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藕拧５牵杂谀酶窭坡家艋阋坏┎辉诩嗍樱臀薹ㄖ缆家艋欠窕乖诠ぷ鳌�
拿格拉牌录音机的优点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无需要特工配合。发射机的优点是：体积小，隐藏方便；使用时，附近有监听特工直接收到发射机的信号。使用发射机时，如果情况不妙，或隐蔽特工陷入危险之中，别的特工立即可以赶到现场。而使用拿格拉牌录音机时，遇到麻烦别人都不知道。
带着拿格拉录音机，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而在城市里，发射机的播送大概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如同大气层和车辆行驶一样，钢筋建筑也同样影响传播。监听工作人员要么和你失去了联系，要么收不到你的信号。T…4发射机的危险性在于：播出的声音可能被电视机接收而播放出来。你在房间里坐着和几个老练党徒谈话，电视机突然会把谈话向你播送出来。这样，个个都知道有人身上带了无线电装置。
无论你是用录音机还是发射机，你都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窃听装置，一旦被逮住，通常要被处死。另外，机器并不总是正常运转。电视上看到的窃听好像很容易，只要把身上的装置打开进门就能把有关的谈话录下来。事实上，你用的装置尽管说是技术完美或接近完美，可一旦使用起来并非那么完全奏效。当你设法使用小型东西的时候，效果上总要受到一点损害。
我们隐蔽特工并不总是配有这种高级的秘密技术装置。这是一种终极的措施，间谍可能都采用。我们在破案中使用的电子装置所录下的东西，最终在法庭上作证时还要一五一十地重新显露出来。间谍不用走上法庭，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不需要再现。政府并不想把要保密的电子装置给隐蔽特工使用，因为他办的案子要诉诸法庭。
这些电子装置录音性能灵敏，这就是说，不管什么声音全部都能录下来。藏在身上的装置连你的打嗝声、衣服摆动的声音、房间里或附近的任何别的声音，如谈话声、脚步声、搬动椅子声、收音机声、电视声、空调声以及大街上的嘈杂声，等等，全都能录下来。由于党徒们心里多疑，以为到处都安装了窃听装置，因此，他们无论是在旅馆房间里、汽车里，或是在任何地方，总要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以便掩盖谈话声。
还有，即使其他方面都很顺当，你可不能要别人在谈话中按照你的要求谈论你想知道的话题。我们在使用录音机或发射机所遵循的原则是：你一旦打开了窃听装置，你就让它一直开着，录下谈话的全过程。无论是通过电话、或是在现场、或是由监听传输的特工所录的音都是作为证据。所录的谈话内容是无关的或是包括了无关的部分，这都不要紧；整个录音都要交给法庭。只有谈话中有关的部分才可能用来作为证据，而整个谈话内容辩护律师都可以用，以免他们声称：我们在现场录音的时候，企图歪曲谈话内容，作了不公正的选择。
在赶到现场以前，你就要把录音机或发射机打开。可是，你想要听的谈话说不定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听到。这时磁带录完了，电池也用光了。
许多情况你都难以控制。你不能在现场测试音量的高低；不能为了录音对谈话的人按照你的心愿作出安排；你不能要求谈话的人把声音说大一些；对于混淆谈话内容的其他杂音，你无法控制。还有可能，谈话中一谈谈了几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以后，才进入你想要听的实质内容。到谈话的最后阶段你才听到你想要听的一切。等到调查局放录音带的时候，你只录下了一部分内容，甚至毫无所获，等到磁带放完了你才知道。对于所录的音你不能重新调整，不能跑回去对歹徒说：“昨天的谈话内容你还记得吗？我们再谈一遍。这次谈话不在原来那间房子进行，因为那建筑物钢筋太厚……我们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快，因为正在录音的车子已渐渐失去了目标。”你也不能对他说：“我们的谈话再重复一次吧，因为上一次的电池失效了，或心轴用坏了，要么是磁带出了故障。”
这一类的事常常使我感到精神上的负担，也比其他隐蔽工作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
