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红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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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发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一点不快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又打来电话，是余阳接的。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英语也用上了，然后余阳说汪虹要找我说话。我接过话筒，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工资多少都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你那儿多轻松。她说老板太差了，一点文化也没有，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吃喝嫖赌都占全了，一发脾气就骂人。
我问余阳怎么办？
不用说什么事儿——他明白着呢。
余阳叹口气，“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蛋，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受气还不受死？你是老板，你决定吧。”
我想了想，对汪虹说：“来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人物相助，我们在捷克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说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
正文 第三章 天涯路 字数：9825
汪虹的大姑中国名字叫汪如珍，50年代的北大高才生。那是一个清澈的时代，新生活刚刚开始，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虽然去哪儿不知道，但都确信我们走在大路上。就像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唱的那样：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一起来歌唱；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快60岁了。但她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尤其是走起路来，真正是健步如飞，我们都跟不上。从她现在的模样，不难想象当年是如何的艳绝惊人。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由于在欧洲呆久了，让中国人感到有点傻。她十分关爱同胞，到处扶危济困，在布拉格华人社会大名鼎鼎，颇有一柱擎天的气势。她不止一次地对我回忆起50年代，虽然物是人非，但眷恋依然。那时，她和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穿布拉吉和列宁装，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积极要求进步，因此，她也是共青团员。但是，由于校里校外来找她的男同学特别多，而且她似乎跟谁都情意绵绵，也经常要在团员大会上深刻检讨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就在这时，她的白马王子出现了。
白马王子名叫瓦哈洛，为了便于中国人称呼，他起了个谐音的中国名字“吴和”。他是中苏蜜月时期从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派来的留学生之一，专修古代汉语。据说吴和的家族在捷克历史上就以研究语言而著称，薪火相传到这一代。
吴和将近两米的个头儿，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得一塌糊涂。用当今的时尚语来形容，那真是既“帅呆了”又“酷毙了”。
我没有问汪如珍她是如何与吴和相识的。也许是在周末的舞会上，也许是在黄昏的未名湖畔——这都不重要。以汪如珍的艳绝惊人和吴和的英俊高大，两人都在各自的第一时间发现了对方，迅速堕入爱河，很快便开始谈婚论嫁。
彼时不同于此时，中国姑娘嫁老外的少极了，真如凤毛麟角一般稀罕。哪儿像如今，各色老外不论穷富黑白老少，只要有意，来中国转一圈儿就能挎个美人儿归。而且，就像一位音乐家说的那样，50年代的流行歌曲都要比如今的流行歌曲高不止一个档次。同样，彼时的嫁老外也比此时的嫁老外高不止一个档次。彼时嫁老外只有一条：爱情。此时的嫁老外有许多许多条——洋房、汽车、财产、国籍……
只少一条：爱情。
而且汪如珍并没有觉得是嫁老外——夫君姓吴名和，说一口地道的汉语，唐诗宋词张口就来。除了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以外，简直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呢。
她也不觉得远渡重洋是去异国他乡——不，只是转移了阵地而已。斗争的目标、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变。每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都在吼着光未然先生那气壮山河的歌——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怎禁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别看它纸老虎张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
汪如珍先和吴和联合起来。
她随同夫君乘国际列车来到了风光旖旎的布拉格，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随夫姓更名为瓦哈洛娃，在捷克著名的查理大学教授中文。领一份既不菲薄也不丰厚的薪水，过着平凡宁静的日子。
很快到来的中苏交恶虽然致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分裂，却丝毫没有影响这对异国夫妻的安定生活──爱情远比政治坚强。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瓦哈洛娃兢兢业业地教书授课，夫君则一本接一本地翻译《诗经》《史记》。
我为瓦哈洛娃庆幸，庆幸她在50年代中期便离开了祖国。她因此而幸运地躲过了随即便纷至沓来的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人间浩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她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她浪漫的生活方式，以她的言谈举止特立独行以及美貌，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放过她。有一次我们闲聊，我对她说，如果你在国内，你至少会拥有以下几顶帽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以及“破鞋”。
