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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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在处理过程中,我绝对不能有半点的差错。我皱着眉头问:那么就做活肝移植吧!
医生说:我们的活肝移植表面是靠其他人士捐献自己的肝脏,但其实都是黑市里私下买卖的。例如有些人为了供养孩子读大学而偷偷去卖肾卖肝等,我们医院只管移植手术,至于捐肝和肝的来源,得你们自己去搞。你可以到黑市去看一下,估计要20到30万人民币。
自己早上才刚刚探望过受伤同志的在京家属,得把他们好好安排好,他们的丈夫儿子都是祖国的英雄,而且是无名英雄,不能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我对医生说:你说什么?到黑市去买卖人体器官,你以为这是在什么国家?人体器官也可以买卖的吗?
医生奇怪地看着我,转身想走,我急了,拦住他。“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大声吼着。医生看了看我:是的,如果她的亲人中有愿意捐献出自己肝脏的……
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使馆受伤的同志发去了慰问,我告诉他们,祖国亲人对你们牵肠挂肚,总理朱镕基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你们归来——我们没有亲戚了,这些年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回老家,而且由于工作极其保密,也很少和亲戚朋友来往。但我的老伴有亲人,就是我。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捐献!
医生先是摇摇头,说:你年纪太大,如果捐出肝脏,虽然可以延续她两到三年的生命,但你的生命可能也就缩短到两到三年。
处理完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案,我就要退休了,就要去和老伴享受我们的晚年。至于这晚年有多少年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将在一起走过这最后的两三年。我打断医生的话,毅然决然地大声说:没有时间罗嗦了,就这么办,用我的肝脏吧!
医生无奈地看看我,说:那你明天来办有关手续和检查吧,抓紧点,没有时间了,如果检查合格,后天一早就做手术!
第二天我没有能够去,第三天我也没有去成……
我忘记了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我没有权利捐出并不属于我自己的肝脏。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特别是在这个中华民族处于关键的时刻……
党委会议上我受到了严厉批评和指责,我也惭愧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需要我,而我却擅自决定去躺到医院里。我要抓紧工作,不久我获得了美国误炸大使馆的关键性情报,成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的重要依据。中美两国避免了一场因为误炸而引起的冲突。
一个星期后,老伴在北京医院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从来没有流这么多眼泪,苍白和已经不成形的脸上还竭力装出平静的老伴紧紧抓着我的手,嘴巴无力地蠕动着,我听出了那无声的语言,她是想安慰我……
——谢谢您,我的老伴,一辈子你都默默无闻支持我,到如今你知道你要离开了,你却仍然想来安慰我!
从来没有这么伤心,医生告诉我一切都太晚了,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和我风风雨雨走过了一生的老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牵住她的手……
——你一定理解我,我们两人都在党旗和国旗面前发过无数的誓,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
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闭上了沉重的眼皮,把这个世界和我永远关在了外面!你不但带走了你的生命,而且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都一直坚信不疑地认为,我们两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就在于把生命献给国家献给党献给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可是直到这一刻,直到你把生命本身带走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没有了生命本身,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我们曾经让自己的生命活得多有意义,始终最有意义的还是生命本身。今天你让我明白过来。也许你早就明白,只是无法让我这个老糊涂明白,于是你用这种方法让我明白。
从来没有这么迷茫,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把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国家,为什么?不正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命活得更安全,活得更富足,活得更美丽?生命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贡献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更多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是你在最后一刻让我明白这个人生的最伟大的意义……
——老伴活得无怨无悔,离开得平平静静,然而却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命,那时开始我每时每刻不在思念老伴,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
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对自己以前提出的“致命武器”计划产生怀疑和不安!第十二章:少年壮志不言愁
我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富有正义感,所以当高考取得好成绩,我却主动放弃了名牌大学而自愿进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时,街坊邻居都不感到奇怪。相反,很多老头老太太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他们说,“小梁,好样的!”是的,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好青年就应该去当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一晃已经十几年了,我现在还敢那么肯定自己是一个好人吗?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在老街坊的眼里,我绝对不再是那个好青年了。但我不是一个坏人,这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还不够,但对于当了十年警察的人来说,能够大声这样毫不脸红地说出来,真的不多。
作为警察,我知道,善恶虽然只有一念之差,但好人和坏人却应该是黑白分明。
我是好人,于是我去当警察,当了十年警察,我只能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坏人!