我不喜欢带窃听装置。隐藏东西很困难。我和那些党徒混得很熟，我们在一起总不离那种习惯性的拥抱和接吻。赛马场上，摔跤场上我们常去。我和那些党徒白天黑夜混在一起，和勒菲蒂在一起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不分离。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在房间里换衣；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游泳裤坐在池边。
到了确实要用录音机或发射机的时候，我从来不带在身上。我只带过一次，那是在1975年，刚刚开始对重型装备盗窃团伙进行破案的时候。我带的是拿格拉录音机或T…4发射机，就装在甲克衫的口袋里。带着拿格拉录音机的时候，我不肯冒险把麦克风放在衣服里面，通常用细绳把机器包扎起来，整个装置都放在口袋里。如果身上没有穿甲克，就把录音机放进牛仔靴里，然后把接通麦克风的细线牵到衣服上，磁带和话筒贴在胸口。
我从来不想把窃听装置带在身上到处跑，因为随时有可能有人搜查你的寓所或汽车。因此，当我想用窃听装置时，我就作好安排让办案特工和我见面，在什么地方为我拾音，然后秘密传递过去。
携带窃听装置的明显的最大优点是：你可以为某一件案子获得至关重要的录音谈话。因此值得冒一下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带不带窃听装置由我自己决定。在着手“冷水工程”这一行动中，我总共使用了十几次窃听装置。
孙尼在加紧把情况向特拉弗坎特那里介绍。他派勒菲蒂到荷里得那里执行一项使命：试图通过中间人来引见。我们估计，勒菲蒂可能要谈到重要的人和重大的事。窃听装置如放在甲克上衣里太显眼，我把它放在牛仔靴里。
他曾对我说过：我们要乘飞机去迈阿密，要见梅尔·兰斯基①的女婿，那是党徒里臭名昭著的财阀，管理赌场的魁首。据说他是特拉弗坎特的朋友。
① 兰斯基（Lansky，Meyer，1902…）：原名梅尔·舒乔尔·杨斯基。美国最有实力、最富有的犯罪辛迪加首脑和银行家之一。1973年，他以藐视大陪审团罪和偷漏所得税罪被判罪。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勒菲蒂：“我仍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他说：“因为我们想要见见这个家伙，他在迈阿密海滨。他要把我介绍给那个家伙，那家伙就介绍我去会见那个大家伙，他就在这一带。”
勒菲蒂像以往一样，老是在抱怨罗西没有给他足够的钱。罗西给他买了来往纽约的机票，但并没有提出付从荷里得到迈阿密的机票，也没有提到要付他可能要花的费用。
我说：“好好坐下来，把情况向他作些解释。”
“解释的事，应由你来说。他应该想到这儿的情况。”
“我知道，这儿的情况他应该想到。可是，他实在也没有弄得什么钱。”
“我不想麻烦了。你就对他说：我们要见梅尔·兰斯基的女婿，他要给我钱。”
勒菲蒂派人叫罗西到俱乐部去，替他找一下他的纽约——坦帕来往飞机票。他说，他把飞机票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他并没有丢。他向我透露：他想试探一下罗西的态度。
孙尼早先到俱乐部来的时候，发现罗西的汽车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牌照，他对勒菲蒂说，他对此有怀疑。勒菲蒂就问我，我解释说：那是一辆租车，原来车上挂的是什么牌照，租来以后还是那个牌照。
但是，勒菲蒂还想对他作更多一点的检查。罗西用自己的美国运通信用卡为勒菲蒂购买了纽约——坦帕之间的往返机票。勒菲蒂假装把机票弄丢了，想看一看罗西有什么反应。勒菲蒂分析：如果罗西是个特工，他就会感到紧张，因为他可能要向其办事处报销机票钱；另外，他会担心：可能有“搞地下工作”的人在此期间发现了那张机票，去核实一下运通信用卡的号码，以了解他是不是政府特工。
我有了这个机会，就向罗西透了底，好让他度过这一检查。他就对勒菲蒂说，他干脆把那张票取消，为他另购一张。
我们到了俱乐部，罗西说：“什么事也没有，勒菲蒂。我也明白了，你是要我为你买到迈阿密的机票，是吗？”
“是啊，我们到那儿要见什么人啦？我见这个人，为的是要在这儿采取行动，这儿采取行动可不是为我自己。这个人一旦为你开了绿灯，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我要见那个老头子，他叫那人到这边来，然后我就可以适当地引见。现在，你把常规的250块钱给我，我带回纽约。再给些钱，让我招待那边的人。”
罗西说；“你的意思是要见一见老头子桑多？”