她不懂为什么要称为“帽子”，我解释说这是你离开祖国后汉语里的许多新词汇之一，也可以当“荣誉称号”讲。你若连这个词儿都不懂，那你就更无法理解后来的“火烧”和“油炸”了。
她感慨地说汉语发展得真快。
我骄傲地说当然。
我细细地为她讲解这些“荣誉称号”的含义，她认真地听。待我讲解完最后一个“荣誉称号”后，她竟开怀大笑，然后说：“可惜我不在国内。”
好像当个“破鞋”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
她问我：“假如我在国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说：“如果你有顽强的生命力，如果你彻底抛弃了人格和自尊，就是说你不要脸了，你有可能活下来。这时，有两种生活方式在等着你。
“一种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一点一点地把你心底的良知泯灭，因为你见过了太多太多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甚至夫妻之间的出卖、陷害、诬告和落井下石。你会觉得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还不如狼与狼的关系。你会变得敏感、警觉、冷酷和残忍。你有可能向上级揭发平素与你交往密切的一位同事漫不经心的一句反动言论，也有可能用一个小本子把全办公室的人的言谈话语都记下来，包括时间、地点和证人。因为你同样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被称为‘好同志’‘好党员’‘好干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当然也没有人信赖你。你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一生。”
“太恐怖了！”她说。“不是还有第二种生活方式吗？说说看。”
“第二种生活方式是专门为老实人设计的，你是老实人吗？”
她想了想，“应该是。”
“那好。在经过千百次的批判斗争之后，由于你是个老实人，你在灵魂深处便爆发了革命。这样，你就从内心认识到了你的问题的严重性。比如你爱吃细粮不爱吃粗粮──你懂得什么是细粮什么是粗粮吗？我知道你也不懂。革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细粮就是大米白面，粗粮就是玉米面、高粱面、红薯面以及其它一些姑且可以称做面的东西。过去你认为是小事，不就嘴有点馋嘛？现在你明白了，细粮是资产阶级的食物，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诱饵。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经验，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你要做修正主义分子，好，吃细粮吧，这是蜕化变质的第一步。而你要革命，就必须吃粗粮。只有永远吃粗粮，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你以前认为大粪是臭的，只要有掏粪车驶过你就捂着鼻子跑。现在你明白了，说大粪臭是资产阶级在混淆是非、在颠倒黑白、在指鹿为马、在睁着眼睛说胡话。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真理，因为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认为大粪真香呵！现在每当有掏粪车驶过你就跟着跑，一边跑一边张大嘴拼命呼吸，恨不能把一车大粪所产生的芳香之气全部吸到你的肺里。
“你的皮肤又白又嫩，吹弹得破。过去你以为这是美，一到夏天就尽量把胳膊露出来、把脖子露出来、把小腿露出来，招摇过市。现在你明白了，皮肤白嫩不但不是美，而且是丑。女工人、女农民、女干部、女军人有这样的皮肤吗？没有，根本没有！你从此不再抹两毛钱一盒的万紫千红牌雪花膏，冬天你不戴口罩，夏天你不用遮阳伞，你从心里希望皮肤快点粗糙起来——那该多美呀！
“你的乳房十分脱离群众，也不合国情——过大过挺。可你以前竟以此来傲视群伦，以为这才是女性美。现在你明白了，乳房不属于工人阶级！只有那些穷奢极欲的资本家才会去欣赏女人的乳房；也只有甘愿充当资本家玩物的女人才会有一对又高又挺的乳房。再看银幕上、舞台上那些引领着一代风骚的女烈士、女英雄、女模范——江姐、赵一曼、方海珍、江水英，她们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胸前不也只是两粒扁平疣吗？于是你用绷带一层一层的把胸脯裹紧，虽然憋的连呼吸都困难，但你心里是快乐的。
“你会背诵毛泽东诗词，经常抑扬顿挫的高吟‘不须放屁’！你会背诵毛主席语录，‘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干半稀’。你经常去农村‘三同’，‘三同’你更不懂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惹了一身虱子——一种养在人身上的可爱小生物，老一代革命家称它为‘光荣虫’。你认真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你做了这样多的努力，但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认为你还差得很远。为了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你索性把自己嫁给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工人或者是一个终身没有洗过澡的贫农做老婆。闻着他们身上丰富的汗臭，你会幸福地认为自己又朝着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你认真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到处宣讲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兴奋地站在50万人的队伍里欢迎阿尔巴尼亚战友的到来，高呼‘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你为‘九大’确立林彪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欢呼雀跃，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了。你为‘十大’宣布林彪为头号坏蛋和卖国贼欢呼雀跃，说幸亏老人家明察秋毫粉碎了帝修反的罪恶阴谋。你为宣布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欢呼雀跃，说排除了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为宣布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定欢呼雀跃，说刘少奇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你老了，蜷缩在蜗居。你不愿上街，满街的小女人不再满足于露脖子、露胳膊、露小腿，她们肆无忌惮地露着背、露着脐、露着大腿。到处是美容院，为你美白皮肤、为你漂红乳晕、为你紧缩阴道甚至为你再造处女膜。你不想读报，离经叛道的文章满版皆是，而角落和中缝又全部是广告，宣布可以五分钟隆胸和一针治愈性病。你不敢看电视，冷不防就会有一个娇媚的女子抱着一个美男出现在煽情电视剧的缝隙里，坦荡地说‘汇仁肾宝他好我也好’。你心跳有时快有时慢，血压有时高有时低，你形容枯槁，你满眼茫然。”