没有什么职业比我的职业更需要分清好人和坏人。干了十几年警察,当我认为自己已经练出了火眼金睛,一眼可以分辨出好人和坏人的时候,我却无法肯定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自从看了电影《便衣警察》,情节虽早已经忘了,但那个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就从来没有离开我的嘴巴: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化激流。
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我就是旁若无人高声唱着这首歌进入警察大学的,那几年无论洗澡走路操练,我都会哼哼这首歌。这首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也给了我任意发挥的幻想。大学毕业时,我是各科都以优异成绩离开学校进入广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在迎接新干警的会议上特别强调: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警察,但只有中国的警察的全名是“人民警察”。厅长笑着强调:今后我们不搞繁文缛节,开会汇报都言简意骇,该省略的就省略,不许拖泥带水、啰七八嗦,但是有一个名词不能省略。那就是不许把“人民警察”省略为警察!
几十个新干警都笑了,是自豪的笑。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终生追求引以为豪的职业……人民警察,从此我开始了抓坏人保护好人的生涯。
然而回到我自己身上,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最后终于模糊到我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模糊到我再也不敢公开唱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的主题歌。
如果我是坏人,那么坏人们为什么怕我恨我见了我拔腿就跑?可是如果我是好人,那为什么那么多好人见了我也露出害怕和鄙视的神情,而且都躲得远远的?
如果说我可以对路上街上人的眼光熟视无睹,对男女老少的议论置若罔闻,但我却无法忽视王媛媛和杨文峰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王媛媛,在我的心中她已经近乎女神。在广州这个地方,外表和内在的美丽同时具备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没有可能。由于工作关系,我见过上到副省长的美丽情人,下到价廉人美的新市发廊卖淫女郎,我知道在这个城市每一个漂亮点的女人都在出卖什么,大多靠出卖身体,也有些靠出卖良心和灵魂。可是这王媛媛却完全不同,她活在理想和事业中,她不同流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在刚刚接触她时,我也根据广东的省情想当然地判断出她一定是靠出卖什么而维持她昂贵的衣服和装饰品,我甚至利用自己所学对她作了暗中跟踪和调查,结果让我陷入对她的崇拜和爱恋之中。她的脱俗的美貌,她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个性和绝不同流合污的高雅深深迷住了我。
然而除了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刑事案件的资料外,她对其他包括对我本人没有兴趣。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在她的眼中,只有挖掘事实,跟踪报道和采访,她对这个城市的其他女人们感兴趣的事好像不太感兴趣。不过我对她一直痴心不改,当然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男朋友,她好像对所有的人都紧紧关着心扉的大门。不过只要她一直没有男朋友,我就可以一直怀着希望这样若即若离地等着她注意到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提供的资料。
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到,王媛媛编辑组里来了个四十岁的杨文峰,就算没有长着个侦探的眼睛,我也能够看出来,他们两人很快就搞得火热。而最让我不解的是,竟然是王媛媛在主动投怀送抱。
我哪一点比不上杨文峰?有一次瞅准个和媛媛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不客气地质问她:媛媛,你年轻漂亮,又能干,追求你的人都快排队了。可是你为什么单单挑上杨文峰?
“杨文峰怎么啦?”
我不是说杨文峰有什么不好,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好呀,他比你大了十岁,而且要不是你把他从发行部调到自己的编辑部,他只不过是一个搞发行的苦力而已。
“这我可不爱听,”王媛媛满脸不高兴地打断我,“他那职业怎么啦,总不比你的职业差劲吧?”
