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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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旧军巡防营、巡防队防守的阵地和城镇相继失守，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结舌。一方面是旧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敢恭维；另一方面，革命军的猛攻蓄谋已久，且参战各部都接到了坚决严厉的命令。“不要计较损失，关键是赢得战斗”。
这是一场决战。不仅是军事上的，其政治意义更加重大。清廷将承受太平天国以后最大的一次挫折，且在雨季结束前，再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击败滇南清军集团。也会让法国人重新衡量利益得失，从而打通由越南进入根据地的通道。
也就是说，此次战役不仅要消灭敌人，更要让敌人感受到革命军旺盛的战斗，以及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为革命军争取到在滇桂经营、壮大的时间。
法国大革命时代一位著名战术家拉萨尔？欧什说过：“如果剑短，就多冲一步。”这个命题的逆命题是：“如果剑长，就后退一步。”
在起初的战斗中革命军尝到了甜头，便屡屡发动夜战近战，战果巨大。而清军，无论是战力低下的旧军，还是比较自负的新军，都不适应这种战法，以致于对黑暗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而对近战夜战的畏惧，也说明了他们的作战意志的欠缺。
在当时的中国，新军确实是有别于旧军的近代化军队，战斗力也大大强于旧军。但历史上的评价也很客观，那就是“新而不强”。
所谓的“新而不强”，应该是多方面的衡量和原因。
比如与当时的世界强国相比，新军仍是差距甚远。要知道，西方的军事体系经过近代的一场场国际性战争，体系已锤炼成熟。这时建立一支现代军队是需要强大的工业和经济基础的，人口数量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工业力量和动员能力才是一国战争能力的真实体现。
因此，处在农业社会的清国根本就不具备建设一支强大新军的能力，别说拼消耗、拼钢铁、拼工业的战争形态是清国所不敢奢望的，即便是固有的制度问题也让新军本身是弊病一堆。
曾有人便对新军中的混乱与大发感慨：“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校阅如同儿戏，靡费如同流水，军中内部也是问题多多，譬如赌博之风，譬如官兵关系，等等。更为惊心的是，有的军中买官买官明码标价，公开出卖，乌烟瘴气。
当然，这不是专指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晋升机会太少，比如革命党隐藏其中。
可若说失利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湖北新军不适应水土环境，缺乏山地丛林的实战经验。
克劳塞维茨，这个生前落魄，死后殊荣的普鲁士军事哲学家说得好：克服敌人的现有手段和意志力，就可以打垮敌人。而杨开甲率领的湖北新军第三十标现在又有多少手段和多大的意志力呢？
布防周边的滇省巡防队的十个营相继败退、损失惨重，千余残兵败将向河口、蒙自聚拢，寻求湖北新军的保护。杨开甲一边派人急报，请求援军，一边急令驻防河口的两个营回师蒙自，准备集兵坚守，以待援兵。
东路革命军不战而取河口，继续追击，一路光复坝洒、龙膊、新街、蛮耗、古林菁；中路革命军相继夺占泥巴黑、车河、南溪、老范寨、三岔河、白河；西路革命军则攻破建水、个旧，逼近蒙自。
杨开甲眼见革命军兵力占优，坚守蒙自将被完全包围，失去退路，便率军北撤，向开远后撤。
但革命军各部队象一群群恶狼，从三面兜杀过来，死死地粘着清军。现在已经不必再节省弹药，也不必再调整什么战术，目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彻底歼灭清军，这极有可能就是决定性的一战。
终于，杨开甲率领的撤退部队遭到了强硬的阻击，负责切断清军退路的一支革命军部队在匆匆挖成的战壕里，泡在齐腰的泥水里向仓惶奔逃而来的清军猛烈射击，向清军宣布，此路不通。
困兽犹斗，清军经过整顿后，向阻击阵地发起了一次次的猛攻。极端困苦危险，而且无路可退，竟使清军似乎也具有了背水一战的拚搏精神。
前几日的那场大雨给敌我双方都带来了困扰，阵地一片泥泞，壕沟均成泽国，革命军的阻击部队异常顽强地守卫着阵地，用机枪、步枪、手枪、刺刀、手榴弹，甚至枪托、拳头、牙齿，将冲入阵地的清军士兵一次次反击出去。在犬牙交错的阵地上，清军数量不多的火炮反倒不敢胡乱轰炸，以免误伤自己人。
枪炮声打成了一片，清军以营为单位，轮番向革命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冲击，喊杀声惊天动地，双方都在拚死争夺，阵地得而复失，阵地前躺满双方士兵的尸体。
杨开甲举着望远镜，前方是两军士兵疯子似地狂叫着，在战火中扑跌腾跃。他流露出难以名状的冲动和烦乱，喃喃道：“同胞相残，我们这是在为自己的荣誉而战斗吗？”
……………
第二百一十二章军心之胜，暗杀影响
四千对一千五，如果以攻守之势来比较，兵力相差并不悬殊。○以装备来说，双方相差不大，清军有两挺马克沁，革命军则有五挺轻机枪；清军火炮不多，革命军在近距离则有手榴弹。
