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大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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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晚10点，拿破仑的马车停在了埃及科学院门前，蒙日、贝托莱和德农匆匆带着行李上了车，向他们被出卖的同事说再见——尽管有些尴尬，但无疑有些脱离苦海的感觉。蒙日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科学院，并从此不再回来。在厄尔费宫拿破仑的驻地，拿破仑向他的情妇波利娜·富雷丝随意地吻别，拿破仑告诉她他只出去几天就会回来的。事实上，他并不打算再见到她了，他从此也再没有见到她。
午夜时分，拿破仑带着他精心挑选的随从，包括布列纳、迪洛克①、拉瓦莱特、儒贝尔和法国未来的元帅：拉纳、缪拉、贝西埃尔②和贝尔蒂埃一行前往亚历山大。格拉德梅森要求同行，在蒙日的说情下，拿破仑勉强同意。
拿破仑一行四五百人抵达亚历山大港后，会见了梅努将军，命令他继续留在埃及。拿破仑又安排了一场明知自己不能赴约的约会，他邀请克莱贝尔将军到罗塞塔来，同他会商极为重要的事情；他留给克莱贝尔一封信，任命他接替自己，为埃及远征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这支面临土耳其军再次进攻的军队。
在信中拿破仑说由于法国的形势危急，他不得不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他有责任回去挽救祖国的命运。他还留下命令，让朱诺和德塞于秋季回国。拿破仑向克莱贝尔保证一旦回到法国，他会给埃及军补充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军需以及“能弥补最近几次战役损失的足够的生力军”。但是，如果埃及的形势继续恶化，拿破仑指示克莱贝尔：
你有权在允许你们撤离埃及的原则基础上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平条约……因为我乐于以后世的好评作为我一生中艰难困苦的报偿，我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荣誉、天职的责任感和国内发生的非常事态使我决定冲破敌人的舰队的重围， 回到欧洲。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委托给你的军队是由我的孩子们组成的……他们给了我他们的爱。
拿破仑相信这封信到克莱贝尔手上时，自己已经到海上了。正如布列纳说的那样，拿破仑没有勇气面对面地将信交给他的继承人克莱贝尔：“他想以此方式逃避克莱贝尔的责备和他倔强憨直的脾气。”拿破仑给克莱贝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让克莱贝尔收拾由于自己的失算造成的埃及残局。克莱贝尔与拿破仑早先发生冲突之后，一直对拿破仑心怀不满；他在收到这封信后说了些什么，无从考证。
就在23日起锚之前，拿破仑给迪盖送去一封热情的信，信中说“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他立即回法国去，并允许他回法国去担任立法院的职务。在其后的一封信中他告诉督政府：“我离开埃及前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尼罗河比过去5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可是，事实上，他留下的是焚烧的村庄、空虚的财政、一支受到战争、气候和瘟疫重创的士气十分低落的军队，随时可能遭到充满复仇和敌意的穆斯林的打击。在军中拿破仑的名字遭到众人的诅咒，除了德塞和已故的卡弗雷里之外，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提出过辞职和返回法国的要求。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2；000人。接替指挥的克莱贝尔在次年的6月，在他的花园里被身藏利刃的阿拉伯人刺杀身亡；而德塞后来的确回到了拿破仑的身边，在马仑戈战役中帮助拿破仑转败为胜，自己则饮弹身亡。接替克莱贝尔的梅努皈依了###教，改名为阿布杜拉，娶了一位年幼的阿拉伯少女为妻，他以叛国罪逮捕了忠实的雷尼尔将军并于1800年投降英国。埃及的大灾难就此告一段落。或者借用布列纳的说法：“损失惨重的远征就此告终。”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6）
对于拿破仑来说，远征埃及是他生活和事业的转折点。他对自己曾经热情爱恋的约瑟芬的信任动摇了，特别是后来证实她没有能力生儿育女后，他们的婚姻就此破裂了。对于法国军队，这场远征也是个十字关口。大多数军官后来都被英国人遣返回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忘记并宽恕拿破仑在关键时刻抛弃和背叛他们的行径。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晋升高位，有的甚至当上了法国元帅，但他们都知道拿破仑·波拿巴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在关键时刻是会为了保存自己而舍弃别人的人。拿破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观念都是有限的。