这话我也不爱听!平时大家在一起时,也不是听不到对我职业的冷嘲热讽,我都一笑置之;可是今天从王媛媛嘴里说出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我霍地一声站起来,冲着她吼开了:警察职业怎么了?没有我们这些人,天下还能够太平吗?没有我们,看看你们是否还敢在夜晚出门散步?我们警察哪一天不是冒着生命危 3ǔωω。cōm险去上班?全国每年都有超过五百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受重伤的几乎每天都超过十人!我们这职业光荣得很,亏你还是个大记者,你有良心没有,你说差劲是什么意思?
媛媛吃惊地看着我,过了一会才回过神,于是连忙安慰我。不过过后她还是找到机会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你就别自己认为有多高尚了,自己说不算数,要听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你知道吗?在全国各种职业中,你们公安战线一直劣评如潮,哪次全国民调不显示你们这些“人民警察”在贪污腐败排行榜上独占鳌头?你说你们中每年有多少人成为英雄,那谁不知道?可是不要忘记,人民更加知道你们中有多少腐败分子,每年有不少于一千的公安因为腐败渎职被清除出公安队伍……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什么意思?你不要只告诉我有多少干警牺牲了,你最好把眼睛收回到广东地区。就拿你们公安厅来说,你能够解释你们三位副厅长公子开的百万人民币的名车的来历吗?你能够解释你们公安厅出境处的从处长到科员个个存款超过五十万的现象吗?你能够解释人家说在广东干三年交通警察,回到家乡可以盖三层楼豪宅的顺口溜吗?你……”
我制止了她。我知道这些,没有人能够解释。可是这是我们公安部门独有的现象吗?作为警察,我比谁都清楚,广东的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平均六倍于他们的工资加补贴,大家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央都放弃了让大家解释,因为如果都解释出来的话,全国那些普通民众会造反的。中央早就制定了领导干部要公布自己和子女财产的规定,可是不可能实行呀!那些东西如果公布出来的话,无疑就会成为普通民众讨伐中国政府的战斗檄文。
为什么偏偏拿我们公安出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国人民在有困难时候就知道找公安,可是在批评腐败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公安。
“你如果不服气的话,”王媛媛面带讥笑地说,“你能够给我举一个广东公安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的例子吗?或者把公检法一起算上,你告诉我一个领导干部的名字,我保证在三天内向你提供他藏在各个银行和香港银行的存款!”
我很气愤,但我却真提不出。我们公安厅也有几个廉洁奉公的老公安,但都因为入不敷出,加上不合群而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他们由于自以为一身正气而受到单位的排挤,家人的排斥。我想这种人在哪个单位都有。我如果真把这些人拿出来举例的话,那反而让我难堪。
反正我已经不再哼唱那首“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让我热血沸腾的歌,就是唱我也是在心里唱或者坐在马桶上哼两句。我也渐渐对值勤时群众投向我的复杂眼光习以为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我,警察已经成为一个职业,一种赚钱维持我生存的工作。而我当初报考警官大学时,以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一种值得自己“甘洒热血”的伟大事业……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
直到那天杨文峰的周伯伯出现!