“啊，不是，他那会在这儿。我见的是老头子梅尔·兰斯基。你看，他要是不发话，你在这儿就见不到那个人。他就当我的面打电话：‘喂，你好？我一个好朋友，他要在某某天3点去见你。’我现在到了这儿。我解释一下我到这城里来干什么事。这就是我要采取的步骤。我说：‘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恩准吗？要么我们就继续进行下去？’他十之八九会说：‘我同意了。’办事情就得要这样，其他的办法行不通。现在，我们什么中间人、什么吹牛皮的，统统靠边站。就在这个城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还敢到你跟前说：‘喂，你，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知道怎么顶回他吗？就说：‘去见见这个人吧——你能不能见到，我还要打个问号呢。’”
罗西一面说话，一面把他往窃听器这边拉：“这么说，你是要安排会见桑多？”
“对了，我正是在采取全面的步骤。注意，我们在房间里面待了三天，多尼会告诉你，在芝加哥。他们要我等三天。以后才这么对我说：‘走吧，上轿车，我们走吧。’我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不过我上了轿车。他们带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卡巴莱①。当时那儿关了门，因为不是生意季节。‘在这儿等。’从那儿我们到了一个大饭店。‘在这儿等。’然后主要的大人物出来了，他说：‘来吧，我们到办公室去，你的情况有人向我作了详细介绍。’这就行了。”
① 卡巴莱（cabaret）；指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我说：“他想核实一下，我们一旦开始这些步骤，那么谁想到这儿来，我们就得到谁的保护。”
“我当然知道，”勒菲蒂说。
“不是指你啊，勒菲蒂，我不是同你在说话。是说托尼，他要知道这个情况。”
罗西说：“事情是这样了，勒菲蒂。什么关系也没有，我可要着手挣钱了。”
“等一下，”勒菲蒂说。“眼下我们不是为你打开了各个大门吗？另外，我们要在这儿搭一个棚子，吃的、喝的全免费。就在棚子里搞赌博。俱乐部的星期五晚上为什么不可以搞点营业？这是你犯的大错。星期天下午可不可以搞呢？”
罗西说：“我们还想同大一点的城市搞些合作，比如像奥兰多这样的城市。”
“他们也占有了奥兰多。我第一件事就要到奥兰多去。”
“还有坦帕市，”罗西说。
“坦帕也归他们所有，这也是我要去办的事。在纽约，我昨天整天都在同人打交道。”
“这不是不理解的，”罗西说，“我一定会对你尊重的，因为你对我非常尊重。我这辈子得好好干事儿，这世道想干偷盗的行当也不容易啊。”
“是啊，我还对你说些事，就简单说一点，朋友。你正好碰上了淡季，眼下正是足球的季节。多尼要去帮助你。你在这儿要干的事实在多得很。不过，星期天可不能松手关门，星期天正是你能赚大钱的好日子。”
“可是，你仍然担保不了，事情得干下去，你知道，最终你得弄钱，可这儿又不是弄大钱的地方。”
“在坦帕那里，”勒菲蒂说，“你也不想想，我们到迈阿密那里为的是什么？你以为我喜欢乘什么鬼飞机？我第一怕住旅馆，第二讨厌提只箱子到处跑。多尼了解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在家过周末，和老婆一起看电视。我连游乐场所都不想去，甚至连迈克的店我都不再想去，那种场子我已经很厌烦，很恶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好了，多尼，去把衣服拿上，快点离开这儿，干我们该干的事。托尼，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自己会干的，我要一瓶凉爽的汽水。”
约米·斯巴格提到迈阿密机场迎接了我们，带我们到了小意大利区的乔·普玛饭店，位于哈伦代尔市哈伦代尔海滨大道东1025号，该市和迈阿密市紧连。乔·普玛是布拿诺家族成员，过去一直归迈克·沙贝拉管属。甘兰特死了以后，他就属于“费尔·鲁克·腓利·加科”①的人了。勒菲蒂希望我见一见普玛和另一名入盟党徒史蒂夫·玛鲁卡。玛鲁卡最近刚从牢房释放出来，他比普玛更令人感到畏惧。他样子粗鲁，身高6英尺2，大嗓门，生一双大手。
① 鲁克·腓利（Philly Luckc）：即“幸运腓利”，代号。
普玛和玛鲁卡都是鲁克·腓利手下的人，我们和另一名副官手下的人在一起一点也没什么错。问题是布拿诺家族这时的局势很不稳定，勒菲蒂要我和这帮人见面不知道是什么用意，是不是意味着：在勒斯蒂·拉斯苔尼控制下的家族里，哪一个派别哪一个人在哪一边活动争取控制权。不过我知道，普玛和玛鲁卡是家族里的重要分子。
勒菲蒂在通过桑多·特拉弗坎特的亲戚开拓另一条道路到达特拉弗坎特那里。据说那人愿意把勒菲蒂介绍给那位亲戚，后者也愿意带他引见桑多。