当法国在欧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远征埃及显得毫无战略意义。再者，这场战役的轻率构思和草率的执行使2/3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法兰西共和国远征军命归黄泉，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惨遭失败的远征可能是拿破仑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他经过40多天的艰难航程，成功地躲过英国舰队的拦截，于1799年10月9日回到法国南海岸在圣拉菲尔海湾登陆时，30岁的拿破仑·波拿巴受到了人们的狂热欢迎，他们并不知道他在埃及遭到的巨大灾难，却只知道他是率军攻克了马耳他、金字塔和埃及的英雄，是法兰西共和国从异教徒手中夺取开罗的十字军战士，是在阿布基尔大败土耳其军的总司令。这为他作为一名征服英雄回到巴黎扫清了道路。
拿破仑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这是克莱贝尔永远无法理解的。
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1）
1748年5月3日，在路易十五的统治年代，在宁静的弗雷瑞斯（Frejus）海港的一个邮政局长和忠顺的皇家收税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个男孩有朝一日会动摇波旁王朝的根基并成为国王的葬送者。
出身微贱的西哀士①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注重孩子教育的家庭。他被父母送进了弗雷瑞斯的耶稣会学校，后来进了德拉吉尼安的由基督教义派办的学院。17岁时，他被送到在巴黎都享有盛名的圣絮尔皮斯小修院继续深造（年轻的塔列朗当时在其姊妹学院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学习）。5年之后，学业平平的西哀士突然提出了离开了学院的要求，原因没有公开。牧师只是说他们并不希望有这个荣幸将西哀士视为自己学院的产物。于是，两年后，1772年7月28日，西哀士作为一名牧师离开了圣菲尔曼天主教遣使会神学院。孩童时代的西哀士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军人，但是由于身体孱弱、慢性疾病和近视眼，他只能在教堂找到一个差使。这时他已经24岁而且天生就对教会的权威具有反叛情绪。虽然如此，由于他天生的能力和毅力，加上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包括弗雷瑞斯主教的帮助，他获得了成功。担任教堂执事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端。他孩提时代的英雄——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渐渐被有头脑的巨人所取代，从此以后，卢梭、孟德斯鸠、笛卡儿、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等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对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特别感兴趣。西哀士的日常生活和他所读的书籍都反映出他绝不是一个虔诚的信仰宗教的绅士，他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愿碌碌无为，不久他当上了特雷吉尔大主教约瑟夫·德·吕贝尔萨克的秘书。这个冷酷的牧师并没有将牧师誓言当一回事，偶尔偷享着与情妇幽会的乐趣，并频繁地到大主教位于布加瓦的幽雅田庄休息。这个孤僻严肃、很少交友的年轻人的真正兴趣并不是这些世俗的乐趣。在主教的大力提携下，他从偏远的布列塔尼调到了有着田园诗般环境的夏尔特尔——法国最富有和最有名的主教辖区——负责管理30名教区牧师。这一新职务使他不知不觉地开始卷入了法国的政治旋涡，因为他的新职务要求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躁动的巴黎度过。
西哀士的天性好隐居，性格并不温和可爱，很少和家人通信来往。他的相貌也谈不上潇洒。身高适中、凹胸、有点儿鹰钩鼻，脸色苍白、秃顶，两边的长发齐肩。这个枯燥无味、毫无幽默感、笨拙的年轻人回避一切社交乐趣。更糟的是，他一生都受到慢性疝气的折磨并常常因眼疾而近乎失明。对于这样一个内向的西哀士来说，美食、衣着、漂亮的家具、幽雅的环境、美丽的女人，甚至金钱，都不能引起他长久的兴趣，他在巴黎租用的寒酸小屋里只有两三把残破的椅子、堆满书籍和手稿的桌子和挂在钉子上的大衣。在他的青春年代，也很少涉足巴黎的贵妇沙龙。他只去过斯塔尔夫人②标新立异的沙龙，这位夫人赞赏这位神父，还说：“人类使他感到不快，他也不知道如何和人类来往。”斯塔尔夫人发现他的思想很有趣，但对他的个性却不敢恭维；她认为他有“非常情绪化的个性……不是那种善于和别人交流的人，他非常容易被他们的观点所激怒。”毫不奇怪，在1789年大革命前夜，脾气乖僻、仅热衷于如何使法国和法国人民摆脱困境的政治哲学和理论的41岁的大教区牧师，摇身一变成了法国政坛的重要人物。他对波旁的独裁和无孔不入的教会影响痛恨已久。他将自己压抑已久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宣泄而出，写就了《什么是第三等级》和《论特权》。“什么是第三等级（即不同于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的普通人民）？”他问道。“是一切！”他回答。但是他们在政府中却没有发言权，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如果我们的宪法不正确”，他据理力争道，“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起草一份新的宪法”，使人民对管理他们的政府具有发言权（有趣的是，事实上西哀士是在他和他的父亲竭尽全力要证实他们西哀士家是贵族后裔而未能成功之后才写出这些册子的）。