我从电话里就判断出国家安全部退休的周玉书局长是被新塘镇公安局派出所设套抓起来的,为的是敲诈几千块钱。但我无法想象,周局长竟然没有识破他们的圈套,竟然只是给杨文峰打了个电话。我为当地派出所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全国的公安部门,特别是地方的派出所,几乎绝大部分都在搞敲诈勒索的勾当,这也是万不得已,地方警察办公经费紧张,不要补贴,有时连工资都要拖欠一两个月。这些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手段中最有名的就是抓嫖客游戏。为此有的公安公然和当地妓女勾结,等她们以找酒店等为名,把男客骗到房间,然后公安突然出现。由于妓女身份确凿,而且当场坦白,被骗的人自然无法洗脱嫖客的身份。这些“嫖客”大多害怕单位知道家庭破裂等,自愿送上五千到一万的罚款。这个钱公安和妓女私分。全国公安都在乐此不疲,湖南等地更是每个派出所都这样干,于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这次新塘的这个派出所竟然搞到国家安全部周局长身上,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当我看到周局长的时候,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谦和和平易近人的样子。我也曾经有机会和广东的政法部门的厅长和局长出差,可是他们那个铺张的派头和那个前呼后拥的德行,放在面前这位周局长面前,简直不亚于皇帝出巡。
这个周局长并不是普通人,他的传奇故事在我们公安和安全战线是家喻户晓的。由于他在情报领域的丰富经验,他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超过正局长退休年龄六年才被国家安全部党委会议勉强同意退下来。
现在这位传奇人物就在我眼前,一边用自带的手帕擦鼻涕,一边看着我们微笑。被我们领出当地派出所时,他手里提了个小包。后来杨文峰告诉我,他的周伯伯在搞什么社会调查。我想有机会,我得告诉王媛媛,让她看看像周玉书这种领导干部,不要把我们政法系统的人都看成坏人。
*****
初次见到周玉书六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刚刚到办公室,处长就进来,他说:“李副厅长叫你去他办公室。”
我看了看处长,准备和他一起走,但处长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我知道是要我一个人过去。我忐忑不安地敲了敲李副厅长办公室的门。门开后,我发现李副厅长办公室里坐了另外的三个人。李副厅长招呼我坐下。我这才看到面前的三人腰板挺直,其中两人年纪较大的头发都花白了,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
“小梁,这几位是上面来的。”
我和他们一一打招呼,那个年轻人打量着我,有些盛气凌人,花白头发只是微微点了下头。我正有些对他们的傲慢不满,却发现副厅长走过来,点头哈腰地亲自为三位倒水。
“小梁,现在手头没有放不下的工作吧?”
没有等我回答,李副厅长接着说:“现在想派你接受一件重要的任务。”
李副厅长说罢并不做声,拿眼看着两位花白头发。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看着我。
“你认识国家安全部退休局长周玉书吧?”
我想解释,告诉他们我是通过杨文峰认识的,但话只说到一半,就被花白头发挥手打断。
“我们都知道!”他不顾我脸上的吃惊,继续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交代了李厅长,他把你的情况也全部向我们作了介绍和汇报。我们认为你非常可靠。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可以从你科里带一位干部,加上我们的小钟。你们三人组成一个行动小组。”
他停下来,我看了一眼他提到的小钟,点了下头。
“这个小组由你负责,你们只对我们负责,工作任务属于绝对保密,不能对厅里的任何同事和领导提起。你们的工作就是全天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周玉书!”
我大惊失色,脸上的表情显然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
“你要把周玉书的行踪每天固定通过电话向我们汇报一次。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
我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因为脑袋一时之间充满了问题。首先,我是刑警队的刑事警察,跟踪监视只是在破案中用到,但并不是我的特长。其次,使用了跟踪监视,并且要汇报周的行踪,这交代一点不明确,是跟踪保护周局长呢?还是跟踪取证最后要定他的罪呢?如果是前者,那是我们厅保卫处的任务;如果是后者,则必须详细交代我目标的嫌疑历史。最后,还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周玉书是国家安部退休的情报首长,一个地方公安厅有什么权力和能力去跟踪监视他?我再狂妄,也知道跟踪这样的老手,不到一天就会把自己暴露。当然还有疑问,为什么由李副厅长直接交代任务给我,这样越级指示在我们这个讲究等级和级别的单位并不常见。
这些疑问一股脑涌进我脑子里,反而让我无法问出任何一个问题。我只是看看两位花白头发,又求救似地看看李副厅长。
接下来一个小时里,花白头发和小钟对我轮番交代,他们走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结果李副厅长又用了半个小时重复他们的交代。
交代完,看到我仍然一脸迷糊,李副厅长有些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你就不明白?”
就是因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