但革命军有简易工事，选择的阻击阵地正面也较窄，使清军难以展开兵力，发挥人数上的优势。
激烈的战斗使巡防队先丧失了战斗下去的意志，千奇百怪的避战方式出现了。有的趴在泥水里装死，有的在拼命后退，有的已经脱离而逃。
一阵混乱之后，杨开甲不得不命令巡防队撤下去，完全靠湖北新军来打通道路。
战斗愈加激烈而残酷，革命军也不断地投入兵力，确保阵地不失，或是进行反冲锋，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几乎全部是复兴会会员的中下级军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勇敢，他们的身先士卒，使阻击部队犹如惊涛拍击的巨石，浪潮过后，依然是岿然不动。而革命军中招募的大部广西士兵，在军官的鼓舞下，也显露出了悍勇的本性。
战斗是残酷的，这令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场面的杨开甲也心神震撼，他用非常奇特的数字来记录战斗的激烈进程：一个营三百多人，一次冲锋过后就变成了二百人；然后是一百人、几十人。远道而来的湖湘子弟就这样血肉模糊地倒在了异地他乡的泥泞污水之中，很可能还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同胞们，别为满清朝廷卖命啦！”
“想想你们的妻儿父母，他（她）们在等着你们回去呢！”
“投降不杀，优待俘虏！”
“你们埋骨异乡，家人如何生活？”
…………
革命军阵地上传来了阵阵喊声。在屡屡受挫、尸横遍地的情形下，这种劝降式的宣传相当具有杀伤力。
杨开甲握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他看到了周围士兵的表情和眼神，不仅仅是惊惧，还有惶惑。同胞，都是汉人。确实是同胞。而即便是勇敢的士兵，在提到埋骨异乡，提到远方的亲人时，心中也不得不升起犹豫和迟疑，被触动起亲情的怀念产。
对杨开甲来说，此时的生死功名恐怕都无足轻重。但他却觉得愧疚，对不起那些把鲜血流在异乡的小伙子，他们有父母兄妹，或许还有妻子儿女。他不是也一样有怀念，有眷恋……
但是——杨开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再次握紧了拳头，准备下令再度冲锋。
枪声突然在身后响起，杨开甲大吃一惊，以为是追兵已至，那可就是覆灭之灾了。不等他派去的人回来，已经有几个士兵仓惶奔来。向他报告，队后的工程营发生叛乱。管带阮荣发为叛兵所杀，叛军冲垮巡防营等旧军，前往投奔乱党了。
果然是余孽未除，终成大患。杨开甲不用想，便知道是日知会所发展的党人趁机作乱。杨开甲知道士兵中党人的数量不会很多，但这个时候还真是选得好。前有阻截，后有追兵，形势恶劣之下，难免军心摇动，惶惑的士兵极易受到煽动。看吧。工程营可能只有十几个，甚者几个党人，干掉长官造反，竟能裹胁差不多一个营跟着走。
而工程营反叛造成的影响是极恶劣的，杨开甲看到起初的劲头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窃私语，脸色变幻，忧惧于形。
杨开甲有些恐惧，谁知道士兵中还有没有党人，会不会有人向他打黑枪。他赶紧将警卫队唤来，加强自身的安全保卫，又狠了狠心，命令三营开始进攻，突破对面敌人的阻击。
枪声、爆炸声又响了起来，但杨开甲吃惊地发现，这一次进攻完全没有了悍勇拼命的样子，在对面的枪弹射击下，只是稍付出伤亡，部队便卧倒在地，对射而不前进。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如果杨开甲知道后世这句话，肯定会脱口而出。但他心中有些发毛，老是担心再起内乱，也不太敢死命相逼。
时间，就这么浪费了。绞索越勒越紧，当激烈的枪声从后面传来的时候，清军不可抑制地骚动、混乱起来。
追击部队赶到了战场，克服疲劳，立刻投入到战斗中。虽然缺乏重武器，但革命军的喊杀声惊天动地，猛烈的攻击终于打碎了清军最后的战斗意志。
凌晨五时二十分，清军崩溃了，准确地说，是巡防营的崩溃带动了新军的崩溃，是反正的工程营士兵的喊叫劝降引起了新军的骚动、厌战。
“……虽然士兵和军官们都曾象勇士一样战斗，但战局已经无法挽回，敌人越来越多，而且悍不畏死，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或者说是被他们所欺骗了。我下达了命令，停止无畏的抵抗，以便让更多的士兵能够保留生命，回家去见他们的亲人，这可能是我最后的责任……”
杨开甲颓然地坐了下去，苦笑着挥手命令警卫放下武器。战斗意志被消磨，被摧垮，强令抵抗也不过是多增加死伤。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承认，革命军在装备上并不弱于新军，在作战意志上则要更强一些。而那些中下级的军官，他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说是狂热也不为过。
……………
战争没有百分之百的取胜之道，再完美的战术也难免会出现纰漏，然而正是有这些未知的因素在里面，才让战争变得绚丽多彩，涌现出无数的名将名帅。
战争还是一张复杂的连环扣网，有的扣结无足轻重，有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
滇南的清军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十个巡防营，新军一个标，五六千人，逃出去的寥寥无几。
而革命军调动了近万人马，其中无线通讯大显威力。数支部队配合得相当默契，进攻、阻击都打得坚决勇敢。
