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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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飞机赶来，这样随时也可以照料他们的外孙女。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干了什么坏事？从1976年夏天我就着手隐蔽工作，现在已经到了1978年的夏天。两年里，我在家待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这两天里发生的事，把两年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我希望目前的境况允许我把我的家庭说得更完全一些：我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有哪些亲戚和朋友，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可以说说各人的名字。
其实，家中的人都改了姓。在称姓名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原来的姓“皮斯托尼”，而换了另一个姓。无论怎么说，我们出门时从来不用皮斯托尼这个姓。我每干一件事就换一个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女儿们换了叶娄罗克、维特斯通等一类的姓，她们总要受到一番戏笑，她们不姓皮斯托尼心情还是很高兴的。我的感觉是：她们最终总要嫁出去，姓反正是要改变的①。
① 美国女孩子嫁出去以后，就不再与父母同姓，而与丈夫同姓。
但是，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姓。这样做只是要给那些想跟踪我的人增加一点难度。可这么做，除了我以外，别的人都感到麻烦。我妻子有时在机票服务台时就弄糊涂了，因为她不记得我这天要用的姓。要么到洗衣店为我取衣时，往往找了好几件以后才找到我换了姓的衣服。
我长期不在家，给家里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一个丈夫从来都不在家，这叫什么结婚啦？”我妻子常常在电话中抱怨。如果我们婚姻的基础不牢靠，恐怕维持不了这么多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渐渐养成自己的生活习惯，甚至更多的独立于我——几乎是这个状况。她常常说，她就把自己看成是没有丈夫。她的秉性本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自怜自叹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家搬来才几个月，一切都很不容易。搬家前不久，我妻子刚刚从一次外科大手术中恢复过来。搬家以后的头几个星期，孩子们很难适应，连学校也不肯上。我给她们劝导、鼓励等，大多是通过电话进行的，而妻子是面临现实在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我在家或不在家，朋友们事事都考虑到她。她劝女儿们带小朋友到家里来玩，时时为一大群十来岁的孩子烧吃的东西。她和最大的女儿一道出门——那完全是女人进城玩玩而已。
为了回避对我的担心，她采取的方法是把家里安排得跟平常一样。她常常对我说，最使她头疼的是，在我干隐蔽工作期间，她要料理一切开支。这种事她以前从来没有干过，是她最不肯干的事。
她说，她整天让自己有事干，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工夫想到自己的孤单。只是在我打电话时，她变得怒气冲冲。说一堆灰心丧气的话，说话的方式有时也很怪。她一门心事都集中在料理家务上，往往在谈话中总要谈到。割草机开不动了；洗衣机坏了。因为我的谈话只有5分钟时间，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事。她就说：“对我来说，在目前这个家里，这才是真正的事。我实在不想让家里这些事再烦下去了。”有时候，我们相互在大声斥责。
电话是我们的联系手段，是我们的生命线。每次打电话时，我总想轮流和每个人说几句。我妻子总要把孩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这是大事。孩子常常出点问题——上学问题，纪律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妻子都要在电话里说，我得设法解决。可是在电话里，我常常解决不了。常常出现哭声、大吵大叫声，什么都有，大家都弄得意乱心烦，我只好往话机箱里再投两枚硬币。我老在外面，孩子们不高兴，我又不能很好地为自己解释，只能说我有工作要做。孩子的母亲要设法让她们理解我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我怎么作出贡献，她们能懂得什么？她们还是孩子。她们要爸爸待在家里。