“这是个没有思想的傻瓜，我不同，我是有思想的。有思想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她问。
“你原来要有思想的生活，早说呀！我给你举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做例子。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叫遇罗克，北京人；女的叫张志新，东北人。张志新可真漂亮，东方美人。他们爱读书爱思考，结果……”
我讲述了这两位思想家的悲惨结局。
她忍受不了这种恐怖，急忙说：“这三种生活方式我都不要，你们也不能强加给我，因为我出国了，甚至入了捷克籍。我也不叫汪如珍，我是瓦哈洛娃。”
我一笑，“你害怕了？”
如果没有1968年苏军侵捷、扼杀布拉格之春这件事的话，瓦哈洛娃的一生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
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底乌斯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马克思极为喜欢这句话，回答女儿的提问时，把它列入自己最喜爱的格言之列。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马克思这段著名的答女儿问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这句话指出，不管人达到怎样高的理性发展阶段，不管他是怎样杰出的人，他仍然是人，始终是人，因而必定带着人所固有的一切弱点。
当苏军的坦克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隆隆开进布拉格的时侯，当广大的学生、工人、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各个交通要道堵截军车的时候，当捷共第一书记、改革派领袖杜布切克及其战友被戴上手铐押往苏联的时候，当大批知识分子逃离捷克的时候，当青年学生“杨”在瓦茨拉夫广场用自焚来表示最强烈的抗议的时候，吴和权衡再三，选择了在政治上和新的捷共中央保持一致。
他当然受到了重用。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20年后，捷共成为东欧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理性的、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改变了一切。
吴和虽然没有受到严厉的追究，但他失去了原来的职位——他和瓦哈洛娃都成了靠领退休金过活的老人。
汪虹来了，我们的集装箱也接二连三地到了。那时瓦哈洛娃为我们另找了一处房子，三室一厅，离市中心很近，在布拉格三区。汪虹借助瓦哈洛娃的关系，找来了很多客户，那一阵子真是购销两旺，我们成天喜洋洋的。日子过得紧张、无序，但快乐。我们三个人各忙一摊儿，有时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出门奔波。每逢这时我就买一大串香蕉扔在车里，饿了就剥一根吃。中午大家都回来了，余阳在厨房主勺，汪虹打下手兼进行英语会话，我躺在客厅沙发里养神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饭刚吃了一半儿，甚至刚刚端上桌，电话来了，客户要货，放下碗就得走。晚上对我们来说是最轻松的时候，吃罢饭，喝过茶，如果有兴致的话就开车出去玩儿——去酒吧喝酒，去夜总会看表演，或者去卡西诺试试运气，写意得很。
有一天我回来得早，他们俩都不在。有些无聊，便去汪虹屋里想找本书看。随手翻开一本捷克语教材——她正在努力学捷语——见里面夹着一张写着中文的纸，原来是汪虹的姐夫写给她的便条。
汪虹：
我今天就要去德国了，把账跟你清一下。
1，你去荷比卢德法时留下的20件砂洗衬衣我已经卖掉，是220克郎一件卖的。扣除你的成本2000克郎，共得利润2400克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我拿走1200克郎。
2，电话费单已到，共2870克郎。电话我打的比你大概略多一些，因此我们按55％对45％这样的比例分摊，你应该交1291……5克郎。扣除你的应得利润1200克郎，你仍欠我91。5克郎。
3，房东来收房租，三个月共15000克郎，我只住了一个半月，按分摊原则，我应交纳3750克郎，替你交了11250克郎。
4，你共欠我11341。5克郎，请你按今天的牌价27：1付给我美元，我要给你姐寄回去。
一人在外，要多注意身体，我们都非常惦记你。
姐夫
1993年10月23日
我想起当初汪虹听到我说不收房钱饭钱时的惊愕表情。
大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余阳的气嗓子渐渐改了不少——不能一天到晚贱兮兮的呀。我们的话题愈来愈丰富——对于我来说，每一个在海外闯荡的中国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我极其渴望知道他们的故事。如今汪虹就在身边，我断定她一定有不少有趣儿的故事。她并不爱多说话，除非你循循善诱，挑起有意思的话头儿。
在这方面我是强项。
我一点一点地知道了她的全部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天津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母亲是一家大厂的高级工程师。她上边儿只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留校教书。一家四口儿，倒也其乐融融。
汪虹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卫生局工作，抄抄写写。后来又调到一个区级法院，在民事庭做书记员。
“用‘诸事不顺’来形容我在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她对我说。
先说工作，她在法院和一位女同事共享一个办公室，这位女同事和庭长关系有点暧昧，庭长有事没事总往这屋里跑，俩人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也不避讳汪虹。汪虹这人死性得很，属于那种南北巷口不知道拐弯儿的人。她看着烦，没少顶撞她。结果是庭长整天给她脸子看，她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一天，她刚从财务科领工资回来，正要点，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随手把工资往抽屉里一放，出去了。
五分钟后回来，钱没了。
办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认定是这女人偷了她的钱，大吵大闹，让她把钱交出来。
女同事本来就不是善茬儿，哭喊着给庭长打了电话。
庭长气冲冲地来了，责问汪虹有什么证据说她偷了钱？
汪虹说：“办公室就俩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钟，又没有人来过，你也没来过，不是她是谁？”
庭长一拍桌子：“胡说八道！这能算证据吗？我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