西哀士自己都感到吃惊。不久之后，他就脱去了黑色法衣，官袍加身，成了法兰西大革命的发起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最早成员之一。随着他名声四扬，他的熟人也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如路易国王财政大臣的女儿——叛逆的斯塔尔夫人、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内克尔（Necker）、富裕的农业税务官和哲学家爱尔维修的寡妇等都成了他的密友；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仍然限于政治的范畴。人际的温情和来往对于西哀士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郁郁寡欢的神父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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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2）
虽然他偶尔发表演讲、文章和谈话，但真到了关键时刻，西哀士往往躲在后台，从来不敢做出任何决断。的确，他的一生都是躲在幕后，胆小、优柔寡断，几乎像个懦夫，回避任何政治领导作用和责任，借口通常是他的体弱多病。只是在特别的场合，他的身后有多数的支持者时，他才会挺身而出，如1793年1月，他和塔列朗、巴拉斯、卡尔诺等大多数大革命的领袖一起投票赞成将路易十六处死。虽然他不止一次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但都不是抛头露面的工作，而是埋头于诸如国家教育体系之类默默无闻的事。
因此，当1795年5月28日国民公会宣布逮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时，在长长的名单上居然没有西哀士的名字——因为早在一个月以前，他就使自己成为了国民公会的主席。
1795年夏秋之际，热月党解散国民公会，成立了第一任督政府，并组成了五百人团（有500名成员）和###院（有250名成员）辅助督政府执政。西哀士虽然并不欣赏《共和3年宪法》（他希望自己制定宪法）仍勉强接受，他没有像机会主义的巴拉斯那样在当年10月就屈就加入督政府。但西哀士却乐意成为新成立的法国科学院的一员，此外，他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五百人团的成员，并在该院对新成立的督政府在因农业歉收而十分艰难的法国采取压制行为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
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革命使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包括在性格、价值观、外表和目标都大相径庭的西哀士和拿破仑·波拿巴。颇具洞察力的斯塔尔夫人在对拿破仑将军投桃报李之后，说她发现拿破仑“自我感觉好的时候，在他身上有些蔑视他人的东西；当他完全放松的时候，则显得非常平庸”。同样的蔑视和怀疑在西哀士身上以及当时的许多政治领袖身上都有。1797年12月，当拿破仑在莱奥本（Leoben）谈判并临时占领威尼斯、手上捏着与庇护六世签订的多伦提诺（Tolentino）条约以及与奥地利人签订的坎波富米奥和约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时，西哀士曾对这位征服英雄充满了敌意。接着，西哀士又不得不出席了为这位凯旋将军举行的3个庆祝会，包括由政治家弗朗西斯·德·纳夏托举行的邀请了科学院成员的盛大晚宴（两周后拿破仑被选为科学院成员）、可爱的斯塔尔夫人举行的私人晚宴，以及两院为庆贺拿破仑签订新的和平条约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就是在这次宴会的演讲时，拿破仑对法国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朝一日，当法国人民的幸福得到最有实效的法律保障时，欧洲就获得自由了。”当时只有一个人对这句话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就是西哀士。1798年，为了摆脱督政府面临的政治困境，在塔列朗的全力支持下，虽然神父西哀士既没有外交经验也不会说德文，却被突然任命为革命政府驻柏林大使。可是将弑君者西哀士派到激烈反对共和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普鲁士宫廷，对于这两个对抗的国家恢复和睦邦交毫无益处。
此时，法国的形势十分不妙：1797年12月，法国的宿敌英国和俄国联手；1798年3月25日，儒尔当将军在斯德哥尔摩打了败仗；1799年4月27日，莫罗③将军被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击败；而拿破仑此时正在埃及的流沙中艰难地跋涉。雪上加霜的是，1798年9月，沙皇保罗一世又向法国宣战；由于西哀士的无能，法国和普鲁士的关系恶化。可是，在西哀士不在法国的情况下，1799年5月16日，他被选为督政官。他立即离开柏林，回到巴黎。