有时候情绪非常不好，我妻子就要吵吵嚷嚷，说出这样的话：“要么你放弃工作，要么我就离婚。”她决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清楚。可是孩子们不懂，她们有时候也在偷听。
我最小的女儿有时装得我们像离了婚的样子。她有些朋友父母是离了婚的，她在思想上也把自己当成是分散家庭的孩子。在艰难的日子里，尤其是她们搬到了新的地方，她这么做倒反而使她过得自在一些。
等到我真的回了家，她们厌恨我。妻子对我说：“听到你说要回家，我真的很激动，恨不得你一下子就到家。可是你到了家里，我就一肚子的火。你离开了家，在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这已经够糟的了。可是你一到家，又要掌管一切。在家待了几个小时，就想当家长，指挥一切。可是，真正操持这个家的是我呀。我已经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料理这儿的家事。”
我忍不住要在这个家里当家长，她对此不得不感到厌恶。有时候要花几天时间才能彼此适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一起没有两天。有时候只有一天，有时候只有半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她坚持自己的条理，而我有时倒像个局外人。她甚至还讨厌我挤在她的床上。因此，她买了一张大床，这样使她能像以往一样自在地躺着。
由于女儿们渐渐长大，她们与外面的接触也就增多。有时回家，发现她们要么一个、要么两个甚至全都在外面。我就问：“你们肯和我待在家里吗？”
她们就说：“你从来就不和我们一起待在家里。”要么就说，“我们指望不了你能待在家里，爸爸，所以我们也就不能和你约定了。”
有时候我白天回到家里，第二天一早就要走，而她们还没有起床。我并不是每次走时都对她们说的。我最小的女儿见我到家就哭，见我走也哭。
我自己也感到苦恼。如果我回家待上一天一夜，发现家里有什么问题，我总想立即就把它解决掉，因为我没有时间来从容不迫地解决问题。我想订个规矩。女儿们都说我是个客人，没有权利订规矩。有时候，我似乎尽惹别人心烦。
时间一长，女儿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事都跟她们的妈妈说，什么心里话总要先跟她说，而且无话不说。尽管这么做可以理解，可我还是感到难过。
对我的工作，对联邦调查局，他们越来越感到憎恶。我妻子常常说：“像你这样有老婆孩子的人，不适于干你现在这样的工作。他们不关心我们，也不关心你。”
妻子在医院里住了11天。我们到了家里，她几乎什么都无能为力。在好长时间里，她眼睛看不清东西，要戴特别深色的眼镜，晚上甚至要戴柔软的睡罩，因为光线对眼睛特别有刺激性。她的皮肤里仍然还有些碎玻璃。她需要整形外科，但是先得要一年的愈合时间。她胳膊上用了固定敷料，因此手指还可以动弹。有时候手里还能拿点像茶杯或饮料杯一类的东西，不过会突然从手中脱落坠地。这种事使她很心烦。
我妻子独立能力很强，精力充沛，性格乐观。她喜欢运动，始终坚持打网球，做增氧健身运动①，没有闲着的时候。她总是乐于助人。现在那么突然，她不能自理。她的思想感到消沉，我不想说她感到沮丧。在我认识她的30年中，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沮丧过。可是现在，她消沉了，连一般的事都无能为力。
① 增氧健身（aerobics）：指跑步、散步、游泳等加强心肺等循环功能的运动。
我的女儿们第一次看到她几乎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就对我施加更多的压力，责怪我不在家里多待些日子。我想在家里多住一些时候，可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从医院回家以后，我在家多待了一个星期。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全家在一起算是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也是几年来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好时光。我们吃了户外烤肉餐，应有尽有。我和女儿们有说有笑。我妻子伤口愈合还要有一段日子，她的眼睛对光线仍然极度过敏，因此大部分时间里眼睛都得遮蒙住，但我们毕竟全家在一起。
我妻子基本上是相当能够体谅别人的人，可是眼下正是艰难时期，她想要我辞掉手里的工作。我从她话中听到了这个意思。她的话是这么说的：“你每次在外面一待就是太长的时间。如果外出待上一两天倒也无关紧要，可是你一出门就是三个星期，而回到家里只能住一两天。”
