　老总愣了一下，说：“原则上在协议期限之内这个钱您是不能动的，否则我们干吗要给您那么高的利息？所以我建议您只存三个月。”
　　　　后来，项茹梅还是没有贪图那点利息，没有搞什么协议存款。既然想来炒股票，眼睛就不能盯在千分之八的利息上。项茹梅听从了投资顾问的建议，直接拿这三百万炒股票。当项茹梅拿这三百万炒股票的时候，投资顾问对项茹梅的热情由地面发展到了床上，并且说了那番让项茹梅刻骨铭心的话，于是，项茹梅干脆把交易密码交给了投资顾问，反正股东代码是项茹梅自己拿身份证去办的，并且做了特别说明，任何提取现金和转帐行为都必须她本人持身份证才能办理，如此，即便小伙子有什么不良企图，也绝对动不了她的资金。
　　　　大约三个月之后，项茹梅感觉投资顾问对她的热情有所减弱，减弱的标志是小伙子对项茹梅的深度已经彻底了解了，所以不需要再测量了。项茹梅是敏感的，敏感的项茹梅决定提前收回操作权，于是偷偷地更换密码，同时顺便查一下自己的帐户。
　　　　一查，吓一跳，才三个月时间，三百万资金就剩下八十万了。怎么回事？项茹梅找到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打出对帐单，没错，是只剩八十万了。
　　　　“炒赔了？”项茹梅问，“能赔这么多？”
　　　　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看了一下对帐单，说：“没有赔多少。”
　　　　“多少？”项茹梅问。
　　　　工作人员计算了一下，答复：“总共大约赔了三十万吧。”
　　　　“那还有将近两百万呢？”项茹梅问。项茹梅当过财务经理和财务总监，这个帐她会算。
　　　　“全部消耗在交易费和印花税上了。”工作人员说。
　　　　“不可能！”项茹梅说，“我知道，这些费用才千分之六。”
　　　　“是千分之六，”工作人员说，“但是你每天都来来回回满仓买进卖出，三个月下来就是这么多。对帐单在这里，您自己看嘛。”
　　　　项茹梅看了，是这么多，同时她还知道，证券公司将这些费用大部分返还给那个拉来客户的小伙子了。项茹梅再找那个只喜欢成熟女人的小伙子，已经不见踪影，再说就是找到又怎么样？
第六章　清醒
　　　　30
　　　　一下子损失两百多万之后，项茹梅清醒了，或者说项茹梅不疯了。
　　　　项茹梅冷静地思考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不怨任何人，包括不怨牛德望和欧阳健，甚至还不怨她自己。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至少是自己的性格决定的，而性格是不容易轻易改变的。她甚至觉得性格也没有好坏之分，只存在更适合做什么的问题。项茹梅从这些年自己所走过的路入手，仔细客观地分析了自己的性格，觉得自己的性格可能更适合做独当一面的开拓性工作，或者说做需要不断进取性的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更适合做生意，因为做生意不进则退，更容易激励人的奋进精神。
　　　　项茹梅把自己手上的资金和资产盘算了一下，决定卖掉别墅，套回现金，然后在国商大厦买了一个可以居住带办公的商住楼，并且叫正好已经下岗的哥哥过来帮忙，自己开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就是当年牛德望要欧阳健开的那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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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茹梅在牛德望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干了这么多年，知道深圳是个正在建设中的城市，过去建设，现在建设，将来还要继续建设下去。
　　　　项茹梅认为自己非常适合做建材生意。项茹梅跟着牛德望这些年，认识了很多做房地产的朋友。项茹梅坚信这些朋友将来都是她的客户。当然，第一客户还是牛德望。
　　　　项茹梅在正式开张之前，想找牛德望谈谈自己的想法。她有一种自信，自信牛德望肯定会支持她。果然，牛德望发现项茹梅不“疯”了，非常高兴，又听说项茹梅想跟他做生意，当然是满口答应，不但答应他自己的生意跟她做，还答应帮她介绍做房地产的其他朋友。
　　　　项茹梅不但找了牛德望，而且还找了倪和平，找到王思蜀，找到顾大伟，找到当年他们插队的所有的知青，但项茹梅是这次找他们不是诉苦，也不是评理，而是请他们关照生意。大家见项茹梅不“疯”了，当然高兴，能关照处皆关照。特别是倪和平，不但自己是“老处级”了，而且丈夫钱进军在局级的位置上也坐得很稳，顺便关照一下项茹梅不是什么大问题。
　　　　倪和平还对王思蜀说：真佩服项茹梅，到底是坡坡屋出来的，拿得起放得下，连牛德望都敢开口求。
　　　　大约正是这种拿得起放得下，加上项茹梅不服输的性格和不让朋友吃亏的处世态度，业务发展得果然很快。
　　　　钱多了之后，项茹梅就有了一个想法，或者说有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有朝一日在回重庆，投资改造她小时候居住的坡坡屋。
　　　　项茹梅有了理想之后，做生意就更加尽心，更加努力，人也精神多了，而且一旦精神，仿佛也年轻不少，一个深圳女企业的形象很快就确立了，至少在朋友圈子里是确立了。
　　　　项茹梅有了明确的理想之后，胸怀也开阔不少，比如对欧阳渝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