从一开始就用铁腕统治督政府的巴拉斯在政治上和人格上都十分憎恶西哀士，但其他的“共和派”人士，包括斯塔尔夫人最近的情人本杰明·康斯坦都寄希望于西哀士能够扭转共和国的局面。西哀士是在国家处于为难之时离开的，现在又在宪法危机的情况下回来。当他还在返回法国的路上时，也就是6月5日，五百人团向督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督政府对其国内外的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进行证明。3天后，当西哀士宣誓成为督政府新成员的时候，督政府仍然没有对五百人团的通牒做出答复。
正在策划回国的拿破仑对于此时法国的形势尚一无所知。宪法危机、###院和五百人团与督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6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的第11天，两院仍然没有得到督政府的任何答复。于是两院宣布召开紧急会议。作为报复，督政府在次日成功地解除了特雷亚尔督政的职务，原因是他的选举因技术上的缘故而无效，由更易控制的原司法大臣戈耶取代他。巴黎的政治局势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6月18日，五百人团开始发动进攻，他们公开指责督政府“废止了共和精神、压制了自由、迫害了共和派”，督政府中的穆兰和勒维韦尔被迫辞职。西哀士作为穆兰的朋友，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既没有表示抗议也没有对他表示帮助。督政府人员的撤换，导致内阁部长的全部撤换：塔列朗由雷亚尔取代，康巴塞雷斯当上了司法部长、富歇当上了警察局长、坎特当内政部长、贝纳多特当上了陆军部长。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西哀士取消了原来的派遣布律克斯到埃及去调查拿破仑将军及其东方军的情况并将他们带回国的决定。但是，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更迭，却无法挽回法国上层社会的道德腐败，公共官员的夫人被暗娼和妓女所取代，巴黎的两大腐败的根源是金钱和权势。与此同时，巴拉斯仍然“是新时代的典范：从公事到玩乐，从玩乐到政治，再从政治到公事”。西哀士在听到大革命时代的称呼“公民”被“先生”和“夫人”所取代时，这位神父深感震惊地说：“这简直是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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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3）
陆军部长贝纳多特的新职务不是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国外的法国军队全面败退，莫罗将军在意大利的失败导致了法军全面撤离意大利，在德意志的儒尔当将军也是如此，加上马塞纳将军被俄军击败，结果直接威胁法国边境。法国国内，雅各宾派的领导权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在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红色”将军儒尔当要求“富人”为国家提供一亿法郎的“贷款”。最令人恐怖的是###院和五百人团提出的《人质法》，该法规定对于反叛贵族的亲族可以作为人质执行逮捕，每当一个共和国的官员遭到暗杀时便可以将其放逐。该法还规定在反叛、粮食被盗、纵火、抢劫和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时均可捉拿人质。对此，西哀士都予以了默认，重复着他在罗伯斯庇尔时代所起过的作用。“我们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共和国的行动，”西哀士警告道，“不要忘记敌人就在我们的大门口，我们必须将他们击退。”1799年的整个夏天，法国的形势越来越糟，土伦和法国的西部，新生的保王党分子发生叛乱，西哀士的好朋友儒贝尔在8月15日的皮埃蒙特的战役中牺牲；10天后，英国的军队在荷兰登陆，同时里昂发生叛乱。
较为保守的###院在7月26日对雅各宾派采取了行动，解散了他们的俱乐部，西哀士宣称：“罗伯斯庇尔时代的灾难性的岁月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和你们一样，憎恨一切违抗国家法律和秩序以及扰乱公民平静生活的行为……我们的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正义。”尽管如此，在8月5日，雅各宾党人仍然采取了盛气凌人的新步骤，要求废除所有与宪法相抵触的现行法律，并要求对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给无财产的贫民以资产。
督政府如果不想被根深蒂固的雅各宾派推翻，就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行。因此，他们任命了过去的恐怖分子、雅各宾党人、有着“里昂的刽子手”和“弑君者”之称的约瑟夫·富歇当国家的警察局局长。8月13日，西哀士在巴拉斯的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