可是，我的工作已经很深入了。现在撤退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我已经把勒菲蒂带到了另一个行动计划之中，参与这个计划的人都指望着我使行动继续下去。如果我这时候撤退，许多人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撤退，我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她知道我在同党徒们打交道。我对她作了详细一点的介绍，谈到了密尔沃克的一些情况，设法缓和一点紧张的气氛，以表明一出门就是几个星期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她晓得托尼·坎特，因为她曾在电话里和他谈过几次话。我向她作了解释，如果我撒手不干，勒菲蒂和纽约的其他人就会停止和坎特一起经营。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谁都没有谈。因为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决定我是撤出还是继续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主意还得由我拿。我决定还继续工作。
这一段时间，我和勒菲蒂始终保持着联系，通过电话联系。我留下了加利弗尼亚的查询电话号码，他可以找到我。他留个音信，我就给他回电话。
我对他说，我的女朋友安然无恙。7月4日的节日一过，密尔沃克的一切行动又得着手进行。
他在忙着花托尼·坎特的钱，设法安排和密尔沃克的党徒会面。迈克·沙贝拉在大请宾客。沙贝拉已经筹借了20万美元，要把沙沙贝拉旅馆大修一番，可是承包商中途打了退堂鼓。勒菲蒂说：“他那里碰上麻烦事了，那个承包商真不是东西。”
有一天他对我说：“昨天晚上你看了《大卫·孙斯肯德的表白》这部片子吗？他们有两个通风报信的人，你知道，政府给他们津贴。你看，电视里的那些家伙已经联了手，现在政府给了他们不同的身份，把他们混在那里。据说，这样通风报信的人已达到2，250个，其中有一半就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一带。”
“啊呀！”
“在这伙人中，有个家伙在写书，时而爆出一点内情。现在他们正受到跟踪，要把他们统统干掉。”
“宰了他们，是吗？”
“对。政府对他们没有一点妈的处罚。所以，这两个通风报信的说，任何人只要帮政府的忙，真是好极了。简直不可思议。你女朋友怎么样？”
我工作了这么一段时间，我完全理解勒菲蒂所讲的一切。受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保护的两个人意外地曝了光，他们公开表示了不满，指责了政府对电视管理的失误。现在党徒们正在寻找所有那些受保护的知情人。
“我女朋友很好，一切都很好。”
“你女朋友到纽约或者到密尔沃克都很好，你怎么不带她出来呀？”
“她在工作，现在还没有假期。”
“那好，你既已回到那边，就在那儿打个基础。一旦有了基础，你就可以长期待在那里。”
“是，我知道。我们在那边开始要挣钱了。你什么时候到那儿去？”
“我什么时候去那儿，还不知道。我现在同老婆闹意见。她要到什么地方度假，我们还干了一架。今天下午晚些时候我还出去找人，晚上有个约会，明天晚上也有个约会。还要到费城开会。”
“密尔沃克的买卖，迈克喜欢，对不对？”
“对，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有些事要对你讲。现在一路都开了绿灯。”
在监狱里的卡明·甘兰特传出了音信，要勒菲蒂全力以赴。他在作出各种安排的时候，我回到了密尔沃克。头几天我没有告诉勒菲蒂，因为我想和坎特在一起待一些时间对情况作些检查，而无需把每天的什么事儿都要向勒菲蒂报告。接着，我和坎特去了一些地方，想推销自动售货机，但再次碰了壁。不过我们是在为案件搜集证据。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我们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党徒们一窝蜂地想捞钱。我们还要让巴里斯特艾里的人确切知道：我们在那里推行自动售货机买卖。
我们去了一趟先锋经销经营公司，是在梅诺米尼福尔斯的一家批发商。我们看看有没有各式各样合适的售货机。随着我和坎特一道的是坎特曾向勒菲蒂提到的“雇员”。这个“雇员”是另外一名地下特工，化名是史蒂夫·格里卡。坎特对公司董事长说，他想买售货机，在密尔沃克一带销售，而且对任何可行的购买售货机渠道感兴趣。他对董事长说，贝斯特售货机公司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销售公司，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营业单位。他让他看了城市和州发的营业执照。董事长说，他很高兴能与贝斯特售货机公司合作，并给了我们当地旅游图，带我们看了各种机器，递给我们一些购货指南。
我们只是给人一种印象，说明我们正在推动营业前进。我打电话给勒菲蒂，对他说：“坎特已经订购了一些售货机”——其实他没有订购。
党徒们在密尔沃克杀掉了一名伙计。有人在一个叫奥杰·帕米沙诺的家伙的车子下放了一颗炸弹。凶手已见了报，另外还附有我们的人就此提供的一些情况。帕米沙诺是巴里斯特艾里家族的人，党徒们怀疑他通风报信。有消息说，党徒们已开始在车子里安装摇控启动装置。
这一次杀人使我和坎特都有点紧张。