两处相约都没有兑现，那两个家伙不在城里。
孙尼打电话对我说，他和布比要乘飞机到这儿来度过悼念日①周末。我打电话给勒菲蒂，把这事告诉了他，因为这要触及到他的势力范围。
① 悼念日（Memorial Day）：美国、美国领地、美国武装部队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公民的法定纪念日。1971年联邦政府规定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悼念日，大多数州接受联邦政府的规定，但少数州仍在5月30日举行悼念活动。
“孙尼明天到那儿去，这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问他可曾和你谈过，因为我想事先让你肯定知道有这回事。他说：‘别担心，勒菲蒂那里没有问题。明天我先见见他，然后再走。’”
“我以为，那混帐东西不该到你们那里去，那是我的活动地方啊。”
“勒菲蒂，我和你在一起，这你清楚。”
“没问题。他去那儿要干什么？”
“也许是想来度假。”
“你别在胡说八道，什么也许想度假。如果没有我的允许，他就不该到那儿去。谁给他买机票？”
“可能是我们吧。不过他说明天要算清楚。”
“别骗我了，朋友。”
“他是这么说的。”
“谁给的权，叫你为他买票？”
“勒菲蒂，我能和他争辩吗？”
“咦，你真笨。”
我挂断了电话。
他立即接通了电话：“你混蛋！你怎么把电话放了！”
我想象得出，他火冒三丈了。“勒菲蒂，别骂我了。”
“我想骂就骂！你混蛋！你——”
我断了电话。
他立即打回来：“让我和托尼说。”
我把话筒给了托尼。
“托尼，我要让那个混蛋头脑清醒一点，他在跟谁说话。竟然挂断了电话，谁也不能那样对待我。你最好跟那个家伙谈谈。”
“勒菲蒂，你们俩在谈些什么我不知道，”托尼说。
“让我同多尼说话。”
我接过电话，他也平静下来。
“我对你说了，没人负责那份帐单。你告诉那不是东西的托尼，他欠我500块钱，明天把500块钱寄给我。我要崩那个王八蛋的脑袋。朋友，这儿有些事很不妙。明天我要到布鲁克林，把所有问题搞个明白。谁是你的老板啦？”
“是你。”
“我是你老板。我要乘他没离开以前，到布鲁克林把问题搞清楚。我要你12点钟在俱乐部守在电话旁。叫那个混蛋也守在分机旁。我打电话时，要你们俩都别离开话机。”
“我一定叫他守在机旁。”
“我要和孙尼搞清楚。他要是不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当场就要对你们说些话。”
“说什么？”
“妈的，老子弄到了3颗手榴弹，谁都不知道。我跟他们交涉完了，叫他们一个个都别想活下去。这家伙明天要是同我胡来，我就把他们一个个炸得满天飞。”
“勒菲蒂。”
孙尼和布比来了。他们和罗西和我都坐在塔希提餐馆的休息室里。我靴子里装着拿格拉录音机。
我说：“我和勒菲蒂一直在一起，不想在半途中让他派我的不是。”
“我同他说说，”孙尼说。“注意，我在同你说话，你只管听我说，别插什么嘴。我到这儿来，勒菲蒂是赞成的。我决不会干什么伤害他的事。他照样还和你在一起。他很有能耐，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可是他有点装腔作势。他和你们谈话以后就打电话给我，现在弄得精疲力竭。我现在干的，我不对任何人讲，因此，你们也不要同他说任何东西。我要他知道的事我会让他知道。关于谈话的事我决不会对他讲。他认识我的时间太长太长了，我干什么事从来就不会人手不够。我如果从这儿拿到钱，他拿他的一份，回家睡觉去。”
“这6年来，他也帮了我许多忙，”我说，“我可不想和他就你的事进行争执。我们不管干什么，我总是把自己的所得给他一份。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在欺骗他。”
“多尼，这一帮人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连我的私事也干涉。”
“我知道。”孙尼关进牢房的时候，他那一班人马疏远了他。他和妻子分开了，但是他还想负担4个孩子。据说他的钱交到了家族，没有偿还。
“这伙人不想打扰我了，”孙尼说。“他们害怕。可是当老板发话，叫他闭上嘴，不准他对我说三道四，他站了起来。现在我回来了，整个局面有了变化。现在我们有了权，这才把他要过来。”
“他很听从命令，这事儿也不能有两种选择。”
“可是你，什么话也别同他说。他妈的口袋里装着两种酒——你看，他正设法帮助你，但同时也在伤害你。你看，现在什么都是政治。5年前，我向你表示过敬意，我口袋里放着两把枪，谁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