至此，滇桂形势发生了逆转性的转变。在广西的清军集团虽然能够击退负责牵制阻击的革命军一部，甚至能收复南宁，但这已经无关大局。重新联成一片的革命军，再度威胁昆明。
在锡良气急败坏且惊惶失措的急令下。清军集团转调昆明；告急电报接连报送清廷，请求增兵再战。
…………
雨季要来了，革命军终于争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训练、经营、巩固的时间。经此一战，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便会重新开始，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通道很有可能都获解决。而且，广东清军独木难支，恐怕也会有重新的调整和布署。
陈文强放下电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结果呢，说意外也意外。说不出所料也有道理。
要知道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而当时坚定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坚韧不屈、百死不挠，“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的英雄志士。他们充满激情，不畏死亡。甚至渴望以血荐轩辕，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
而革命军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实、厚道的农家子弟。能吃苦耐劳，也有一惯的服从，还有广西人特有的悍勇。所以，在一群狂热、勇敢的军官带领下，即便训练时间还短，还有所欠缺。也依然不是几千新军能够击败的对手。
几个月的缓冲时间，革命军应该能在战力上更加提高一个层次，也基本能实现稳固根据地、因地就粮的战略意图，陈文强对此是比较有信心的。
急攻进取，当然也是一个套路。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革命军到现在为止，充满朝气、锐气，这是可喜的优点。同时，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
占据一块地盘，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的试验田。由一地至全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强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高，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而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
第二百一十三章编练新军，再谋官职
恩铭之死，所带给清廷的震动，在另一方面却加速了立宪的步伐。
因为清廷突然意识到传统的笼络士子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人心已散，大势将去。
堂堂的四品道员、省巡警学堂堂长，职位品级既显赫，职务内容（新政）也很时髦，可谓极有前途，这样的品级和职务都笼络不住一个徐锡麟，清廷的挫败感是可以想见的。显然，清廷已经失去了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对此，新疆巡抚联魁十分忧虑地说道：“皖省情形如此，其他已可概见。”
这种忧虑，反映到决策层面上，则成了体制内改革派官僚用来和朝廷就宪政问题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
袁世凯即上折，要求朝廷简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国、英国，专门调查研究宪法；随后，两江总督端方上折警劝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趋高涨，应赶紧“俯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动排满之乱党”，迅速颁布宪法，使国民之心“皆归于宪政之一途”；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则把吴樾当年谋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锡麟枪杀恩铭两事并举，警劝清廷迅速“行宪政，融满汉，以安天下之心；开国会，导人才，以作徙薪之计”。
连对立宪消极敷衍的张之洞，也态度大变，积极起来。他在奏折中表示“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又言“只须速行立宪，乱党风潮自然平息”。
革命成为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这听起来有些诡异，但倘若理解到晚清最后十年，“宪政”与“革命”之间的同步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显然，暗杀事件使清廷不得不加快了立宪的进程。宪政会提出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被宪政审查馆顺利审核通过，清廷下旨颁布，各省马上开始筹备谘议局，