勒菲蒂打电话来对坎特说：“今天晚上，我要同芝加哥来的那些人会面，地点就在我的人开的店里。你知道，我们出马了。稍后我可能要乘飞机到那边去，作些适当的介绍。他们是这种办事方法。这件事弄得我们连睡觉的工夫也没有，我每天都要接待人。不过，一切很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听到你的话我感到很高兴，”坎特说，“因为我们这儿那些人很难说话。多尼对你说过吗，他们在这儿杀人？”
“别管它，”勒菲蒂说，“屁事都不管。他们杀人，是因为他们出了差错。”
“对。不过，我想把握一点，别出错。”
“你没什么错的。”
“那好。”
“我还要对你说一说，”勒菲蒂说，“你一旦开始销售，头十天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我把你那里的事安排好了就去芝加哥，你要见见那些人，明白吗？我介绍好了以后，要和你以及他们在一起吃饭。这边没有问题。我们就像弗林①一样深受欢迎。叫多尼来接电话。”
① 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美国电影演员。1935年到好莱坞，因身材健美、相貌英俊而受欢迎。主演《侠盗罗宾汉》等影片。
我接过电话。
“多尼，”他说，“他对我们在这儿干的好像热情不怎么高。他对那边放炸弹的人有些犹豫。”
“他热情很高，只是有点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他感到紧张，我不责怪他，”勒菲蒂说，“那些事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家伙可能是个暗探，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你对他说，什么都不用怕，呼叫器要随身带着，因为我随时都可能找他。现在我们的事正在干了。”
“多尼，托尼在你那里吗？”
“在，勒菲蒂。”
“问问托尼，罗克福德在哪儿？”
“是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吗？”
“是的。”
我问了坎特，罗克福德在什么地方。他说，这个市离芝加哥大约10英里，勒菲蒂，什么事？
“一些人打了电话，要我到那边去，和那里的人见见面。他们将给我安排约会时间。我在这儿等电话，那人要给罗克福德打电话，不管那是什么地方。我去那里时，他就给我向大家介绍。我要向他们说个明白，我在这里干些什么。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上个星期，迈克招待了他们6个人，花多少钱他没有对我讲。他对此不担心的。”
“迈克的事都进展顺利吗？”
“一切都非常好。他吻了我的左脸，又吻了我的右脸。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干。我和他们待在一起大约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先走了，因为迈克还和他们在一起吹牛，吹一些往事。叫托尼把呼叫器随时带在身边。”
在勒菲蒂的交谊俱乐部隔壁，有人开了一爿皮杂饼店。勒菲蒂已经厌恶他，不想让他开下去，就打他一顿，把他扔到了大街上。那人是个普通老百姓，现在要求2，000美元现金作为损伤费。勒菲蒂说：那人如果不提出要钱，而上诉控告，勒菲蒂就会面临6个月的牢房。迈克·沙贝拉认为，勒菲蒂应该接收那爿店，成为自己的皮杂饼店铺。另外，他儿子抢劫身携钻石首饰的那人原来是个联络党徒，因此坐了牢。他还得为儿子的事费力。他们还要他拿出3，500块钱。
因此，勒菲蒂在推动密尔沃克方面的事业上，像以往一样，叫苦叹穷。
“明天有人在纽亚克机场接我，”勒菲蒂在电话里对坎特说话，他在向坎特说明情况时，从来不像对我这个伙伴那样说得那么多。“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你看，我们身无分文，妈的一个钱也没有，你明白吗？我还要招待那些人，我还要赶到那儿去，而你是乘飞机去的。你要给我订个地方。我还得想想，明天早上上哪儿搞点钱，乘的车怎么着落。我真的到了你那儿，你要接我，我们要见见那儿的人，因为他们要了解你，了解你要超过了解我，因为你是在代表我。明白吗？”
“明白。”
“可问题是，我口袋里只有23块钱。明天他妈的，我怎么出去呀？”
“或许我们包租一辆车，”坎特还在拖延他。
“明天这一位要给我们介绍一些人，都是头头们。你知道，他们都是大人物，要帮助我们解决那边的问题。双方要手拉手。我整天要招待这位大人。他81岁，有势力。在纽亚克机场那里他开了旅馆。我陪一天的客，只有23块钱怎么办成事？”
“好，我给你带些钱，”坎特终于说出了口。
“那好。不过，我还有点不大明白，因为多尼说，你对我们这儿的一些活动安排不怎么热情。”
“啊，我从来没有说我不热情的话。毫无疑问，我的热情很高。”
“我对你说吧，我对多尼极恼火，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个乡巴佬。他说你不热情。我说：‘你以为他不去会见那些人？’见到那些人以后，这些事就别去想它了。你同我一起和这些人打交道。”
“我希望别出什么事，”坎特说，“反正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